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

　　顾　肃

　　[内容提要] 安德森等当代新左派理论家在评论当代政治哲学家时表现出了随意划分派别、不负责任和不客观的态度。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文化生产的各个方面的批判也失之牵强，并不足以服人。

　　Abstract: Perry Anderson and other New Left Theorists have shown their arbitrary demarcation of philosophers and irresponsible and non-objective attitude while commenting on other political philosophers, their criticism of aspects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productions of current capitalism is also based on forced interpretation and not persuasive.

　　中国古人早有的“实事求是”的古训，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西方哲人也一再强调“回到事情本身”，告诫理论家们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还是要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现代的实证主义者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注意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不要让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影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但实证主义以后的一些哲学家坚持事实和价值的分界是如此地模糊，以致很难有绝对中立的研究。波普尔认为，甚至科学中的观察也不可能是绝对中性的，观察渗透着理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科学研究就一定可以完全不必回到事实本身，可以随便地对各种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别人的学说和理论妄加主观随意的解释，乱贴政治标签呢？当然也不行。人们尽管做不到绝对中立的观察和研究，但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并且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论争，却是起码的学风和遵守科学规范的基本态度问题。

　　之所以有这么一段议论，是因为佩里·安德森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近来的一些表现有点让人看不懂，或者说很难把他们的研究看作是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此公在北京的一番讲话尤其没有给我们做出客观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榜样来，反而有点强词夺理，随便进行学者间的划派，乱扣政治帽子，堆砌过时的意识形态说教，并且继续抨击西方世界主流社会的所有方面。这里不妨仅就几点略作评论。

　　　　　　　　　　　　　能这样评论政治哲学家吗？

　　当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哲学家思想极其复杂，而且各人不同时期的思想也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因此给他们划分派别时必须相当谨慎，而且需留有余地。例如，当代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的分派就很难。如果把自由主义解释为一种以自由民主和权利为核心的广义的政治和伦理学说，则社群主义也可包括在内。只有相当狭义的自由主义者才与社群主义者是对立的。罗尔斯则在这当中无疑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也属于与社群主义者长期论争的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再从战后西方政治思想的长期动态发展来分析，罗尔斯应当属于中间略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将其逝世前的晚期思想也包括在内。这不仅是因为一般的研究可证明此点，而且也可从今天西方著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课堂大多把他的书当作最重要的必读经典而看得出来。

　　大概因为安德森不大习惯与同行作客观的学术讨论，所以他似乎对这些基本的定位一无了解，竟然在北京大谈“我们要注意一点，包括罗尔斯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罗尔斯是属于美国的极端左翼的学者。”[1]　我不知道罗尔斯何时认为自己属于极端左翼。他一生从事相对中立的学术研究，并不充当统治者或执政党的政治参谋，也不与之直接发生对抗。但他也从来没有与任何一种极左派结盟或成为理论上的同道。在越南战争期间，罗尔斯同情抗议美国参战的师生们，并且专门在其《正义论》中讨论了公民温和反抗的问题，认为培养理解并尊重非暴力反抗和良心拒绝的公众文化十分重要。[2]但就罗尔斯一生而言，很难把他划归 “极左翼”。如果罗尔斯是“极左翼”，那么，今日之安德森这样的更为激进的人们该属于什么翼呢？

　　罗尔斯的整个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完全属于西方近代洛克和康德以来主流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他与另外一翼的功利主义者有所区别，甚至激烈争论，但仍然以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为第一原则和前提，而把照顾最不利者的第二原则放在次要的地位。罗尔斯同样一生反对不义之战，不仅在前期反对美国武装干涉越南，也在晚年反对以民主的名义对所谓不民主的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以强制推行民主。但安德森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罗尔斯近年出版的《万民法》中提出的观点是：“美国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道德的义务把分配的公正体现到它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但是，它们却有道德的正义性以维护人权的名义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根据罗尔斯《万民法》的划分，世界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责任就是派军队到不民主的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1]安德森如此高论证据何在，又是如何得出的？我们竟然不得而知。

