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回溯改革开放30年，庆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哲学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于2008年5月23—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了“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学术研讨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大椿主持了大会开幕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秦宣、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志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孝廷等到会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吾伦、海军工程大学高文武将军、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伯聪代表自然辩证法学界的“老兵”发表了嘉宾感言。来自全国三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十多位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老兵新秀，共襄盛会。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正式参会论文61篇，围绕马克思科学观、当代科学论两大主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讨。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三十年老兵新论

　　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代表参会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他们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自然辩证法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刘大椿教授作了《当下科学论的发展趋势和生长点》主题报告。他指出，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科学观理解过于简单，事实上我们今天提到的许多问题，如以生态视野、用人文观点来看待科学等都在马克思著作中有所论及。当然，这并不是为证明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说到，而是强调把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相互参照会给我们很大启发，构成我们思考、应对当下问题的重要背景。他认为当代科学论研究有一个由卡尔纳普、赖欣巴赫、亨普尔等所建立的“正统科学论传统”的大背景，这一传统设定了许多规范的问题域与应答域。后来的科学论研究路径多样，但在“试图走出正统科学观”这一趋势上是同一的。这包括过渡期的波普、库恩、拉卡托斯。随后是另类科学哲学，大致包括费耶尔本德、罗蒂、福柯、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德里达、利奥塔等对科学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今天的许多思想都来自于这些另类科学哲学思考。此后，阿伽西、苏珊•哈克、海丝则在充分吸收这些修正的科学哲学之上，继续探索。今天的科学论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学本身，而是“穿越”科学指向社会，指向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比如自由、价值、存在等，其中有四个主要的生长点值得关注：科学知识论/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人类学、科学文化哲学、科学伦理学。

　　中科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作了《论科学真理》主题发言。他的论文集中围绕科学真理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发言集中在三点：1）什么是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科学论”这一汉字表述最早可见于日本学者文献，是指对科学整体的多学科研究和多维度透视，是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2）科学真理的多元性。僵化教条主义者，认为科学真理只有一个，甚至把真理多元论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据，这是100多年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当下的研究表明，科学真理具有多元性，它源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采用的不同研究纲领，不同描述方法，不同科学风格以及不同研究深度和不同思维模式。3）科学概念对实在的把握问题。通常认为感观感觉到的才是实在的，科学概念对实在的把握有很大距离。但科学研究表明，科学概念越抽象越能把握实在，更逼近真理，理论实在是主体思维的自由创造，能够更为深刻的把握实体实在。

　　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作了《现代中国科学观演变探析》主题发言。他分析了中国近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历程，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科学观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科玄论战”的结果确立了科学受尊崇的地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限制了纯理论研究相对独立的发展，对“伪科学”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启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仲林教授作了《马克思创造观初探》主题发言，他认为，当前无论在科技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创造作为一个热门词汇，受到举国上下的关注。但是这种热的背后，也存在一种过渡追求经济效益、物质利益的倾向，创造的人生意义和和社会价值被无情的忽略了。为了在人的本性和社会实践意义上建设全面、深入的创造观，他结合时代特点，从需要、自觉、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讨论了马克思的创造观及其现实意义。他强调，创造是人的最高本质，是人的“真善美”内在尺度在实践上的全面展现，要善于从创造中悟道。

　　东南大学吕乃基教授作了《中西STS的“外围”比较及中国特色的STS》的主题发言。他指出，中西STS研究者在知识背景及进入的视角、研究界面、研究途径、成果应用，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此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有必要构建面向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STS。发展中国特色的STS，研究中国科技的实际情况和案例，以特殊性丰富普遍性，才可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地位，推进世界STS学术发展。不仅如此，适应中国的发展目标并由中国的现实提炼得出的观点和理论，还将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

