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问题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本文认为，“改变世界”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路径的主要标识，然而，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发生重大变化，其现实的出场路径发生了重大改变；“破坏旧世界”的革命路径转变为在“建设新世界”过程中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论路径在于：从“改变世界”的发展观出发对新全球化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构成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在中国跨越式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视界的与时俱进；以时代视野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而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建立一种对话式解读的新解释学。这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语境出场路径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问题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德里达在10年前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如是说。的确，苏东剧变后，历史结构发生了大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许多西方学者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告具有“新自由主义”本性的人格为“最终的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它宣告：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1]围绕在“脱节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在场性和出场路径问题，引起全球学者的深度思考。从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幽灵复活”路径的“幽灵学设计”，到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戴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人们在深刻思索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场的可能性，在追问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和在场方式问题。我认为，在“脱节的时代”考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应当看到：新全球化时代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选择出场路径的当代语境；如何重新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不断创新中实现与时俱进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的出场路径，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其一，以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为历史语境，深入总结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路径的基本经验；其二，从“改变世界”实践视野出发对新全球化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构成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其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探索如何在前无古人的中国新现代化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创新理论；其四，在以时代视野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而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建立一种对话式的新解释学。这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一、当年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路径和历史语境

    我认为：对当年马克思出场路径做深入研究，不仅是真正理解当年马克思思想本真意义的前提，也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方式的基础。对此，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马克思思想的出场对历史语境的依存关系；其二是马克思的理论批判与“变革世界”实践的关系；其三是马克思思想出场路径与理论形态的关系。与此相关，马克思思想的出场至少有三个关键性环节：从“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发，科学指认作为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资本全球化，这就是马克思通过各种革命性实践去努力“改变”和“摧毁”的“世界”；全方位批判地解读资本全球化的虚幻的意识形态，以发现资本全球化的本真结构及其后-资本道路，廓清新理论出场的道路；建立自己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论视域借以科学引领“变革世界”的实践。

    思想的出场路径和出场方式对历史语境具有本然的依存性。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科学指认作为自己思想出场必然前提的历史语境有极为深刻的敏感性。在《博士论文》中，在论及“哲学的世界化”时，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在变革世界活动中寻找思想的出场路径。在《莱茵报》主编期间，指认“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前提出发，在一系列变革世界的政治实践中思索思想出场的现实语境。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要求将作为变革世界象征的法国精神与深刻解释世界标志的德国智慧结合起来，去实际指认历史语境。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清晰地指认资本全球化世界图景。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前提就是资本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要改变的“旧世界”，正是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对资本全球化这一历史地平线的批判性反思，造就了马克思，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全部理论出场。

    理论路径与实践路径有着本质性的联系。马克思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实践，这成为马克思思想出场的主要标识。然而，改变世界必须首先科学指认世界，它构成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而思想出场则是历史语境的理论表征。长期以来，学界在高度评价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论点时，往往不适当地将之与“解释世界”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是排斥“解释世界”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出场路径在强调变革世界的同时是否包括解释世界？回答是肯定的。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变革世界的实践并不排斥解释世界，恰好相反，马克思的“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一部分，是以批判-否定为向度的理论实践。问题不在于是否“解释世界”，关键在于“如何解释”、以什么方式解释。马克思决不接受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世界的解释体系，不接受旧形而上学（唯心论和旧唯物论）对世界的解释，对之马克思诉诸的恰好是无情的批判。对资本全球化世界的各种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恰好是马克思变革世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理论实践。马克思的解释方式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作为变革世界实践者的出场路径是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作为“头脑”领导“心脏”即无产阶级对现存世界“物质力量”做“物质摧毁”的革命实践，也包括对资本全球化各种虚幻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既包括恩格斯和列宁曾经指认的马克思思想出场的三大主要路径和出场形态：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其他马克思关注和涉猎的所有思想领域。马克思思想的出场，决不仅仅是三大主要路径内各自或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误读。其实，马克思以“批判”冠名的文本涉及资本全球化的各个领域：“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批判地解读资本全球化的全部意识形态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从法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宗教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从新闻学到艺术学，等等，在意识形态涉及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成为马克思“无情批判”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关注着全球每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实践：从欧洲的革命到中国的抗英战争，从美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东方社会的变迁。仅存的文本样态也证明这一点：从大量的著作、论文、新闻稿、书信和手稿中，几乎在当年每一个人类重大事件和知识领域中都铭刻着马克思的踪迹。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批判而去蔽，达到对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的真切认识，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在场。

