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力田的哲学观和治学原则

李秋零

◎◎苗力田出生于黑龙江省同江县，1939赴重庆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学习，后师从著名哲学家陈康攻读古希腊哲学，毕业后留校执教。解放后，苗先生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直至2000年5月28日病逝，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50余载。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苗力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和治学原则。
◎◎在苗力田看来，哲学史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命题和公式，二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维和论证的过程。所以，考察哲学史必须既从理论观点又从历史观点出发，不可偏废。他把哲学史看成是千百年智慧积叠的山岭，每一哲学形态都是其中一座独秀的高峰，对于人来说，它是一座了望塔、观景台，人们可以凭借它高瞻远瞩，而不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箱，指望从中直接找出现成可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又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这种追求很可能最终是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
◎◎在如何治思想史的问题上，苗力田主张：首先，做学问切忌为稻粱谋。在他看来，哲学不是实用的、具体的知识，而是对智慧的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人们可以在哲学研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开拓自己的胸怀，但不要指望从中获得高官厚禄。其次，研究思想史要“人我分清”，不能借着被研究者的观点讲自己的观点。对于学界一些人没有弄懂材料就大讲特讲一通不着边际的套话的作法，苗力田是很反感的。他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所谓材料，也就是哲学论证的过程。一个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如何被论证。研究者一定要把别人的哲学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理清楚。研究者甚至用不着说什么话，要让材料自己说话，材料组织好了就是好文章。到了晚年，苗力田对古人“我注六经”的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以札记的形式思考西方哲人的思想，完成了《〈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和《〈形而上学〉笺注》。再次，做学问必须严谨。苗力田有一个近乎苛刻的观念。在他看来，治思想史者，功力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50岁之前都只能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所谓“多读、多想”，是哲学史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少写”的原则，容易引起误解。其实，苗力田指的是不要急于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少写不是不写，而是要下笔慎重。凡论著必反复琢磨、三易其稿。最后，治西方哲学必须置外文于首位。通过译本可以大略地知道一个哲人的思想，但要进行研究则不能仅仅以译本为依据，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
◎◎翻译被视为外国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苗力田不断地向自己的学生强调翻译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者不仅要能够用原文读懂外国哲学家的著作，而且还要善于用自己的母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苗力田把翻译工作戏称为“教外国哲学家说中国话”。他常以唐高宗称赞玄奘的对句“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来自勉。作为一名翻译家，苗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这是他数十年翻译工作的总结：一，“确切”，即要忠实地、完整地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二，“简洁”，即在翻译时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意去铺陈。三，“清通可读”，即要能为现代读者准确无误地把握。四，“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词源学渊源和思想家使用时的特殊语境，不可仅仅从其现代词义出发简单翻译。
◎◎苗力田一生的翻译工作在他主持编译的国家“七五”项目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工作中达到了高潮。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对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编译出版他的全集被视为国家学术水平的标志之一。英、美、德、法等国都有两套全集译本，日本也有该全集译本，可是译成中文的亚氏著作却寥寥无几。苗力田抱着“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我中华大地，不让日本在东亚专断”这样的雄心壮志，挺身承担了主编这套全集的艰巨工作。1997年，历时十载、400多万字的《全集》十卷全部出齐，开创了编译外国哲学家全集的先河，同时也在翻译的实践中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精通希腊语的专门人材。《全集》出版后获得多项全国大奖，在外国哲学界也引起轰动。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