　　南开大学李建珊教授作了《科技价值二分的哲学思考》主题发言。他认为，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与其应有价值发生了背离。西方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面对科学技术与价值的背离，需要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过程中坚持遵循利益原则和公正原则的尺度，达到最大限度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目的。中国要想避免科学技术的不利影响，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张之沧教授在本次会议作了《如何看“伪科学”》主题发言。他着重批判了科学论中的绝对主义错误，强调了相对主义的价值。他指出有科学就有“伪科学”。但是对于“伪科学”的划定，却存在各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法，而且要清楚明白地对其界定也绝非易事。因为人们往往把它和“反科学、非科学和假科学”相纠葛；加上鉴定何为“反科学、非科学和假科学”也十分困难，这就更需要人们在否定“伪科学”的时候，慎重小心，以免扼杀科学的雏形。再者即便是“伪科学”，也可能会在方法论、知识论、实践中带来启发性，为人类从事发明创造提供宝贵的财富和源泉。他在发言的最后强调，科学并不在存在于科学当中，也不存在于科学家与专家的嘴中，科学同样存在于老百姓当中，存在于常识中。一切科学都是全部人类智慧的结晶（卡西尔语）。

　　中科院研究生院刘二中教授作了《芝诺悖论若干解释的辨析》大会发言，他指出，芝诺悖论不仅是经验悖论，它还可以是或者首先可以是数学推理悖论或理想实验悖论。对芝诺悖论的经验反驳和推理反驳未能抓住芝诺悖论的要害，因而是无用的。芝诺悖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错误，是一种概念误用，包含内在的逻辑矛盾。芝诺悖论毕竟是靠逻辑导出的，对其彻底破解必须找出它推理过程中的逻辑缺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立松教授作了《科学的社会建构和技术的社会建构》大会发言。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启示了技术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两者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两者都参照社会人类学的实地（田野）研究方法做了很多案例分析。但是须对今天的建构论进行反思，SSK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并没有超越传统科学哲学的解答，只是增加了微观实验室的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向本次会议提交了《科学思想变迁对科学发展观的贡献》论文。他认为，科学思想在给社会发展观提供哲学背景的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思路与实现发展的途径。唯经济增长观与经典的直观本体论科学思想具有内在联系，而当代科学思想则正在呼吁与形成一种全新发展观——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安启念教授为本次大会撰文《马克思自然科学观中的人学意蕴》。他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都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其自然科学观包含着深刻的人学意蕴。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生产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因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的解放的重要促进力量；同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在私有制之下自然科学对人的异化，并对物质生产的发展与人文价值标准的关系有所论述。国防科技大学朱亚宗教授在为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考察了美国科学、学术与教育的现状，他从追求卓越的一流意识、“三位一体”的研发模式、横向融合的交叉创新与优选优教的人才培养等方面论述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学术精神。

