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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       ★★★ 【字体:
聂锦芳: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
——《剩余价值学说史》[1]之于《资本论》的意义
作者:聂锦芳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4-5 【哲学在线编辑,转载请注明

  检视马克思不同文本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他善于把对某一问题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的结合起来。如果这样一种研究和著述方式在他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或者马克思也只是偶尔为之,那么是不值得深究的;然而,通过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包括与恩格斯的著述方式的对照,我们看到,惟有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密切结合上是最具自觉意识,而且是贯彻一致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致思和写作方式?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认为这涉及到“历史阐释学”的根本问题。对此本文不拟抽象而笼统地言说,谨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之于《资本论》前三卷的意义来进行分析。

  一、《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提供了把理论史与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的典范。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四卷结构中,前三卷被称为“理论部分”,第四卷则被视为“理论部分”的“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然而,就写作的具体情况看,《剩余价值学说史》并不是单独写作的,而是与《资本论》的其他内容混同在篇幅巨大的、后来被称之为《1861-1863年手稿》中。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写作的这部手稿保存在23个笔记本中,约200个印张,马克思给它们标上了通贯全稿的页码:1-1472页。这部手稿或多或少触及到《资本论》前三卷的所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多不是按照后来定稿的顺序先后写出的。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也跟进到什么地步。比如,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此前马克思设想包括(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和(3)《相剩余价值》,后来他又决定增设(4)《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1862年3月,马克思在写作(3)《相对剩余价值》的(c)《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时,中断了(3)的写作,他把第Ⅴ个笔记本的第211-219页留下空白不写,开始在第Ⅵ笔记本上写剩余价值学说史,一直到第个ⅩⅤ笔记本专门进行这一工作,写作时间持续到11月。从保存下来的手稿看,这10个笔记本的封面上都写着标题(5)《剩余价值理论》内容目录[2],分为(a)、(b)、(c),……(o)共14部分(其中缺j),外加一个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这样继(4)《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之后,就是(5)《剩余价值学说史》。其中,(1)到(4)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理论部分,它们阐述剩余价值理论。(5)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理论史附论,它阐述剩余价值理论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原始考虑中,《剩余价值学说史》也不是单独成册的。1862年末至1863年初马克思形成的《资本论》的结构原先只有三册,他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在这三册之中。例如,1863年1月提出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九章结构计划中,第八章《剩余价值理论》和第九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就是理论史附论。1863年1月提出的《资本和利润》十二章结构计划中,第三章《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第五章《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第七章《利润理论》,第十一章《庸俗政治经济学》等,都是理论史附论。后来马克思还打算把《1861-1863年手稿》中间10个笔记本的各个部分分别插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和利润》等的相应地方。例如,把中间10个笔记本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史、地租理论史、利润理论史,分别附在《资本论》第一册和第三册的剩余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利润理论之后。1863年5月,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Ⅱ个笔记本里,马克思写了《历史方面:配第》,对配第关于价值、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利息等方面的观点作了考察。

  1863年7月,马克思结束了《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从这时起,开始了《资本论》的编辑和继续写作的时期。理论问题的盘根错节,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思想叙述的集中性考虑和文稿篇幅的平衡问题等等,使马克思后来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1866年10月31日,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3]

  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这一简单梳理,使我们看到理论史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理论难题廓清和解决的前提条件,也是叙述过程的必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后来被编辑为单独一卷,以至造成人们重视前三卷而鲜有研究者涉足这一部分,即使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也总是将它与前三卷分开来解读和研究,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它与前三卷的内在联系[4],这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意义无法得到彰显。

  二、理论史的梳理为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

  那么,理论史的梳理对于理论建构来说为什么是必须的呢?

  我们知道,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它的起源、表现、本质和变动的规律作了探究,马克思对此是不认同的,所以,《资本论》所完成的理论建构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但它不是另起炉灶,从新开始,而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蹈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来看《剩余价值学说史》是如何清理理论问题的?

