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见，Richard Arneson, “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55 (1989)。我对德沃金的批评是在对阿内逊的部分是平行的批评不知情的情况下构想的，但是阅读阿内逊的论文使得我明白我的批评所蕴含的正面观点，即使这个观点与阿内逊的观点并不相同。

　　[2] 参见我的“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即将出版在1988年七月在Helsinki召开的WIDER论《生活质量》的专题研讨会的论文集中，不仅仅在卷中的那部分，而且这篇开始也是为此准备的。

　　[3] 运气的后一类型是选项运气。对原生运气与选项运气的区分来自于德沃金，“What is Equality? Part 2: 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0 (1981): 293。

　　[4] 福利的这两种解读相当于森的“幸福”和“欲望满足”解读，排除了他的“选择”解读（参见,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tctures 1984”, Journal of Philosophy,82[1985], 187 ff）。忽略“选择”解读是合理的，因为，如森表明的，这种解读来自于偏好与选择的混淆。我的两种解读也对应于德沃金的“意识状态”和“相对成功”观念（见Ronald Dworkin, “Equality of Welfar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0 [1981], 191-94,204-9,220-21）。我并不将福利视为“总体成功”（ibid., pp.209 ff），因为它非常难于处理，无论如何，可以论证，它是动机不足的（undermotivated）（参见下面的注34）。我也把福利的所谓客观理论放在了一边（ibid., pp. 224-26），因为绝大多数的哲学家把它们视为任何类型的福利理论的替代物：对斯坎伦而言，福利是偏好满足，他把他的理论描述为反福利主义的，尽管它在德沃金的意义上是客观的福利理论。最后，为了完成对五位思想者（其工作在这个研究中是重要的）的评论，阿内逊具有与斯坎伦相同的福利理解，罗尔斯并没有规定一个特定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本来应该这样做。

　　[5] 我想到的是这个反驳，即个人享有的福利水平与国家无关。我意指这个反驳，无论福利水平是否与国家相关，发现这种水平的必要程序将是不可接受地侵犯性的。

　　[6] 回顾“一种均等主义反驳依赖于一种关于平等地对待人们的正确方式的观点”（见上述的909页）。因此，即使无条件的福利平等的“侵犯性”反驳得以提出来支持无条件的资源平等，它也不是一个均等主义反驳。

　　[7] 我相信这里展示了与德沃金在“Equality of Welfare” (p. 242)中所说的东西（我发现是模糊的）的分歧。

　　[8] 对于这些解释之间的分歧，参见上面。

　　[9] Amartya Sen, “Equality of What?” 载于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S.McMurrin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11。

　　[10] John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0-31。

　　[11] 为了对罗尔斯公平，一个人应该记起他所提出的冒犯性嗜好批评，不是作为对福利平等，而是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向“非冒犯性福利”的转向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当根本的转变。相同的批评适用于两种观点，每一种观点在面对它的时候得要以相同方式修正，从这个事实并不能得出在两种情形中，原初观点与修正后的观点的差距是相同的。

　　[12] John Rawls, “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载于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Sen and Williams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68-69。比较John Rawls, “Fairness to Goodness”, Philosophical Review 84 (1975): 553,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 (1985): 243-44。为什么正义忽略昂贵嗜好的一个稍有不同的解释，较少（而不是没有）强调它们受制于行为者的控制，更多地强调这样的观念，让他对它们负责是恰当的，参见对阿罗的回应（“Some Ordinalist Notes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载于他的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04 ff.），载于罗尔斯的 “Citizen’s Needs and Primary Goods” (Philosophy Depar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1986, 打印稿)。对罗尔斯对偏好责任的观点的有趣评论和同情性的发展，参见Bruce Landesman, “Egalitarian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3 (1983): 37。

　　[13]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312。

　　[14] Robert Nozick ,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1974), p.214。

　　[15] 在偏好解释之下，对它的清楚阐明和有说服力的捍卫，参见阿内逊的“Equality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16] 添加第三个析取项的需要在下面的V节A部分得到解释

　　[17] 由于类似的理由，最好建议阿内逊称他的理论为“可及福利的平等”。

　　[18] 我并不是完全满意把“利益”一词放在我所提倡的观点的标题中；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因为我不能发现一个更好的词。它的不合宜性与这样的事实相关，即它通常用来指称竞争性的利益，即超过他人的利益。但是这里“利益”必须解释为不具有这个含义，这并不是它总是具有的意义。某些东西也可以成为某人的利益，但并不使得他在结果上处于比其他人更好的地位，或更差的地位，这个词在这里是在非竞争性意义上使用的。