　　事实上，罗尔斯一生治学相当严谨，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未经他慎思和推论的理论。今天能够权威地反映罗尔斯在国家关系上的重要理论的是那个篇幅不大的论文《万民法》。对此，一些学者已经详细地引证过，这里只需引证论文中结论部分的两段：“自由的万民法也不能证明采取经济制裁或武力干涉迫使秩序良好的等级社会改弦更张的正当性，只要它们重视和平规则，其政治制度满足我们所考察过的那些基本条件就行。但如果这些条件遭到侵犯，某种外在压力将依情形及严重性而得到正当性的辩护。在这一点上，对人权的关注应该是自由社会和等级社会的对外政策中固有的组成部分。” “回顾我们的探讨过程，在勾勒万民法如何由关于权利和正义的自由观念中发展出来之外，更进一步的目标是：一当自由正义观念延伸至万民法，就应考虑适于更广泛的世界社会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我们尤其要探询：在此情况下，对非自由社会的宽容应采取何种形式？尽管在一合理的民族社会中，专制独裁的政体不能被接纳为有良好声誉的成员，但也难以合理地要求所有政体都成为自由的。如果那样的话，万民法本身也就没有表达出自由主义固有的对有秩序社会的其它理性方式的宽容原则。一自由社会尊重其它由完备性学说组织的社会，支持其政治及社会制度达成特定的条件，以引导该社会去坚持合理的万民法。”[3]无论如何解读，也不能就此得出罗尔斯持有安德森所说的那种赤裸裸地鼓吹民主国家武装干涉不民主国家的结论。

　　这里重要的是安德森对待其他理论家的态度：对别人的基本论点不甚了解，却要随意给人分派划线，然后完全情绪化地批判一通。多么熟悉的套路啊！原来，中国1960年代中期兴起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普遍惯用此术来对付政治的敌手——无论是被打倒的刘少奇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还是与自己竞争权力的群众团体，抑或同一个团体中与自己竞争的对手。先把对手划入某个阵营（或者是先查其阶级成分），然后便强词夺理胡批一通，甚至全然不顾所引用的马恩列的导师语录和领袖最高指示针对的是何国何时的具体情况，用动听的革命口号猛轰对手一番，不管道理和逻辑通不通，均三呼万岁而得胜回朝。这种类似“黔驴技穷”的战术可以吓唬人于一时，却难以骗人一世。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真读罗尔斯精彩的原著，从其缜密的思考和雄辩的论述中探讨正义和自由的真谛。这里决不是说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无懈可击，但研究思想家时的起码要求是了解其究竟说了些什么，对所论的对象采取何种态度。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胡乱分派和扣上帽子以后胡批一通的“研究”还相当盛行。比如对批判理论的大师哈贝马斯的评价就乱了套。若干年前不少人把他划归激进的左派，因为他的确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以致近年准备邀请他来中国讲学时还把他定调为左派理论家。可是哈贝马斯是相当复杂的思想家，他并没有以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态度来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而是立体地全面地讨论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他是批判现实的学者，揭露过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危机，但却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即将垮台或灭亡的乐观结论。他也没有否定基本公民权利、民主政治等价值的规范性和普适性，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垮台、冷战结束之后，他本人也对自己的前期思想作了反思，开始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可是一些评论者没有跟上他的思路，以致把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人权问题所做的演讲看作是宣扬自由主义的人权概念，与一些中国学者以前对他的著作的印象有所不同。于是便有人理直气壮地教训他道：“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里面潜藏着许多的危险，比如，它可以助长霸权主义的倾向，或者说有个人利益极端化的倾向。”哈贝马斯的回答倒也直截了当：“我认为，不管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如何解释人权都是可以讨论的。我说中国强调集体，西方关注个体，是相对而言的，我们不能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比如，西方就有一个社群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们就非常强调集体利益。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也属于其列。因为黑格尔要求关注大众利益，强调要把伦理道德和现实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之间其实有相通的地方。我觉得，就人权概念而言，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个人认同问题。也就是我们个人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辨证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个人必须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其个体化，同时又要在个体化过程中实现其社会化。”[4]哈贝马斯对人权问题的观点还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并没有非黑即白地思考问题，或者一味地鼓吹个人本位而否定个人与集体间的辩证关系。但他也不认为集体永远高于个人，个人的权利就必然助长霸权主义和个人利益极端化。即使如此，一些人还是不能容忍这种资产阶级的观点，硬要把他嵌入自己所信奉的正统观点的模子。在此之前，当哈贝马斯就个别国际事件表态之后，马上就有中国学者指摘他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昨天的批判者可以是今天的辩护士”。[5]曾经的思想盟友何以摇身一变而成了敌人呢？一个立场独立的西方学者能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为什么一些人就不能停止划阶级成分和分派归类的思维定势呢？此法莫非真的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不成？按此思维逻辑，是不是所有对前南斯拉夫米罗舍维奇政权屠杀阿族人的行为表示不满并赞同国际军事打击的人都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走狗和帮凶呢？再推导下去，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那些对这些行动不置可否的人又算什么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哈贝马斯所持有的正义观就一定是虚伪的丑恶的正义观呢？