  剩余价值现象早就存在,但探讨它的起源究竟该从哪里着手?这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他的研究从把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重农学派开始。马克思先用不多的篇幅对作为这一学派先导的詹姆士·斯图亚特的学说进行了评述。由于斯图亚特区分了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确认来自让渡的利润并非财富的绝对增加,从而为从生产领域探讨价值增殖的源泉留下了余地。之后马克思着重研究了重农学派,指出其贡献在于把剩余价值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而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局限性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以及他们对剩余价值起源的仍持有二元论观点。打破重农主义的局限,确认一般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收入的关系,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限,等等,这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历史功绩。在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形成为一个大体完整的体系。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详尽地分析了斯密的观点,又评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围绕斯密的观点展开的激烈争论。最后马克思又回到了重农主义,专门评述了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认为魁奈在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问题的分析上胜过斯密,因此对他的《经济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与对剩余价值起源的探讨相区别,作为其特殊表现的地租、利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价值和生产价格问题该如何解释,是马克思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详尽地评述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评述李嘉图以前,马克思先用很大篇幅研究了洛贝尔图斯的地租论。洛贝尔图斯于1851年提出绝对地租论,但他没有成功,因为他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把剩余价值同平均利润等同。接着,马克思扼要回顾了到李嘉图为止的级差地租理论发展史。他确认安德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同时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安德森的观点的剽窃和歪曲、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地租论的误解。这一历史性回顾,为确定李嘉图在级差地租理论上的地位准备了条件。为了正确理解李嘉图的地租论,马克思还详细研究了他的价值论。马克思在肯定其价值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始终一贯地坚持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同时,又指出它的重大缺陷仍在于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在说明了上述一切以后,马克思用了三章篇幅评论李嘉图的地租论,然后转而考察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注意到,李嘉图并没有使用过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但当他撇开不变资本来研究利润时,实际上把利润看作只是可变资本的产物,即看作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而将地租(级差地租)视为利润的派生形式,这比起斯密把利润和地租并列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是,他毕竟没有再撇开利润这一特殊形式,作出更高程度从而更深刻的概括,即提出剩余价值范畴。最后,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积累理论。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和斯密)在分析再生产时,忽视了不变资本的存在,这是他们在再生产和危机理论上的错误的根源。这样,马克思就完成了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的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批判。

  由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批判进一步扩展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衰落原由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的反省。马克思考察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对待李嘉图理论体系)的三种不同思潮:第一种是李嘉图学说的公开反对者和批判者,例如马尔萨斯和贝利;第二种是以李嘉图学说维护者姿态出现的经济学家,例如詹姆士·穆勒、昆西和麦克库洛赫,第三种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这三种倾向无一例外地都对李嘉图学说 (以及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体起了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这一学说体系解体的外部条件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以及论敌的攻击;而其内部条件则在于李嘉图(和斯密)学说体系有着致命的矛盾。之后,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终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诸如拉姆赛、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等人的思想。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比前人更接近于理解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本质,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及作用,他们甚至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末尾是一个篇幅很大的附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了庸俗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指明了它与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还附带批判了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附录,实际上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个扼要总结。

  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三、理论问题统摄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严格的历史的(编年的)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来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作出分析的。马克思所作的考察,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事实上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在这里,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作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例如对魁奈《经济表》的评述就放在论述斯密之后)。

  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支撑整个《剩余价值学说史》叙述结构的是一个 “总的评论”,即“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5]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探究应当在阐述了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以后才能上升到它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等。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包括其中最优秀的代表者在内,都始终没有抽象出“剩余价值”这个最普遍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不得不从他们所探讨的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入手,探讨其中所包括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因素,从而也说明如果仅仅就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就它的纯粹形式即作为特殊的经济范畴来考察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理解剩余价值的实质。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非常注意进行历史的比较和对照。他既把自己的理论观点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照,又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尤其是庸俗经济学家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加以比较,从而鲜明地揭示出剩余价值学说史上的是非曲直和发展变化。

