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出来的，简要的讲主要有以下四重规定：1、在劳动产品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2、劳动本身的异化。3、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4、人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他“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1]。对马克思而言，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2]，然而，虽然工业的结果：污染及生产条件的丧失[3]，虽然同样有助于表现“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4]，但却首先，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经济在引起生态失衡和不可逆转的破坏上的影响超出了现有经济学的视野” [5]，而是在更广阔的人类活动的领域以更复杂的形式表现了人的本质。

　　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虽然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但绝对是“以异化的形式”[6]表现出来。工业并没有造成人与自然的同一，从当前的情况看，恰恰相反，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极端的分裂。虽然，如果我们以自然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裂只是观念上的，只是属于人的一种实在；对于自然而言，这种分裂恰好证明了人与自然的最终同一：自然。经济学，“反映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国家中扩张着的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性。”[7]，但异化的其它形式却涉及到人的生存本身（而不是怎样生存）。因此，必须突破政治经济学的限制，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考察异化现象。

　　二、 异化的第二种形式：外在于人的目的和认识的对象。

　　污染物也是一种劳动产品，是人的对象化的一种形式。它作为劳动的副产品，其与人的对立，并不完全是自然与人的对立，因为污染物本身也是作为劳动、人的产物而存在的。但它与劳动产品的不同在于它最初并不是作为目的之物和认识的对象而产生的：就劳动与人的目的和认识的同一而言，劳动是一种“人的活动”，污染却是与人的目的和认识相对立的人的活动的并非意愿也并非认识到的“结果”，从而，使人自身的活动本身也处于自身的目的和认识之外。就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相比的特殊性而言：“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它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8]。然而，瓦特在发明蒸汽机之前虽然可能在脑中就已经设计好了蒸汽机的蓝图，但他绝不会预料到硫烟煤燃料的使用会造成比纽考门的发动机厉害得多的污染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污染是一种“未知的未知事物”[9]，它所确证的是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这是否是永恒的、根植于人的认识本性的局限性呢？）。另一方面，现代的资本家明知道他们的企业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却仍然不顾及全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坚持生产，虽然他们的目的绝不是要污染地球，就这第二方面而言，污染反映了人所受到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和伦理学上的局限性，并且证明污染自身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下面还要谈到）。

　　与劳动相反，污染所确证的并不是人的自由，而是人的不自由；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人的限制；它和劳动产品一样确证了人的作为自然的本质，但却是从否定的、消极的意义上确证的；它所确证的是人的自然化的不彻底的程度，也确证了以异化形式存在的自然的人化，确证了人自身的活动对自身的否定；它没有确证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同一[10]，却确证了它们的分离；它证明了人的自然的本质，但却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从而证明自然绝不是人的奴仆。

　　同异化劳动的产品一样，污染物也行使着它对人的统治权，但它并不是作为资本，作为人类社会内部的一种因素统治着人，而是作为自然――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自然――统治着人，这当然是因为它的作为外在于的人目的的产品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样也因为污染物不像异化的劳动产品那样，“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11]（如果这里的“属于”代表“拥有”的话），它不属于任何人，却强加于所有人的头上。污染是自然向人类宣示自身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自然像上帝一样宣称自己对人类的统治权，并说道：“不服从，就灭亡。”在这种宣示中，自然表现出一种要成为自为的主体的欲望。

　　污染与劳动不同，还在于它的历史性。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2]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是人的无历史性的本质，是与人的“是[13]（being）”相同一的本质。而作为劳动的副产品，污染只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成其为污染的。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劳动副产品，是很容易被自然所同化的。污染的出现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产生的，它本身就表现了劳动规模的质的变化：就劳动表现了人的无历史性的本质而言，污染是资本主义机械工业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强迫性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污染的代价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自觉的行为，而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获得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成为国家的自觉的行为。因此，污染所确定的人的本质，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本质，而是人的一定历史性的社会的本质，是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或者说是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在资本主义下的人的本质；是异化的一定形式的本质，也是在可以被克服的意义上的人的本质。

　　污染的直接结果是“生态危机”，也就是说，是人作为肉体，人作为自然物的危机。因此污染确定了自然与人的从人的角度来说的对立，以及自然必须作为人的最高原则的原理，因为自然本身并不存在污染的问题，污染是对人的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的污染，是对人的存在的虚无化；反过来说，无论人类怎样“污染”自然，最终导致的是人自身的不存在，而不是自然的不存在。自然自在地存在着，你无论怎样行动，都只是确证了它的存在。