　　其实，哈贝马斯就是哈贝马斯，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进行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是个不断反思的复杂的思想家。研究哈贝马斯，以他的名字或思想作为标题足矣，何必一定要插上一根不可更改的政治标签？他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不可能跟着某些评论者自己一厢情愿或划成分的思维去走。批判理论家在西方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在批判西方社会现实时并不否定其基本人权和民主制度的价值，而是把这些当作不言而喻的公设。

　　上述划成分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一些人中的普遍存在是学者和研究思路的一种悲哀，今天还有人乐此不彼，以致在研究所谓后现代理论家、其他的激进派、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等等时也一一对号入座，然后再把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尺子拿出来一一衡量或划线，先定个敌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好不理直气壮。可是，客观性和事实本身却早被他们抛诸脑后。

　　科学哲学家库恩和拉卡托斯曾经描绘过所谓教条主义的研究态度，说的是当一种理论出现危机时，科学研究者的态度往往发生分化。一种人干脆抛弃旧有的范式——包括其核心理论、基本公设或假设以及某些传统的研究手段，另辟蹊径，建立新范式。科学革命便随之而来。但还有不少人则死守旧范式，不断地为其添加特设性假说，以保护核心理论。他们采取的是教条的态度，无论新的实验成果和观察事实、新的理论突破如何重大，他们都死守旧范式的核心不放，总是说是观察本身错了或者是外围理论和方法有误，但核心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能错的，也决不会动摇。相当一些人在科学研究中采取的是这后一种教条式态度，以此来解释安德森这样的左派理论家的态度，大抵也不会离题太远。

　　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无我的，无私才能无畏。先为自己预设一个立场，然后把论敌或论友一一装入敌我关系的模子里，分而治之，牵强附会地评论和批判，全无客观的观察和评价，这样的“研究”方式是某些人日益不受欢迎的根源所在。安德森这位洋理论家大概也没有逃出此厄运。他之所以把许多人划入自己的左派阵营，除了以此来壮声势之外，大概也是对现实中的孤立感的一种心理防卫。冷战结束以后，极左派在西方世界遭到相当的冷落。这表现在多党制政治竞选选票上的今不如昔。西欧在数年前曾经出现过“粉红色”的短暂时期，一些社会民主党纷纷执政，但他们很快便向中间立场转变，有的甚至改采自由主义政纲。左派理论家从一开始就是入世的，他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参与政治和改变世界的基本态度。但暴力革命失败之后便纷纷改辙，有的继续为批判而批判，有的则试图通过争取中下阶层的选票而参政或执政。还有一些并不直接参政的左派理论家则继续其社会批判的神圣使命，这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改良和进步不无积极意义。社会批判永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之一，左派理论家充当社会的牛虻，可以提高社会机体的免疫力和紧张度，便于改革。然而，社会批判如果缺少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长久下去便难以取信于人。所以，冷战结束同时也结束了一个时代，柏林墙的倒塌也标志着一种教条式思维的垮台。笔者于1990年代中期在哈佛法学院就目睹了昂格尔等批判理论家逐步遭冷落的境遇，听其批判法学理论课者日见寥寥，而且大多为外国人（只有法理学课还算热闹，大概因为此课主要讲法理学的一般理论，而不是批判法学派的核心观点）。

　　思想理论界重新分化组合，旧的理论行不通了，于是改采新的形式。一批前左派理论家也发生了转向。这正是哈贝马斯、福柯、布尔迪厄被指为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乃至精英主义者的背景。后现代理论家则与激进的左派还有所区别，因为它在解构现代性时也稍带解构了左派思想赖以建立的一些理论基础（如主客两分的世界、启蒙哲学等）。但后现代理论更重要的是解构现代性核心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普遍人权、自由和平等等最具价值的政治理念，所以左派们又一再地把后现代理论家往自己阵营里拉，以形成新的同盟者。此外，安德森以《新左派评论》杂志为阵地，还一再地把大量与激进的左派理论存在思想和风格差异的学派归入左翼之列，显得不伦不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思路上的发展线索。激进的左派在冷战后时代的冷落，既需要模糊其与其他思想间的界限，以便争取盟友；又需要以划派的方式鞭挞那些有影响的重要的“叛逆者”，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他们本来就不属于其阵营）。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在宗派主义的态度之外，安德森等左派理论家继续祭起教条式思维的旗帜，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现实，采取驼鸟政策，继续激烈批判西方主流世界的各个方面，坚持其旧的理论前提不放。这是其悲剧态度的另一面。