　　二、马克思科学观研究

　　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秦宣教授提出了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希望：在此特别的纪念时期，希望与学界同仁共同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并与马克思对话，感受马克思的学术风范，像马克思一样探寻科学真理；希望与学界同仁共同反思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准确把握马克思基本原理和其价值追求的精神实质，抓住研究马克思研究的良好机遇，在新世纪新时代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希望与学界同仁认真总结100多年来马克思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全面分析面临的挑战，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基本重大问题；希望与学界同仁通力合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与人才培养，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孝廷教授在开幕式代表研究会的发言中指出，马克思科学观是一个常思常新的话题，近年来对这个主题的回应稍弱了一些。这一主题是向190年前马克思这位伟大思想家表达敬意，也是时代的回应。马克思主义诞生与科学技术有直接联系，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马克思那样对科学技术评价那么高，讨论的那么系统。马克思一方面把科学技术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忽视了马克思科学技术观这一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在当下，关注马克思科学观不是一个空洞话题，这一研讨可涉及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该如何发展？如何如于光远前辈所倡导的，开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中国学派？等等。此外，自然辩证法研究如何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作了《马克思科学哲学纲要》大会主题发言。他认为，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它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支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理论视界是“现实的人”；实践生存论的思维方式，为科学哲学构建了生存论的本体论，变革了科学哲学的理论旨趣和哲学主题，确立了批判的历史的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解释原则。马克思的科学哲学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他强调，在和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中，马克思科学哲学表现出了彻底的批判性、历史性和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作了《马克思科学观——从日本学者的观点》大会发言，介绍了日本学者对马克思科学观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本质的理解、马克思学问意识的特征、马克思对待近代科学技术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被“俄国马克思主义”歪曲的历程等等。西南交通大学王伯鲁教授作了《关于马克思科学观的几点思考》大会发言，他提出三点思考：1）马克思是否有科学思想？ 2）如何梳理马克思科学思想的文献？他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思想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原生态的科学思想，尚未展现出抽象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清晰的体系结构轮廓。其文献大致分散存在于四类文献中：一般论述，科学和社会；科学分类，科学体系；科学的认识；科学的历史发展。3）解读马克思科学思想的原则与方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副教授作了《马克思科学利益观及其当代境遇》的大会发言。他认为马克思非常重视对科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在其大量著作中做了一系列深刻阐述，并且明确了关于科学利益的基本观点。这包括：近代科学的本质是资本的力量，它既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与福利，又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应当改变资本生产方式，使科学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等等。国防科技大学曾华锋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中科院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寅生副研究员作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自然辩证法的诘难及中国哲学界的相应观点》大会发言，他认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对自然辩证法提出了诘难，包括：自然辩证法规律在自然界并不普遍存在；自然辩证法不能提供新知识等等。他特别强调，中国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尚未对这些诘难提出有力的反驳。遵义市委党校刘华勇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是马克思科学观最基本的观点。浙江师范大学陈向义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认为巴伯对马克思的科学发展思想的理解存在着偏颇。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不是纯粹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强调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地，巴伯的科学社会学还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对科学发展、科学后果的理解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方面。北京大学唐文佩博士生在大会发言时认为，应挖掘传统科学家的一些论点，将其纳入科学史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赫森论点”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史研究的第一次系统尝试，她以此为研究范本，探讨了这一科学史研究视角及其启发意义。湖南大学副教授丁军强在大会发言中认为，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过不同的科学概念，理解这些概念是理解马克思科学思想，构建马克思科学论体系的基础。现实的人的自由是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的多维形相之匙，马克思视域中的科学的本质是自由。

　　四川省社科院的查有梁研究员为大会提交的论文《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辩证自然观》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哲学基础上否定了牛顿的“机械自然观”，在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重新解释中，引申出了“辨证自然观”。这成为了后牛顿物理学自然观的哲学先驱，对物理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性。中国海洋大学王书明教授等提交的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环境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观上的革命也像认识论一样, 在逻辑上是由于引进了辩证法和实践观点后发生的。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研究、解释自然界克服了机械论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研究、解释自然的方法论缺陷；用实践的观点解释自然克服了机械论敌视人的自然主义缺陷, 生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人本主义特性。复旦大学教师徐志宏博士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认为，马克思科学观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马克思对科学的整体性思考，大致可以用“一门科学”思想来总结其成果，他一生对科学的实践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二是马克思关注自然科学的基本方式和根本原因，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考察过程中对近代自然科学所做的思考，所表达的观念和态度。