　　可以说污染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异化劳动，其特殊性体现在它的不同于一般劳动的与人的认识和目的的关系，也体现在其不同于一般劳动的与人的本质的关系和与自然的关系。以上两点，再加上污染的特殊的历史性，进一步也将污染自身同私有财产的运动区别开来了：私有财产虽然是人的异化劳动的结果，但却是在人的范围内的一种结果，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同样表现了人的积极的本质，虽然是以异化的形式；而污染却是在人的范围以外所确立的异化，它所确立的本质是人的消极的本质，是非人的存在物对人的关系，是人的局限，而不是人的能力。

　　三、 异化的第三种形式：对象的丧失。

　　比异化的第二种形式更为严重的是异化的第三种形式：对象的丧失，这将会使劳动本身也取消了，这是最彻底的异化形式。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4]作为人的对象化的生产劳动本身需要一定的外在的自然物作为其基础，这就是所谓生产的“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15]然而，对环境史的研究，特别是苏美尔文明的覆灭、罗马文明的衰落、玛雅文明的失落[16]等等：这些历史的事实的共同之处在于，人自己的活动将自身劳动的自然条件全部消灭了，从而导致整个文明的衰落甚至毁灭，也就是说，人类的劳动不仅首先使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已的存在物同自身相对立，接着，产生从根本上否定自身本质的外在于人的目的和认识的对象，而且甚至于最终消灭了外在的对象，同时取消了自身劳动的条件并取消自身在这些条件下的存在。

　　这种异化的形式，和污染一样，也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目的和认识的活动，并且从消极的意义上确证了人的作为自然的存在，然而它直接表现的是人自身的自然（人口）和人自身的非自然（文化）同人自身以外的自然的冲突：“居民人口的增长和文化上的雄心，最终被证明对于他们可以得到的有限资源而言是过于巨大了。”[17]在第三种异化的形式下，由于外在于人的并且不是人自身的创造物的自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从而人首先使自身在量上发展起来（人口），同时强迫自然为自身量的发展服务；接着，人充分发展自身中作为与自然相对立的质（文化），消灭“外在”于自身的自然并使之成为确认人的本质的对象。后者也是一种劳动，但却不是物质生产，也就是说这种发展并不是为了人自身的作为自然的本质，而是为了人自身的与自然相区别的本质，为了异化的本质（宗教等）。这种本质总是最终与人自身的自然的本质相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到极限，它就要消灭人的自然的本质存在的条件，并进而消灭人的自然的本质的存在，宣布精神对肉体的统治权。这样，人一方面使自身量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使自身质的规定性，都与自然相对立。结果却是，人将自身的自然存在的条件消灭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人不得不相互消灭作为自然的存在（战争），以确证自身不仅作为自然，而且作为人的存在；或者，人最终选择了放弃（遗忘）这种与自身的自然的本质相敌对的本质，从而回复到人的自然的并且是作为与外在的自然不相对立的自然的状态――人再次回到自然。

　　对于动物而言，“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8]也就是说，动物自身生命的存在与其作为自然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而自然对于人而言却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自然对于人是“疏远”的。但是这种“中介性”和“疏远性”都是基于人才有意义的，因为自然是内在于人而人也内在于自然的。因此无论怎样的异化形式，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最终的结果都会“直接”将人同化于自然，不管人愿不愿意，不管是作为活的人，还是作为尸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19]这是对象的消失的必然的结果。

　　与污染所不同的是，这种形式的异化在人的历史上具有一种普遍性，是从人作为人产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的历史的“常态”，也许也是人的本质的“常态”。人作为精神的存在以否定自身作为肉体存在的必然性来确证自己自由的本质。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人不仅与自身的自然相对立，并同时与外在于自身的自然相对立。最终的结果，究竟是谁取得了胜利，也许已经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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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0页。

　　[2]　同上，第89页。

　　[3] 虽然后者并不单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工业的结果，却正是以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抽象劳动的工业的结果，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88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9页。

　　[5]  康瑞华，《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见《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37页。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9页。

　　[7]　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9]  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1页。

　　[11]　同上，第59页。

　　[12]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13]  旧译为“存在”，据《是的哲学研究》（萧诗美，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改译。

　　[1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6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16]　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第78页，第89页。

　　[17]　同上，第7页。

　　[1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57页。

　　[19]　同上，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