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布隆纳 李进书译

    对颠覆理论的反驳

    “这个绅士发现这个世界不合意？就让他前进去寻找一个较好的吧。”（同上，第115页）阿多诺憎恨这种谈话方式，但更多地进行抗议。因为这样的观点不仅很可能会束缚艺术的实验和限制经验的范围，更有可能显现它的政治相关性。但阿多诺不能——或者说不愿——做出区分。这是有深刻的含义的。问题在于就本身而言，崇拜批判理论并把思想同一于它的阿多诺，是否愿意说出它们。

    不可否认，通过重新确认著作中心、探索内在的动力和反对把美学简化为心理学和历史决定论，阿多诺确实对美学做出了显著的、有创造力的贡献。然而，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他讨论了：在确立“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立场之前，必须抛弃先验论哲学。后来，他认为需要分析的是哲学的功能而不是明了的内容。而且他从来没有真正收回这样的观点。这不仅表明他的否定辩证法的观点和对历史表现出的理想主义传统的维护，而且表明了对艺术作品重要性强调的决心。结果，阿多诺的立场与其坚持的同样的批判标准就合情合理地相对立了。

    显然，自他早期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以来，通过逃避具体和对他总是假定地抛弃的现实的肯定，阿多诺的思想越来越明显。本体论的批判由它对立面来定义。幻想的真实性抗衡着现实的“非真实性”，确定的对抗着非确定的，形而上学摒弃了历史，以及美学反对着人类学。一个分水岭产生了。理论上的上层建筑和具体的现实在“本体论的裂缝”方面上分离了。而且，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这都无助于表明阿多诺正在使辩证法反对它自身。这样结果不是辩证法，而是披上了根本变化的化装服的静止。结果既没有提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没有提供实践的理论。这正如瓦特·本雅明将其定义为“静止的辩证法”。

    不管阿多诺理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实际上，他并没有延续马克思方法去处理马克思目的论的崩溃或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者，辩证法的韧性》（伦敦，1990），第182页）即使对被商品形式颠倒的世界重新预言时，阿多诺思想的特性和目的仍是有差异的。没有坚固的客观事物（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51页）和产品过程的内在分析方法。阿多诺很可能已经偶然地谈到他致力于的“真正的解放主义”。但这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有组织地分析代表先进工业社会的分歧性政治体系。实际上，他著作的哲学重要性源于它的社会学明显的虚弱：夸大先进工业社会的整合作用和实践抗争的不可能性。参考阿多诺在那些事物上的影响是无济于事的，即使它们相关于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的发展；的确，无论它们品格如何，这种调查的方式总是缺少能力去发展真正政治含义或者弥合现象学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的裂缝。标志是阿尔弗雷德·桑·雷特尔有创造力的著作：《精神和身体的劳动：左派的社会合成理论》（青年时代的法兰克福，1970）；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形成》（伦敦，1977）。

    精确地说，非凡的整合作用使美学本身能够自由地检测现实。然而，在过程中，自由被剥夺了内容，因而主观性变得含混不清，正如现象学方法中最反对的。阿多诺不愿意讨论“基础”是没有借口的。实际上，他害怕“体系”也是没有理由的。他拒绝给予美学或哲学合法的地位，结果，在理论上他处于一个不被人羡慕的地步。它的含义在各个方面表现明显。例如，阿多诺认为，进步的艺术品提供了对当前的艺术品世俗局限的内在批判，同时，摒弃了由此局限产生的抑制。然而，他的正当理由并没有建立在对自由具体形式的先前的理解上和把经验现实认同为抑制上。“艺术与世俗的现实不同，它否定性地体现了一种事物的秩序，其中的经验存在将获得应有的地位。”（阿多诺：《美学理论》，第322页）因此，这样理论变成了不必要的重复。

    重复使颠覆理论假定地激进的使用合法化

    从这个恰当的理由出发，干涉就等同于对现实的颠覆。从社会合作的远景看审美自由的形式契机，是模糊的，但它等同于阿多诺对抑制的明确反应；“艺术的这种社会性偏离是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同上，第321页）抑制的任何具体反应，因为它的非固定性和片面性，受到了来自乌托邦立场的批判。的确，这就解释了他为何坚持美学彻底主义和为何害怕具体的政治改革。无疑，对冷战的缄默和在学生运动中充当尴尬保守角色说明了这一点。（参阅，斯肯伯，西奥多·阿多诺，第131页；罗尔夫·威格绍斯：《法兰克福研究所：历史，理论的发展，政治的重要性》（慕尼黑，1988），第676页）在任何场合下，其它颠倒的理论都沿袭这一规则。审美客体确立主体性，社会范围的著作却蔑视它。具体的实践，或者说理论上声称政治对地位的干预，不支持总是缺乏任何物质效果的“较高的实践”。因此，阿多诺写道：

    “改变的具体和肯定的建议只能增强‘现状的权力’，或作为管理非管理的方法或祈求可怕的总体性抑制降临。社会概念和理论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们不被任何一种解决方法吸引，而且它们仅仅把否定方式压抑到它们内在的基本可能性中：被窒息地威胁的事实。无法预测它将何去何从，但这样的担忧将是最终突破社会全能的首要条件。”（阿多诺：《批判理论和社会的“社会”》，第275页；涉及“批判”，请参阅我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纽约，1990），第176页）