　　三、当代科学论探索

　　清华大学吴彤教授作了《实践的科学观：从马克思到科学实践哲学》大会主题发言。他讨论了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及其发展，讨论了STS、科学实践哲学、后SSK和新实验主义的科学实践研究在何种意义上借鉴了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细化和扩展了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他认为马克思把实践概念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维度扩展到工业实践的生产维度，不仅是人类历史演化到工业社会的反映，而且是对于以往哲学家只关注表征世界，不关注改造世界的叛逆，是反对理论优位的最早代表；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明显地影响了SSK的实验室实践文化研究；而当代经由SSK实验室研究到科学实践哲学则把科学实践细化和深入到实验实践、实验室实践以及科学话语实践和概念实践上，也同样是科学昌明时代的产物。价值关怀、政治权力维度综合融入科学实践，体现了实践的多维度（认知的、审美的、价值的和权力的）意蕴。中科院研究生院孟建伟教授作了《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大会发言，他认为科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范式转变。这种范式转变包括四个方面的涵义：1）从知识论到文化论；2）从“小哲学”到“大哲学”。科学文化哲学将不再局限于就科学而研究科学，而主张不仅要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科学，而且更要从人（创造者）和人性的高度来研究科学；3）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4）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科学文化哲学将不再沿袭西方科学哲学的老路，而倡导在借鉴和吸取西方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走中国自己的科学哲学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蒙本曼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分析了我国广西壮族地方性知识问题。他认为壮族地方性知识充分体现在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渔业生产、手工业制品、医药卫生，以及建筑、饮食等各个方面。在科学视域中，壮族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本土知识体系，传承了壮民族的文化过程，是壮民族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中科院研究生院李彤宇博士生，以实证分析的方法，依据对《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发表文章的统计，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征概括为四点：共时与历时交织、引进与创新并举、自然辩证法传统和西方科学哲学两种传统并行、学术研究与思想解放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吾伦研究员在大会嘉宾发言中强调，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思维创新，生成整体论、复杂性研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作了《科学革命：科学世界图景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大会发言。他认为，人类科学史上经历的三次大的科学革命，相应实现了三次科学世界图景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大的变革。第一次科学革命迎来了实体实在论世界图景的科学实现，培植起了实体思维方式；第二次科学革命迎来了场能实在论世界图景的科学实现，培植起了能量思维方式；第三次科学革命迎来了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的科学实现，培植起了信息思维的科学思维方式。21世纪，信息思维的光芒必将更加辉煌的普照人类科学的殿堂，并加速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武金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重点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由来和价值。他强调，批判性思维是进行批判性论证的思维活动，是训练和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重要学科。它以形式逻辑为基，以论证逻辑为用，补数理逻辑之短，乃培养、训练和考核人才的重要工具。中国人民大学刘劲杨博士在提交本次大会的论文中，试图拓展了复杂性研究的视野，他以哲学视野把当代复杂性研究纳入到六个核心主题下：复杂性转向、从存在到演化、从对立到互动、从构成到生成、从寻求确定性到挑战确定性、从理解到应对。他认为，通过对复杂性研究视野的拓展，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复杂性思想的精髓。

　　中科院研究生院李伯聪教授在大会嘉宾发言中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个经济学家，马克思科学观与马克思经济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前者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后者以资本为核心。厦门大学副教授欧阳锋作了《当代科学论的经济学转向》大会发言，他认为近些年来，人们愈加注意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科学。随着经济学的因素不断渗入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之中，西方当代科学论研究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经济学转向”。科学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传统的单向关系被打破，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已向科学论特别是科学哲学等领域渗透，经济学不仅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成为科学哲学可利用的资源。广西民族大学高剑平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从此视角分析了技术的二重性问题。他认为由于人的物质精神二重性特质，导致了人的商品生产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进而，由商品生产的二重性导致了技术过程中的“真”“利”二重性。