    变革世界、批判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这就是交往实践观。如果说，对马克思来说，变革世界的中心任务是摧毁资本全球化的革命实践，那么交往实践观则成为“革命的逻辑”。批判资本全球化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继而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走向“交往实践观”。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科学把握资本全球化世界本性的基本视界，也因此成为马克思批判所有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构成所有自己思想出场形态的轴心。

    作为变革世界的“革命的逻辑”和新世界观，交往实践观的出场具有三大功能：对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的批判性解读、对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解读和对后资本道路的建设性构想。在马克思看来，交往（Verkehr）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指认一个系统，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而“物质交往”即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物质交换过程。它构成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的基础。生产和交往，或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交往关系及其交往方式，是交往实践中自主活动的一部分，并与之一起构成全部世界历史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依此更迭的机制，成为历史规律性过程。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借助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使分工的规模已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地形成的不同各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这一“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是资本存在的总体方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体系的总体存在样态。它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普遍交换（交往）”体系内的生产体系、交换体系和总体系，到“世界历史性”的国际经济、阶级和政治体系，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本质所做出的深刻的逻辑分析。这一分析更深入地展示了马克思早已坚信的论点：以普遍交换（交往）为基础的资本全球化必然导致普遍异化，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体的和主体的条件。前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矛盾体系的总爆发，后者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各自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全球性阶级。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资本这一全球主导资源，两大全球阶级成为全球性对抗的主要力量；两大阶级的关系，则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走向。作为这一对立的历史必然结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件才是可以经验的。因此，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他的历史观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规律演进的把握；政治经济学则直接深入探析资本全球化的本质、秘密、规律性趋势；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不过是对旧全球化的一种前景和现实路径的揭示──即全球性两大对立阶级的对抗前途，以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言方式展现出来。晚年，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在回答关于东方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性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根据各民族和地区间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指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革命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取决于能否借助于在全球化中进行的世界性交往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科学技术，以及是否与其他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补充。因而，马克思拓展深化了交往实践观，使之成为贯穿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城市学等等基本视域。

    因此，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出场路径，我们必然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历史语境的思想表征，出场路径对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历史依存性；“改变世界”的实践是马克思思想出场路径的主要标识，理论路径是“改变世界”实践路径的重要方面；马克思几乎在所有可能的路径上都做过艰辛的批判性探索，因此其思想的出场方式是多元化和总体性的；交往实践观成为马克思批判把握资本全球化本性结构和虚幻意识形态、探索后资本道路的思想在场形态。

    二、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

    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上究竟发生着何种重大变化？

    追问这一问题当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景象，在今天又成为反身代指。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从其现实中退场、与时代“脱节”并产生“差异”和“疏离”，面临系列重大挑战，使德里达所指称的“幽灵在场、幽灵退场”的“幽灵学逻辑”成为一种话语法则。变革世界没有成功，使我们必须再一次“退回书斋”重新解释世界。在充满断裂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其深刻的时代底板究竟是什么？是什么造成“脱节的时代”、造成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受到如此挑战而问题变得如此尖锐化的言说语境？其原因正如我曾经一再指出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新旧全球化大转变的时代。新全球化浪潮在深刻变革世界的同时就在转换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平线。“脱节”源于当年马克思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大变动，新全球化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重新指认其置身“当代性”与“在场性”的现实可能性、其当代的出场路径。因此，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我们科学认识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基础。

    我曾经指出：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的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文明。知本全球化正在取代资本全球化而成为主要形态。其二，在全球化结构构成内涵上，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成为后工业（后现代）化全球新霸主。知识资本正在崛起成为所有生产要素中的主导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知本家阶级正在全面取代资本家阶级而成为新霸主。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重大改变。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 “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控制，造就全球“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后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打破现代学科壁垒，流动的能指无所不在。

    历史语境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的变化。新全球化时代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多方面的挑战性。挑战与应答的不对称性，导致“脱节”和危机。今天，深刻指认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结构，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前提，也是其出场的基本路径。其次，解答问题、应对挑战当然需要直面问题本身，但我认为这还不够。需要思索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新全球化问题和主张“后学科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冲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很难再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单一学科视野去逐一对应地解答。解答问题需要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理论视域。解答“全球问题”，应当打破学科壁垒，并从僵化的体系化理论教条中走出来，而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它以问题为中心，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语境上谋求知识结构的再造，努力构成一个新的反思视域。只有在这一视域中，我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才能着力回答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五大挑战：