    没有哪个具体实践是根本充分的。在现实中，它把乌托邦从历史中转化和分离出来。艺术在方法上可以在没有开始的实践上起步。（阿多诺：《美学理论》，第124页）但是，它只能在内部范围内合法地进行，否则，它将没有任何具体的投射。阿多诺甚至从未做出像工人委员会那样机构性代替的暗示，来表明卢卡契具有偏执思想以及他是从暗示开始他的批判的。他同意“一个自由的社会通常比较超越，既不受社会虚假成本费用之非理性的影响，也不受功利性手段——目的理性的束缚。这种理想表露在艺术中，并且对艺术的社会爆炸性负责。”（同上，第323页）

    在蒙德林的绘画中是否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编码是值得怀疑的。但这样理想与解放的秩序相关是不容质疑的。尤其考虑到它认真致力于与自然非抑制的交往。无论阿多诺的意图如何，这样的观点对自由的考虑多于抑制。他的自由理论缺乏集体利益或不太有助于像相互性和责任性这样的派生物，这并不奇怪。如果阿多诺认为法令帮助唯物主义消灭认识论这样观点正确的话，他的美学将排斥政治。没有直接参考理论家设想的解放政治机构就指责启蒙“未遵循诺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理论和实践间陈旧的目的论关系被打破是真的，不再会有“将来如现在一样显现”的事情。但是，在原则上，理论仍旧能够思考实现解放诺言的新的必要条件。然而，阿多诺从不打算重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作为一个犹太人，在痛苦地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后，他经常关注俄罗斯革命。在思考这些历史经历后，他终于相信：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号召已不争地把理论贬低为一种奴仆，并消除了理论应带给这种统一的那些品格。人们要求一切理论具有的实践的签证成了检查官的签章。尽管理论屈从于自夸的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体中，但实践也成了非概念的，成了据说它要躲开的政治。理论成了权力的牺牲品。（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第143页）

    权力是内在的罪恶，在谈到必要性的范围时，它总是尽可能地进行着物化。然而，物化和客观化的同一的结果不仅不自然，而且也隐匿了可能性总在权力关系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事实。权力同一于“体系”而非其中人们和机构之争。统治的物化观念取代权力，同时，正像辩证法仅仅成了不规则的运转或空转的机器，形而上学取代了社会理论。当自律性同一于此人，抑制同一于他者时，理论和现实关系的破裂阻止了阿多诺和批判理论新标志的联系。但阿多诺的思想不仅是一个“原批判”，它还源于启蒙辩证法精心构造的原批判方式。毕竟，在那个著作中，自由被历史驱逐，它同时失去了形式和内容。自由固定在主体上。然而，这个意义却含糊不清。

    诠释自由作为他者，必要地产生了一种无关紧要的关心和它在现在选择范围相互性和普遍性的扩展。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相反，阿多诺不是在充分理解法律的情况下，以社会政治学方式安排自由和主体各尽所能，而是把自由同一于主体。现在自由满足于与权力做斗争，因此忘记了权力必定会压制其任性的运动。（参阅，弗兰茨·纽曼：《民主和独裁国家的“政治自由的概念”》，收于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政治和合法理论领域中的论文集》。（纽约，1957），第160页；哈里·帕克特：《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独裁，参与”》收于斯蒂芬·艾瑞克·波勒的《哈里·帕克特的政治论文集》（纽约，1984），第36页。）自由的道德和实践的功能丧失了。它变得超脱和失去了它与人类事件的内在联系。从社会现实立场看，自由必须显示为一个幻想。

    依据方法论批判的名义，政治在具体阐述需要转型的条件或假定机构组织替代性形式方面的无能，被内在地消除了。随着理论脱离实践，我们感觉到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和形式分离。当阿多诺分析形式的和普遍的时候，就会牺牲具体的和特殊的，反之亦然。当然，他会争辩道：只有保持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才能平衡和培养两者之间对立和张力。但是，在尤其考虑到他试图消除种与物间的超国度的理想时，他思想中另一个裂缝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从社会学角度讲，这个问题在著名的独裁人格研究中越来越明显。在与集体合作中，阿多诺为了检验独裁多大程度上已被纳入到个体中而发明了“法西斯标准”。与启蒙辩证法相反，很明显那种法西斯不再是自由社会的必要产物，那种大众文化也可以扮演正面角色。启蒙和教育可以减少冲突和不容忍带来的最坏的影响。这项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贡献，而且靠大量的技术，这项研究还导致很多的争论。然而，阿多诺从未把自己的研究整合到他的普遍理论中。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的社会学洞察力的扩展将很有可能颠覆更宽广的事业。毕竟，独裁人格产生了问题，疏远和客体性“形式”的同一确实如声称那样：“大众启蒙”的期待只产生了“大众欺骗”。