　　中国人民大学欧阳志远教授作了《伪科学辨》大会发言。他认为，科学思想要实现突破，就应当对各种假说持宽容态度，同时应当突破把西方话语体系作为唯一评价准则的藩篱，对非主流思想不能轻易斥之以“伪科学”之名。关于伪科学的界定，牵涉到对“科学”的界定。虽然关于科学内涵的认识众说不一，但对于非科学还是可以找出基本划界标准的，这就是完全不具备证实性和逻辑性(不仅指形式逻辑，还包括辩证逻辑)，以及完全没有创新性。在中国语境中，伪科学属于非科学中带有刻意欺骗性的一种特殊形态。基于人类认识世界过程的复杂性，有的科学思想可能在开初很难得到验证，也很难为主流科学理喻，因此有必要把一般的“非科学”与“伪科学”进行适当区分，这样有利于给新思想特别是非西方形态的科学思想提供成长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林坚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也认为，对科学的理解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科学”一词实际蕴含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等不同的意义。特别要辨明科学与伪科学、反科学的区别。但是，伪科学有特指的含义，一定要慎用这个指称，应注意区分这些不同名称的内在区别。他分析了伪科学出现的五个原因，提出应正视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反科学现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孙红霞在大会发言中认为，早在科学诞生之初，反科学就以蒙太奇的形式出现了，关于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必将长久持续下去。她认为通过反科学的视角或许能够发掘出从一般的角度难以洞察的问题，她讨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论题：1）科学研究与人类进步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科学对人类自身的负面影响。

　　STS研究是当代科学论的重要组成。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刘海波研究员作了题为《科技决策与公众参与》大会发言。他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科技的发展方向，公众也有权知道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科技政策制定者也大幅度开放了科技政策过程，公众参与就成为科技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实践意义突出的问题，而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则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关注重点。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关于公众参与决策的七条对策建议。中南大学蒋美仕教授在大会作了《从职业伦理到公共政策》大会发言，他重点考察了美国于20世纪70－80年代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制度性转变及其意义。包括：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联邦法规与一整套部门机构政策体系；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层级监管机构；为举报和查处科研不端行为设置统一的法定程序；为应对科研不端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营造培育负责任研究行为的环境，建立和实施了系统有效的教育与训练体系。湖南大学欧庭高教授的《科技创新的文化维度》大会发言强调，科技创新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相对独立的一个重要文化维度，它可以透过创新理论演变的逻辑、创新管理追求的本质及创新政策的诉求中得到理解。应把科技创新从功利性、工具性、物质性等占有性的硬性文化意义中解脱出来，生成催生科技创新活动及构建科技创新行为的良好文化氛围、环境和场域，形成一种科技创新的文化自觉或文化习惯，使科技创新能够繁荣、持续地的延伸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佩琼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技术恐怖主义”概念、内容与相关的理论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作了《论科技生态与生态科技“深绿”的划界问题》大会发言。他认为传统的科学的划界标准暴露出不适用某些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这需要科学技术观的转变。科学的判定应当由现实功效维度进入历史维度。从历史维度考察，在把绿色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目标时，应注意绿色有“浅绿”和“深绿”之别。他提出以是否符合地球自然的历史作这划界标准。即科技发展是否符合地球生命主体的“生生不息”和“地球生命环境的正向演替”的规律，违背这个规律不仅仅潜在着对生态自然的破坏，也会带来对人类生态自然的破坏。长沙理工大学蒋显荣副教授在大会发言时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他认为人类主体地位是自然历史形成的，它还在进一步加强。它不应背负骂名，反而应该鼓励主体的开拓性，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但主体（人）行为对环境问题负有绝对责任，解决环境问题应从主体行为上而不是从主体地位上来寻找办法。