　　[19] Dworkin, “Equality of Weflfare”, pp. 241-42，追随森，“Equality of What?” pp. 217-18。森在这点上肯定是正确的，即正是缺乏一般而论的可行能力解释了这样的主张，即帮助满足的残疾人要求昂贵的假肢，并且他并不是特别地穷。比较森“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pp. 195-97。

　　[20] G.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i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38。

　　[21] 一个在其它方面像我所描述的人，因为心理学的理由会发现很难移动他的手，因为他无法直面想象在其运动之后的后果。但是我的这个人是心理学上强壮的：他能够轻易地移动他的手，尽管在其他人将移动他们的手臂的场景下，他通常（冷静地）决定不移动。

　　[22]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如同得出的那个样本答案那样简单，但是它们总是有待追问的正确问题。

　　[23] 我对之不能说任何体系性的东西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比较不同处境的人的净利益问题。恰当的出发点将是森对（至少）结构上类似的问题（如何对不同的可行能力集排序的问题）的清晰讨论（参见他的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chap.5）、（我说“[至少]结构上类似的”，因为可能发现它们是相同的问题[见下面的VI节]。）

　　[24] 德沃金的 “Equality of Welfare”对福利概念中的模糊性有一个精妙的展示，即使这并没有表明均等主义正义应该忽略福利比较。

　　[25] 所引的材料来自于德沃金，“Equality of Resources”, p.335。

　　[26] Dworkin, “Equality of Welfare”, p.240。

　　[27] 论福利的享乐式观念，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源将X提升到给定的享受水平，X的嗜好在某种程度上比Y的更为昂贵。基于福利的偏好满足观念，在表征什么使得一个嗜好昂贵的时候，偏好满足的水平代替了享乐的水平。下述对昂贵嗜好的讨论可根据享乐或偏好两种思路得以解释。

　　[28] 一个不幸的效用函数本身可以视为资源不足，但是关注比较资源平等与福利平等的人并不这样认为。

　　[29] 对于这个例子，我感谢Alice Knight。

　　[30] Dworkin, “Equality of Welfare”, p.229。

　　[31] 上引的材料来自于ibid., p.237。

　　[32] Ibid., p.239.

　　[33] 基于其它的根据，它必须被拓宽进可及利益的平等（见IV节B和D部分）。所引的材料来自于Dworkin, “Equality of Welfare”, p. 235。

　　[34] 在我看来，福利的机遇平等，更不用说可及利益的平等，就能对这种复杂论证做出充分的回应，德沃金认为这个论证对于他颠覆福利的平等而支持资源平等贡献良多。这个论证首先出现在德沃金对这个假设进行探讨的语境中，即把福利平等理解为总体成功——这个假设是在几个先前假设的遇难之后浮现的。这个论证有两个前提，我发现每个都很难评估，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此进行辩驳。第一个前提是“如果不使合理遗憾成为核心的观念，总体成功的平等根本不能作为有吸引力的理想，”（ibid., p. 217）；只有当它许诺使得人们在“他们能够合理地遗憾的东西上平等时，总体成功的平等看来才是可捍卫的”（ibid., p. 217）。但是如果两个前提是真的，以致这样一种理论实际上是所需要的，为什么它不是这样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说当引入福利机遇平等，或者可及利益的平等时，其份额就是公平的）呢？在德沃金晦涩的推理中没有任何东西看来可以排除这点。基于合理遗憾的神坛所得出的福利平等的所谓自我挫败，远非如德沃金看来所认为的那样，它是对资源平等的论证。（对于德沃金的第二个前提的批评，见James Griffin, “Modern Utilitarianism”,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36 [1982]:365-66;对于首先总体成功思想就永远不应该浮现出来的论证，参见第4节Richard Arneson, “Liberalism, Distributive Subjectivism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7, 手稿]。）

　　[35] Dworkin, “Equality of Welfare”, pp. 239-40。

　　[36] 对于这个胜利我并不是很坦然，在获得它的时候，我完全是利用了我理论中一个我认为可疑的特征：利益观念的异质性（见上述的IV节B的后部分）

　　[37] Dworkin, “Equality of Resources”, p.302。

　　[38] 对于德沃金在展示他的观点时放弃了经典陈述的机制，这是有理由遗憾的几个关键地方之一。其它恰当的情形是在下面IV节F部分引的段落。以下的IVF（论选择的嗜好与选择的追求）和在IVF所引的段落和IVG，这给出了不同于德沃金的“主要切割”的三种不同的表达。