    挑战之一：由新科技革命引导，作为新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基础之一的数字化地球、网络全球化的主导趋势和意义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有变革现存世界的理论，而且需要建构变革“虚拟世界”的理论。应当着力研究数字化所带来的虚拟社会存在的语境革命，以将网络全球化视为电脑化、信息化的交往实践方式。如何应答虚拟存在或虚拟社会的一切：虚拟经济、虚拟政治、虚拟日常生活、虚拟文化、虚拟社会，甚至虚拟人群等等带来的挑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的新课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将交往实践观提升为信息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交往实践观。在网络化交往中，每一个参与者决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而是具有主体际关系的交往者。任何主体在实施“主体—客体”实践关系时，就同时将自己拴系在全球性交往网络之中。这一网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空间，是一种重要的交往实践方式。不仅如此，网络还创造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虚拟生存空间，即一个具有可能态的“世界普遍交往”结构，从而将全球性交往实践二重化为现实的与虚拟的世界。网络全球化的实践不过是一个鲜明的象征，她指认当代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信息化或知识化转向的前景。

    挑战之二：知识经济的本性及对全球性生产方式的变革，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阶级论重要内容的变革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工业文明的早期，主要是对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的批判继承。在古典经济学视野中，劳动形态主要局限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中的体力劳动，那时价值主要是由“苦力”即体力劳动创造的，而智力活动，包括管理劳动、知识层面的设计、运筹、运营，却没有被纳入创造价值的视野。因此，剩余价值，则主要是由操作大机器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可变资本等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将熊彼特所指认的创新之各要素──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等置于视野之外，特别是管理者的组织行为创新、知识分子的技术发明、科技成果的“复杂劳动”未计入其间，这就造成对劳动价值的计量、剩余劳动的计算及剩余价值的考量不足。由《共产党宣言》所指认，在以大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旧全球化时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的划分也主要是按照对物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衡量的。而后，众所周知，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内容包括对物化劳动既实物资本的占有关系、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产品分配多寡等，本质上在于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大潮呼啸而至。作为后工业社会与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经济基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时代。新全球化时代一个基本的状况是：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已不再是先进或先导性的，其历史主导地位已经或正在被知识经济生产方式所取代；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大工业生产，而是由知识（复杂劳动，即多倍地或自乘的简单劳动）经济生产方式承担，价值分配也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间此消彼长。传统工业文明变成“夕阳”，因而与机器大工业相联系的已不再是先进阶级，而是日益落伍的阶级；相反，与所谓“朝阳”即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知识工人阶级”──知识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则变成先进阶级和领导阶级。他们不再是无产者。他们拥有知识经济时代资本的核心资源──知识资本，进而掌握和支配物质资本；他们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由知识鸿沟划定的社会分层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由工业文明造就的两大阶级的对立，正像当年工业文明生产方式覆盖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一样。

    挑战之三：在知识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新全球化时代中，所谓“后资本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形态理论的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代化大工业的产物。随着大工业资本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之相对应，大工业社会主义也逐渐失去了历史价值。苏东社会主义在走向大工业社会主义过程中，按照国家超级垄断模式实行了一整套制度框架和管理模式：集中化和计划经济、齐一化和政治专制、单一意识形态模式和舆论一律等等。可以粗略地说，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败，是传统大工业主导型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败，是国家超级垄断模式的衰败，这是历史的裁决。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在全球知识经济和后现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即知识主导型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现代化”——既不同于全球后现代背景，更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哈贝马斯、吉登斯或乌·贝克指认的“第二次现代化”，而就是以知识化带动和引导的新型工业化。它要实现“三个代表”，即她不再将正在落后的工业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生产力基础，而是努力将先进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基础，努力使自己成为这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成为先进文化──正在不断进行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前进方向的代表；进而成为最先进阶级──知识工人集团利益所启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今天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国家超级垄断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阶级结构及相互关系、社会目标、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问题上将远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这正是今天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之脱节、需要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