　　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所写的标题语即为“当代非顺从主义”，似乎表现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却表现出为批判而批判，为抨击而抨击，几乎攻击其制度和社会的一切方面，不能客观公正地研究其优缺点，因而日渐远离真实的世界。

　　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均发生了重要的深刻的变化。这个制度带有不少缺陷甚至存在局部的危机，但其总体上的应变能力、活力和生命力却是明显的事实。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二十余年里重新认识当代西方世界，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学习当代资本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实之树长青，但理论却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灰色。悖谬之处在于，理论界一些人把当代西方世界描绘得一无是处，其所有的政策都是荒谬的，好像加入了WTO这个世界大家庭的中国真的着了魔，硬要与这个在政治和文化上并无先进之处的怪兽采取合作态度不可。

　　安德森尽管没有生活在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但在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却基本停留在相当一些国人20多年前的水平上。其基本逻辑是：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都需要予以批判和排斥，由此也影响到他对经济全球化、西方世界的基本阶级关系、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战略等许多问题的看法。为了达到全盘否定和排斥的目的，安德森甚至不惜经常违反基本的常识，不加区别地采取任何一种攻击西方世界的观点。比如他在评论1990年代美国政治学领域复兴康德关于“永久和平”思想的情况时指出，重新发现这一“长时期被遗忘和被认为荒唐”（又是一种臆断——本文作者注）的理论的，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学派，其代表人物“试图把过去一百至一百五十年间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概括成只是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之间的军事冲突。且不说这一理论是不是存在漏洞，安德森为了反对这种观点，为了说明二战是在同为民主的英法和德国间展开的，又犯了一个常识错误：“怎么解释‘二战’的时候，从选民比例来看，德国本身的民主基础要远远高于英法？”[6]按此逻辑，民主与否是按照选民比例的高低来定的，比例越高，其政治就越民主。因此，二战期间的德国要比英法更为民主。前苏联自然要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加民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持这种可笑的观点了，连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承认，纳粹德国当年实施的是与整个民主世界、与宪政民主制度、与人类为敌的暴政，至多是表面的多数、实则少数法西斯狂人实施的暴政，而不是什么民主。纽伦堡审判时早已表明，希特勒以国会的名义所通过的虐杀犹太人的立法是地地道道的反人类的恶法，是对人类天良的践踏。其制度徒有民主的外衣，但公民在恐怖的统治之下，没有言论和结社的真正自由，对政治人物、政党和各类操纵大众的宣传毫无自由选择和反抗的能力，甚至不参与所谓的投票也要受到打击，这样的制度何来民主可言？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民众定期对统治者进行不受强制和约束的自由表达的同意基础上的。不知道安德森犯此低级常识错误的动机究竟何在？但其一贯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事情的界限完全搞混。

　　常识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永远是哲学理论所赖以成立的依据之一。脱离常识而任意发挥，最终会失信于人。到今天的柏林了解一下战后德国人冲破百里围墙的历史，就足以让人回到常识。安德森所接受的关于全球化国际关系的第二种理论即“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都要寻找权力的最大化，因此就不会有一个权力均衡的机制。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格局就是，每个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寻找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安德森认为该理论的提倡者米尔森的“优点在于，他并不为自己寻找借口，而是直白地把话说明。他公开地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现实状况，不仅包括了美国的十九世纪，也包括许多中国人认为的美国的开明时期（二十世纪），也包括其目前的情况。他写的许多东西会让许多美国读者非常非常震惊。他冷酷地写道，一九四一年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并不是莫名其妙地进攻美国，而是被迫发动的一场战争。”[7]安德森是以赞许的口吻说这番话的，像前面关于德国民主的评论一样，这也就把二战期间的侵略战争与自卫的正义战争的界限彻底模糊了。无论二战中的美国与日本的统治者们如何为了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而争夺霸权，大概日本作为不义的侵略者的一方与美国作为亚洲乃至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支持者的一方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推翻的。即使不站在深受日本侵略与蹂躏的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立场上，也能够理解所谓的使许多美国读者“非常非常震惊”的东西到底表达的是怎样的观点，而美国公众是不是真的震惊，究竟有多少人接受这种观点，这更是很值得疑问的。不知道这种浓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关系学说是安德森对于现实国际关系的批判，还是他本人就彻底信奉的东西？