　　[39] 引述来自于Dworkin, “Equality of Resources”, p. 302。

　　[40] 对于那种建议的修正，见下述的VA，在那里，我评论了这样的情形，这在上面并没有论及，即一个人拒绝对于他的音乐确信所提供的治疗。

　　[41] Dworkin, “Equality of Resources”, p. 302, 我加的强调。德沃金认可，在这段话中第一个句子中的“produce（生产）”应该是“Presuppose（预设）”：注意与由福利平等所“假设的”画面的对比。（但是德沃金是否为他的区分进行了论证（与是否从他的区分做了论证相对比），在这里并不重要）。德沃金并没有描述他认为为福利平等所假定的不同画面。如果它是消极的与不作选择的人（person）的画面，那将有助于辩护我对他的观点的内在批判。对于那个画面，参见罗尔斯，“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p.169。

　　[42] 在所检视的这段话中，德沃金实际上并没有说，人们形成了他们的嗜好：到我们成了自我形成的图形的时候，“嗜好与抱负”缩写为“抱负”。但是除非德沃金主张，嗜好也在一般意义被形成，否则这里他基于什么将它们安排给一个人的人格呢？

　　[43] 所引来自于德沃金，“Equality of Resources”, p. 288, 我加的强调。

　　[44] Ronald Dworkin, “Liberalism”, 载于他的A Matter of Princi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3, 我加的强调。

　　[45] Dworkin, “Equality of Resources”, p.206。我引入了“随致的（resultant）”来预告德沃金表示选择反映了偏好的这种误解。

　　[46] “一个人的许多欲望实际上是志愿的，因为它们来自于他自己的决策。一些人典型地获得看某种电影的欲望，例如，仅仅是心中决定看什么电影。这类欲望并不是在我们中间被激起的；它们是由我们自己履行的意志活动形成和构建的，通常完全不同于任何情感性或感情状态。然而，也有这样的场景，当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根本不由他决定的时候，相反是情感或倾向的事情，独立于他自己的任何选择。”（Harry Frankfurt, 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 107）。

　　[47] Dworkin, “Equality of Resources”, p.303。

　　[48] Frankfurt在是否反映决策的欲望之间的敏感区分（见上面的注46）可以与一个类似的区分相符合，即那些是否展示态度和承诺的欲望之间的区分。对于在欲望间的那个分辨的更多评论，参见下述的VA节。

　　[49] 在1988年二月22日的论经济正义的牛津研讨会上，德沃金明显表示是穷尽的。他谈及他的建议要求“在个人（等于依恋，计划等）和环境（等于任何其它的东西，人们用劳动来获得他们的个性偏爱的东西时要用的材料或要克服的东西）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分”。

　　[50] 德沃金对于保险机制的主要使用是处理残疾与天赋：参见““Equality of Resources”, 第3、5和6节和见p.296，特别是p.345对于德沃金确保知道他们认为什么是“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的特定意义。

　　[51] 给定那个机遇，如果一个人可能认为对忧郁投保是相关的，为什么我们对于结果具有昂贵嗜好进行投保是不相关的？比较L. Alexander and M. Schwarchild, “Liberalism, Neutrality, and Equality of Welfare versus 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and Pbulic Affairs 16( 1987): 99 ff。

　　[52] Ronald Dworkin, “Why Liberals Should Care about Equality”, 载于A Matter of Principle, p.208。(“What Is Equality?”是“Equality of Welfare”和“Equality of Resources”的联合标题。)

　　[53] Dworkin, “Why Liberals Should Care about Equality”, p.207。

　　[54] Dworkin,“Equality of Resources”, p.308。

　　[55] 见上述的IVC。

　　[56] 在“Equality of Resources”, p. 288，德沃金拒绝对这个差距作再分配是明显的。

　　[57] Ibid., p.308。

　　[58] 当前的批评取决于德沃金对一个（这样描述）作为资源的令人满足的职业的澄清（ibid., p. 304）。在1988年的牛津大学的哲学学士论文“Justice and Alienation”中，Michael Otsuka论证德沃金的这部分只有表面的错误。但是我并不认为德沃金能够不将职业作为一个资源——因此能避免我在文本中的论证——除非以这样严重的代价，即失去反对把人们的生产能力放入他的孤岛拍卖的论证，因为那个论证依赖于这样的思想，即如果把人们的生产能力进入拍卖，有才能者将妒忌无天资者所享受的职业与收入包（参见德沃金，“Equality of Resources”,pp. 311-12）。

　　[59] Dworkin, “Equality of Welfare”, p.219。

　　[60] 参见他在1987年普林斯顿讲座中当代政治哲学笔记，论罗尔斯的那节，子节称为“支助人们的选择”（Philosoph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7, 手稿）,p. 5。

　　[61] 这是一个比自我所有权观念更难以否认的观念，它也是右翼思想的核心。参见结束页，G.A. Cohen, “Are Freedom and Equality Compatible?”载于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Jon Elster and Karl O. Moene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2] 这个观点符合德沃金的这个观点，即在原生与选项运气之间存在连续性（见“Equality of Resources”, p.293）。