  最后,理论统摄下的对理论史的清理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他在这份手稿中所进行的“历史的评论”是想表明,“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6]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大大有助于马克思进一步创立和发展了其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比如,由于批判斯密的学说而发展了自己的再生产理论;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的争论的同时,论述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批判地考察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同时,也深入地研究了绝对地租问题。除此以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比在《资本论》前三卷中更深刻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关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经济危机理论、商品的市场价值理论,等等。

  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资本论》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四、马克思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所蕴涵的“历史阐释学”价值

  必须注意的是,像《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样为了配合《资本论》的原创性理论建构而进行理论史梳理,把理论与理论史的密切结合的做法,几乎成为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中自觉而一贯的研究方式和著述方式。比如,为了论述自我意识哲学和自由的价值而从比较哲学的意义上研究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乃至做了7本《关于古希腊晚期哲学的笔记》;为了厘清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求解 “历史之谜”和“社会之谜”,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马克思研究了法、德、英、美以及瑞典等国别史、政治思想史,写下250多页、关涉近24本论著和其他文章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为了撰写自己的政治经济著述,先后研读了可以说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和历史著作,留下著名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为了检验中年期由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的研究而概括出来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模式的普适性,在晚年马克思研究了俄国、印度以及欧洲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等等。不仅如此,就是在那些根据现实需要而写下的时事评论中,马克思也自觉地把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与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比如,《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教和基督关系的甄别,《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和青年黑格尔运动始末的分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相隔近50年的“拿破仑政变”与“波拿巴事件”的比较,以及围绕这两个事件而展开的对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看社会革命》的评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为“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而对英国和俄国外交关系史的批注;等等。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并未受到我们的关注和理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而根据一般唯物主义而不是按照马克思自谓的“现代唯物主义”原则所进行的阐释,把“历史”简单化为一种可以自动呈现的“社会存在”,又认为“社会意识”的内容全部来自这种“社会存在”,并且二者之间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把人们的意识(精神、观念)领域的独特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如果一切意识(精神、观念)只是一种对外在的异质性存在的反映,怎么解释人类创作的那些浩瀚的艺术作品、精神伟构所构筑的独特的审美空间和智慧高峰?又如何到位地勾勒和和透视人类复杂的思想史、观念史、心灵嬗变史?研读马克思留下来的文本,我们发现他真正完成了的、成型的作品远远少于未完成的著述,绝大多数是笔记、手稿以及计划写作的著述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稿。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文稿反复斟酌、再三修改?这里不只是关乎他当时是否建立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他更多地考虑到的是理论如何表达和思想怎样阐释的问题。马克思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20世纪历史哲学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诸如此类的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领域,从而大大超越了19世纪的思维;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到当代“历史阐释学”的这些问题,并且在其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本属于马克思历史哲学题中应有之意,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注释:

  [1]马克思并没有来得及整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也就没有给这部书提供明确的名称,只是在给别人的信中称其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历史文献部分”或“理论史”部分,恩格斯则称其为“《资本论》第四卷”,考茨基最初将马克思手稿整理出来的时候将其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重新编辑出版该书时则称为《剩余价值理论》。我认为,考茨基的名称是比较妥当的。

  [2]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5-536页,人民出版社,1972。

  [4] 诸如В. С.Выгодский的Место " теорий прибавоч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наслед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Знание”,1957)、图舒诺夫(Тушунов,А.В.)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的地位》(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研究组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释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张赞洞和李善明合著的《〈剩余价值理论〉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996)都是如此。真正把《剩余价值学说史》还原为《资本论》三卷的有机组成部分原貌的是力图“按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在其第二版第二部分中,《剩余价值学说史》不是作为单独著作,而是作为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的一部分收入第三卷,见Karl Marx\Frl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Ⅲ\2-4.Berlin:Dietz verlag, 1977-1979。

  [5]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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