　　事实上，安德森反对美国和西欧政府采取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也不管是否得到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授权。他在最近2002年底一期《新左派评论》的社论中全面地抨击了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对外政策。他比较了世界两大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和美国在国际战略上的差别。“欧洲对新世界秩序的看法的特点乃出自欧盟自身逐步一体化的内部经验：以条约为基础的外交、主权的日益共享、以法治主义原则对待正式的规则制定、对人权的大量关注。美国的战略运作以国家间关系的辐射观念为基础，从而更加直截了当并且是双边性的。”在批评了美国意识形态在国家内部奉行罗斯福主义和在国际关系上采纳威尔逊主义之后，安德森开始抨击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的生产方式，认为“从历史来看，正是美国的生产和文化模式的吸引力延伸了这种霸权的范围。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在消费领域内日趋统一起来，以向世界推广一种单一的生活方式。” 请注意，安德森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时直接与其先进的物质和生产文化方式联系在一起，以达到全盘否定的目的。他引用葛兰西对所谓“福特主义”（即科学管理和世界首条生产装配流水线的发展）的评论，认为在葛兰西的时代美国已经以领先的技术和组织的革新而成为世界最富裕的社会。“只要继续保持这种经济上的领先（在最近几十年它也有自己的高峰和低谷），美国仍可在世界范围的想像空间内充当现代性的日渐消逝的视点。在海外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眼中，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理想模式。这种形象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技术进步的一种功能。” [8]

　　安德森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敌视现代性（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现代性），在批评美国对外霸权主义的时候也激烈地抨击这两方面。甚至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和推销模式也成了他抨击的对象，把这当作美国霸权的另一个秘密。他说，好莱坞的成功恰恰在其形式上的抽象与普遍性：“在一个由来自欧洲各个角落的不同种的移民组成的广阔的大陆，工业文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普适化，以取得市场份额的最大化。在欧洲，每部电影都出自并且必须表现其特定的文化，此乃伴随着从其民族的过去继承下来的特定的传统、习俗、语言的浓厚的积淀——这必定导致所产生的影片具有很强的本地内容，走出去的机会就少。另一方面，在美国，移民公众们与其过去特殊的历史的联系弱化了，只能靠那些只剩下最抽象和重复性的公分母的叙事和视觉方式整合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电影语言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样的语言，它们走出去征服世界，那里横扫广大的异质市场的戏剧的简单化和重复性的主调仍然很强烈。” 不仅如此，安德森还进一步生发开去，抨击美国式的财产权、诉讼方式、公司法等等司法制度等的普遍化，它们与具体的文化传统、习惯的分离，在整个世界逐渐成为普适化的模式，使其他任何一个竞争者都望尘莫及。国际商法和仲裁法逐步向美国标准看齐，还有美国的法治与民主的观念以及其宪法结构都成了安德森所十分反感的遗产。[8]可是，这与安德林所抨击的国际关系的霸权主义难道有必然的联系吗？照此逻辑，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人认同或者至少欣赏好莱坞电影及其文化生产方式，并且向美国先进的工业和信息产业的管理模式学习，他们难道就同时必然成为所谓美国对外霸权政策的精神奴隶了不成？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安德森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个巨大的漏洞或悖谬：一方面，他主要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今天的世界，而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全球普适的，不以地域和国家为界；但另一方面，他在抨击美国的霸权时又不得不抬出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他一再地抨击好莱坞文化模式是以超越文化特殊性来征服世界的，由此而伴随着所谓普适人权和人道主义等价值观。但他自己在传播新左派基本理念时又不得不采用普适的阶级标准：别人推行普适的文化不对，你自己推广普适的观念反而是神圣的，这是什么逻辑呢？大概所有只以批判为业而很少建树的攻击型理论家们都免不了犯类似的错误，即自己所使用的标准无法在逻辑上自洽，只是为抨击而抨击。