　　[63] 在最近的论“The Significance of Choice”的唐纳讲座中，斯坎伦提出了在分配正义语境下处理选择的一种解放性的非形而上学方法。我还没有时间来确定在什么程度上，他提供的东西能够用来改善宽泛意义上的德沃金式分配正义理论的陈述。

　　[64] 在他的唐纳讲座中还有更进一步的挑战，我还没有能够进行仔细的研究。特别，见第二个讲座对“Forfeiture View”的批判，这与我自己的理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65] 见上述的III节。此后在读时我将采取括号中的规定。

　　[66] 这里我并不指结论性的情形：不仅仅是非福利利益的分配而且还有非均等主义考虑也能挫败福利不足的声称。

　　[67] Thomas Scanlon, “Equality of Resources and Equality of Welfare: A Forced Marriage?” Ethics 97 (1986): 116-17.

　　[68] 我并不是意指，如果与事实相反，他能够选择不具有它们时，他将不这样选择：“…如果他能够”是在描述他不会（现在）选择的范围之内。当说“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将不会放弃”时，他并不是在做预测。

　　[69] 一个人可能说：于他而言，对他的宗教承诺相伴的负担进行补偿将破坏他的宗教承诺的意义。但是那个答案此在是不恰当的；我回应的是斯坎伦所提出的那个情形的这个部分（见所引的的p.936上的段落的最后那个句子），他把它表达为完全不同于当前所考虑的情形。

　　[70] Thomas Scanlon, “Preference and Urgency”,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1975): 659-60。由于斯坎伦后面（p.666）对宗教关注给予了一个特殊的紧迫性，一个人必须同情地解读上述这样的建议，即对于一个纪念碑的需要不是一个“真正的紧迫性利益”，是作为一个过强的方式来说，即它比一个人在体面的食物上的利益较少紧迫性。

　　[71] 比较Arneson, “Equality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72] Scanlon, “Preference and Urgency”, pp. 663-64。斯坎伦引John Rawls, “A Kantian Conception of Equality”, Cambridge Review 96 (1975): 97。也参见来自于罗尔斯的段落，“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见上面III节的引用。

　　[73] Scanlon, “Preference and Urgency”, p.664。

　　[74] 即对于这些思想，分配正义应该符合一般而论的偏好强度。

　　[75] Scanlon, “Preference and Urgency”, p.664。

　　[76] Ibid., pp.664-65。

　　[77] 引用材料来自于ibid., p.665,我的强调。

　　[78] Ibid.

　　[79] Ibid., pp. 665-66。

　　[80] 在他的杜威讲座中引入“行使功能的可行能力”的概念之后，森立即转入了另一种“机遇”语言来表达相同的观念（见“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pp.200-201）。比较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59, The Standard of Liv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6。

　　[81] 一个值得注意的进一步的候选，然而还没刊出的是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德沃金的资源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罗尔斯的基本善。一个方面是它们包括一个人的精神和物理能力。这将是一个有价值的——并且是困难的——工作，我将从德沃金的资源维度进行描述的森的两个维度的区分。（对于中肯的话语，见森对德沃金对其批评的卓越反驳，我觉得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见“Rights and Capabilities”, pp. 321-23, 载于他的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 Oxford: Basil Balckwell, 1984]。）

　　[82] 也就是说，讨论的框架限于基本善和作为福利度量的效用的相竞争的主张中，在“基本善”之内，则限于普通意义上的善。那是这里的基本善的相关的子集，也见于罗尔斯对于昂贵嗜好的讨论中。

　　[83] Sen, “Equality of What?”,p. 218。

　　[84] Ibid., p.216.

　　[85] Ibid., p. 218。比较这个陈述：“人们从善中得到的东西取决于许多因素，仅仅根据个人对善与服务的所有权来判断个人的利益是极具误导性的…从聚焦于一般而论的善转向善对人们所做的事情看来是合理的”（Amartya Sen, “Introduction”, 载于他的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p.29-30）。比较Amartya Sen, “Ethical Issu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载于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 294,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 23, 和The Standard of Living, pp. 15-16, 22。

　　[86] Sen, “Equality of What?”, p.218。为了迎合福利主义的偏好形式，“精神性反应”在此涵盖的必定不仅仅是一类经验，而且也是主观的评价。

　　[87] 反对效用计量的这个论证并不是充分地明显，参见Sen, “Equality of What?”它出现在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p. 21-22, 29, Rights and Capabilities, pp. 308-9, “Introduction”,载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34, “Goods and People”, 载于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 p. 512, The Standard of Living, pp. 8-11。

　　[88] 即使在森的这个词的可接受的扩展意义上——见这节的前面——这是我在此使用它的意义。

　　[89]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p. 11。

　　[90] Sen, “Introduction”, 载于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p. 30。

　　[91] 见上述的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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