　　四、西方科学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段伟文副研究员作了《多元主义与整体论视野中的科学》大会主题发言。他认为，自逻辑经验主义式微之后，科学哲学大致经历了后实证主义和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在此过程中，一元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统一运动等逻辑经验主义的目标被基本消解，科学哲学实现了从“科学的哲学”到“关于科学的哲学”的转变。其主导范式不再局限于基于物理学案例的一般的科学哲学，而呈现出多元化进路，其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元论的基础主义和表征主义，倡导科学的多元主义。科学哲学如果要对科学有所助益，应该反省其自身的思维方式的优势和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考或本体论的预设的作用应该是批判性的或尝试性的，要避免陷入普遍性或一元论的迷雾之中。同样的，科学也不会走向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实际上，科学的未来之路何在，可能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一定是一个恰当的哲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艾志强在大会发言中认为，科学主义科学技术观和人文主义科学技术观是20世纪两类主要的科学技术观。从科学主义科学技术观到人文主义诸种科学技术观的演化表现为考察科学技术视角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两类科学技术观不仅表现为一种对立的局面，而且在此基础上又体现着一种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即是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力教授作了《自然主义效应》大会发言。她认为自蒯因1969年发表《自然化认识论》以来，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和哲学追求，自然主义一方面遭遇到激烈抨击，另一方面受到广泛传播。在分析自然主义究竟为我们回答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哪些思想资源时，她提出了具有开放思考性的四个问题：第一，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必然引向社会认识论吗？第二、应对规范性理论困境必然诉诸语境规范和实践规范吗？第三、强调认识论与经验科学的连续性必然导致哲学的科学化吗？第四、科学认知是涉身的吗？中科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向大会提交了《科学认识的建构与非自然性》论文。他认为，“观察的渗透理论”，科学研究的范式基础，科学理论建构方法的应用，科学实验的理论负荷等，都表明科学理论的人为建构性。理论、模型甚至很多独立的事实并不以原初形式反映自然，而是对自然的特殊方面或隐蔽结构进行描述，或者力图描述特定的人工现象。这一事实最终表明，自然科学不自然，自然科学非自然。

　　清华大学蒋劲松副教授作了《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视野中的教育》大会发言。他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费耶阿本德的教育思想，认为其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关注现实，带有极强的社会批判色彩。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教育压抑个性，不够开放和多元化，其根源在于流行的科学沙文主义。理想的教育应该是开放的、互动的过程，应该将教育的权利还给民众，应该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拒绝科学对于教育的垄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由社会中的公民，让他们具有成熟性，其途径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首创活动。

　　北京理工大学刘永谋副教授作了《福柯的后现代知识论》大会发言。他认为，福柯的知识论思想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和谱系学之中。与传统认识论、科学史相比较，福柯的知识论视角新颖，内容独特。福柯的知识论坚持反主体的主旨，是一种后现代知识论。福柯的知识论全面颠覆了现代认识论，是一种“反科学”，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周立斌副教授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松锋博士共同关注了海德格尔的科学思想。周立斌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来源尽管极为复杂，但在对现代科技本质的认识这点上，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直接启发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不仅用物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关系和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而且探究了物化的哲学根源——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哲学。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直接引发了海德格尔对现代科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朱松锋认为，早期海德格尔把科学理解为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扭变了的存在样式观点为他后来关于科学的论述奠定了基调。他的这种理解表明：科学的原初动机在于以理论化、客体化的方式，截断实际生活经验动荡不安的活生生之流，从而逃避艰难，寻求安宁。我们应该对此时刻保持警醒，并从科学的起源之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重新审视科学的意义和界限。华南农业大学孙广华副教授，从现象学角度分析了科学的本质。她认为现象学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正统的方法和思想，它“直观”科学，将科学与人还原为一体；它以关于科学的基本问题如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理性、科学的本质问题为重要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再固执于科学本身，而是直接触及被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忽视的科学价值理性，发现科学的内在本质，显示出科学与人及其“生活世界”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博士生涂明君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操作主义现代程序化科学观。他认为程式化的努力是17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一个基本诉求，形式化是20世纪科学文化的重要取向，其典型代表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中存在强弱之争。强人工智能的理想推动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哲学基础是操作主义。操作主义视操作程序为本体实在，将程序化偏颇地作为科学的划界标准，启发人们从程序化的角度来理解理性和科学的基本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博士生李永乐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波兰尼的详细生平及其科学哲学思想。认为波兰尼的意会认知论是从人性化和人文性视角展开了对科学的划界和对知识的认识，突出个人体验和个人非言述知识在认知活动和科学实践中的重要性作用。

　　本会议综述依据录音与会议论文整理

　　（刘劲杨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