　　应当指出，所谓的好莱坞文化模式究竟能否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这始终是值得疑问的。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会被好莱坞模式所吸引？难道仅仅是因为其推销有术或迎合人们的口味吗？即使是迎合，为什么能够迎合得成呢？电影《泰塔尼克号》难道仅仅是推销有术的结果吗？电影中所表达的那种真诚的爱情与生死关头人们无私帮助的道德情操，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难道仅仅是所谓“有钱人的虚伪道德”吗？安德森们敌视现代性及其基本文化内涵，因而也敌视一切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播形式，包括所谓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等大众食品。他们一再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大喊平等，但在民众的欣赏趣味和消费口味上，从来都是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口气横加指责。所以才有人在北京走下纪念堂台阶时﹐不到三十米远便看到人们在叫卖热狗﹑三明治﹑可口可乐，心里便觉得十分反感。教授先生本人大概是不屑一顾这些大众食品的，但他们每天声称热爱的大众却少不了这些“低级趣味”，因为物质生活可是一切文化和精神得以存在的基础。再深究一下，以贵族大人的口气贬低民众个人的自由理性选择之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只相信少数官僚老爷的指令的万能的计划经济，这又何尝不是同一种态度呢？前苏联东欧巨变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态度是如何地脱离民众，使自己日益成为孤家寡人。

　　说到此次巨变，另一位新左派重要人物伊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1998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中也有自己的高论，他认为，在苏联东欧十年前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体制--自由主义的终结。“1989年标志着的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的永恒。而是相反，是自由主义的垮台和那些力图保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人们的巨大政治失败。”[9]其理由也很独特，如认为十月革命后的列宁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基本面上是相通的。由于俄国革命发生在社会主义远未瓜熟蒂落的“落后”地区，且是当时社会精英冲突、阶级冲突和民族国家冲突的一种十分特殊的综合结果，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并未真正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去考量战略战术，社会变革被反民主的精英控制，社会主义的内容转变成在一国中发展经济，建成“社会主义”。而这正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现代“让步”政策的共同手法：以国家控制社会，以改良取代革命，以发展置换阶级，以对技术现代性的追求消解对人的自我解放现代性的追求，以利益的有限分享移离反世界体系的实质目标。华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点是“强化国家以对付社会，与此同时又言辞灼灼提出正好相反的主张。”[10] 这种任意模糊基本政治制度界限的做法看起来是安德森和华勒斯坦等人所共有的，无论如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限还是相当清楚的，而前苏东计划经济的失败也是人所共知的，何以要把这种基本经济和官僚体制上的问题归结为自由主义的失败呢？是不是所有的政治标签只要能够用来打人，就都可以随便改变其基本含义，而全然不顾事实呢？

　　其实，安德森这样的左派理论家得以在他每天所批判的制度下安然自得地过着小康的生活，还可以自由地办他们这一团体批判自己所生活的根本体制的杂志，随心所欲地到处讲学，还是得益于这个被批判体制本身对于言论和表达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保护。比较一下纳粹德国和铁幕下的前苏联，更可反映出这种基本社会状况。我不知道安德森们是否注意过这一基本的事实。

　　“宁左勿右”是我们长期所熟悉的一种思维方式，只破坏不建设，只抨击“敌人”而不改造自身，也是某些理论家的主要诉求。社会批判永远有其吸引力，但批判必须有事实根据，定性必须全面准确。假如我们东方的中国人没有曾经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治的黑暗之下，假如我们在那个时代都不曾信誓旦旦地跟着极左口号把西方世界描写得漆黑一团，民不聊生，以为世界上真的有三分之二的人等待我们去拯救，假如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从未到过西方世界，假如我们真的只了解一种资讯，那么安德森所竭力描绘的那幅西方世界图景也许还会继续让许多人信以为真。可惜时代不同了，整个中国正在与世界联成一体，人们看到太多的真实，因而在了解西方世界黑暗面的同时，也看到其先进的工业生产制度和优秀的管理体制，知识经济的辉煌、物质的繁荣昌盛与文化生产的新颖别致，法治与民主的某些积极成果，甚至其公务员的录用与监督机制都是我们今天正在借鉴的东西。于是安德森们的旗帜就不那么诱人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所有的课题只要拉上大旗、讲几句大话空话就可自然堪称科学研究的，人们要看内里的真货，讲不讲真话，是不是与时代同步。布丁的检验在于吃，理论的检验在于实践。

　　安德森等理论家太落后于现实，他们大多生活在教条和想像的世界里。这里用得着一句古诗：

　　“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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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6][7]安德森等《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北京：《读书》杂志2002年第10期，第8,4-5,9页。

　　[2]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附录托马斯·波吉著《罗尔斯小传》，第492页。

　　[3]参见罗尔斯《万民法》（论文），载舒炜译，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4] 曹卫东《哈贝马斯"《读书》座谈会"记要》，北京：《读书》杂志2001年第6期。

　　[5]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北京：《读书》杂志1999年第9期。

　　[8]见Perry Anderson, Force and Consent,  New Left Review 17, September-October 2002.

　　[9][10]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 郝名伟、张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85页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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