    挑战之四：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格局的挑战。今天，知本全球化对物质资本全球化的叠加和覆盖造就的全球格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一叠加和覆盖，对于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是更深层次的灾难。在他们头上压迫他们和统治他们的，不仅仅有传统全球资本的力量，现在又叠加和覆盖着知本全球的力量，这不是同层次的统治，而是在历史阶段上高于他们、并将他们挤到历史边缘的统治力量；他们现在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且要为保卫整个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而斗争。另一方面，这一叠加和覆盖也是加速资本主义灭亡和催生新社会主义（知识社会主义）的时代基础。知本全球化也在根本上取代资本全球化，正像当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时与工人阶级有共同利益一样，今天的知本主义在反对资本权威过程中也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崛起。在知识产权共享和共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本社会主义，将代表着未来人类的远大目标。这一趋势，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给予说明和解释。

    挑战之五：新全球化时代多元化思潮、族群和力量的挑战。与旧的资本全球化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思潮，正象大工业文明使一切阶级关系简单化一样，现代主义也使一切思维、文化简单化、模件化。一种规范、一个中心、一条路线、一个标准，都是现代主义的固有特征。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获得了话语中心地位，差异化、多元化成为时代的象征。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而外，新民族主义、女权主义、族性政治（如黑人政治等）、同性恋群体、新宗教、恐怖主义、网络族群、绿色组织、新纳粹党等等，都以各种方式影响世界，冲击全球性秩序。

    总之，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解答新全球化问题，必须成为时代“反思的问题学”，这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基本出场路径。

    三、新现代化的发展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必须要思索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独特语境问题，二是如何构造一种解答理论。前者即如何在新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下，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变革世界的实践需要从“革命的逻辑”转变为“发展的逻辑”，而且，发展问题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矛盾：当新全球化作为西方式后现代背景而存在时，当代中国发展的主题依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双重的冲突发生在知识-资本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与此同时，全球各种发展理论都在对话中竞争性出场：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理论，亨廷顿、布莱克、罗斯托等人的后发展理论、阿明和多斯桑多斯的“依附论”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各种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环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全球化理论、第二次现代性理论等等。这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对这一难题的独特解答，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在新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发展，这就是基本的出场路径。因此，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都是贯穿一个中心：在新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从出场形态来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本质上是新全球化时代出场的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

    在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境遇下的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场路径选择。新型工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化，也不是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性”、甚至不是乌里希·贝克的“第二次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以及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性为引领、而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现代化理论，这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形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选择出场形态的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支点与新的方法论。所谓新的理论支点，即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而所谓新方法论，颇似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以“全球观”来为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在一个特殊的交往结构中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的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理，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历史境地：她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是“新现代化运动”。限于篇幅，本文仅指出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其一，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和主题仍然主要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从全球性范围看，后现代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已经成为主导趋势，如皮特·贝尔哈兹在《后现代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城市和国家》（Peter Beilharz: Postmodern Socialism, Romanticism,City and State[澳]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但是目前还不适合中国。

    其二，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因而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或“第二次现代化”，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现代化。

    其三，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化，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她将马克思的新“后”学理念与哈贝马斯-吉登斯所说的“反思的现代性”结合起来，她具有许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有的特点，也必将遇到许多难题。“先进生产力”作为提升、改造传统生产力的支点。知识化引导现代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知本拉动资本，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高度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创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生发展并以独特风貌介入世界的。

    四、对话的新解释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当年马克思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中出场的。我认为，在新全球化时代，差异化、多元化的思想相互碰撞和对话，已经成为思想的全球景观；而“引领”思想撞击、开展有效对话已经成为打磨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基本方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应当保持着通向人类所有重大领域的出场路径。因此，通过与西方当代学术（文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等，特别是开当代视野之先河的后现代思潮）、中国传统思想及各有关学科的对话，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从而使马克思思想活生生地在场。在当代思想家们那里，从詹姆逊到德里克，从吉登斯到德里达，等等，他们都在非常广泛的思维空间上与马克思对话。例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就是一本关于现实与历史、马克思与德里达、关于马克思诸理解间对话分析的杰作。作为思想资源，对一切当代的“思想幽灵”──当代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思想（以至于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当代理解对建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前者在总体上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无可置疑地是时代精神的表征。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性的，他们思考问题的视野具有时代特征，他们对问题的解答也具有时代性。他们对时代问题的思维是时代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实际上是基于时代性地平线、关于时代本性和问题的学术对话，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性思维的对话。对话是一种主体与主体、文本与文本间的行为。只有通过这一连续不断的、开放性的对话和相互诘难，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榨取对话者的思想精华，摒弃其解答中的错误，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新世纪，随着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学术、中国传统思想对话行为的深入开展，必然会带来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大发展，才可能愈益丰富而充满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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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166、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