    当然，现在，阿多诺的捍卫者可能说普遍形式的声明从来不能充分包含具体。实际上，准确地说这就是阿多诺辩证法的观点。它抵制潜伏在如机构一样的概念中的扭曲的权力。但他真正讨论的是具体和经验是否与普遍和形式相矛盾。如果它没有显示的话，调和的范畴有必要显示这个联系。然而，这些从未提供过。接下来，只有一个结论：他在独裁人格中排斥经验分析而在哲学研究中提倡形式分析。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启蒙辩证法》首次明确表达“文化工业”的分析中。毋庸置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目的是崇高的，他们希望检查商品形式在文化上的影响。他们已经理解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府会尽可能运用新的媒介。他们认识到它在政治自觉意识上的负面影响并不少于在马克思定义的“文化世俗水平”上的。这个议题是它的形式；不断增长的工业文化的权力是商品形式和仪器权力扩展的直接反应。从普遍理论来看，要致力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必须不妥协。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可能写道“黑色作为一种理想”——这种颜色毫无色彩——将独自使艺术“守住自己的立场”。（阿多诺：《美学理论》第58—9页。）

    这样的争论使得一种设想合乎逻辑，即需要一种尊重艺术具体的多变的洞察力。“快感是艺术的偶然契机，甚至不比关涉艺术知识的快感更有意义。简言之，应当抛弃那种把供人欣赏玩味视为艺术本质的思想。”（阿多诺：《美学理论》，第22页）著作的经验作为“精心杰作”，（同上，第154页）与文化工业的错误的及时性宣传相反，是和它形式的技术知识相联系的。这无需屈从。从这个观点看，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包含的语境或运用的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它就是无意义。阿多诺可能已深陷到如何提高“文化世俗水平”中。然而，即使这样，阿多诺对那些源于罪恶的政治或以非理智来赞美受害者的人的批判，仍有深刻的合法性。（《最低限度的道德》，第28，第102页）

    美学形式中最新颖的和复杂的多样性的确保护着主体性，即使抽空了它的最有表达力的内容，它的形式会忆起——没有抵消——进展产生的恐怖，同时，伴随的却是被无孔不入的文化工业削弱的主体性的那些方面。然后，主观在反思“历史的屠杀场”中锤炼了他的主体性，在抛弃“娱乐”的预先建造中洗礼了自由。这仅仅产生假定的感觉：“由艺术解放的主观和艺术自身向自律的转移同时延伸”。“（阿多诺：《美学理论》，第281页）不过，如果主体性放纵到艺术自律的地步，那么艺术实现它目的的限度将是它抗争和突破它屈从商品形式的自由的程度。

    后来，阿多诺对马戏团、烟火甚至马克斯兄弟会做了怎样的评价？毕竟，他愿意将把“全部”运动委托给“不自由”的范围内，愿意承认爵士乐仅仅在严格意义上是商品。（参阅，阿多诺：《棱镜》中的《永恒的样式，火车站的爵士乐》，第144页）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太明显的矛盾，为了这些著作的形式和象征价值，阿多诺将牺牲它们的经验和经历的现实。复杂多变的形势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甚至连艺术“原始的形式”、烟火必须被吸收为一种形式原则，然后被抛弃，当不时被从独立日到中国新年范围的“体系”——确定什么是它最灿烂的形式——运用时，这是“烟火”的理想而非阿多诺欣赏的现实。也不是瓦尔特·迪尼斯介绍自己产品程序时提到的烟火的运用。正像自由被规定在它内在运动之外，烟火的理想超出它能真正显示的范围。

    而且这种情况与马克斯兄弟会没有任何差异。敏感的文学批评能表明阿多诺对他们的滑稽短剧的简单和毫无节制的品质持赞美态度。（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第137页，145页）然而，品质的根本不同界定了他们的电影只不过是火线传递和无仁慈路线而已；甚至阿多诺从未有过做这样区分的最普遍的范畴，即或靠像瑞特兹兄弟会这样的模仿者而判断他们，或通过讥笑像W·C领域内的巨大的文化工业来得出他们更高级的。这样形式的讨论很明显与他关于运动和爵士乐的观点相矛盾的。把文化工业的产品和其它艺术品做类比分析的建议，将颠覆文化工业的普遍理论。这个裂缝将再次隐约出现。阿多诺没有对这种判断提供正确原则或方法；它们显得非常任性。确实，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阿多诺对理性承诺的质疑。不过，这样的建议中存在着合法性的东西，即他的老师在把离题的合理有效的声称仅仅变成偏爱这一方面跟随着尼采。（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23页，也可参阅他对《启蒙辩证法》做的后记（法兰克福，1986年版））

    重新思考单个主体标志着阿多诺首创的批判理论的变化。它激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叛乱，即使他批判它们忽略了虚假的独特性和“非同一的同一”的危险性。（阿多诺：《棱镜集》中的《文化的对抗》，第82页）然而，用具体的术语说，真实的主体性在抽象中被悬置起来。阿多诺正确地指出先进的工业社会系统已经吸收了它革命的否定力量；当辩证法是静止时，主体性是保留下来的全部。然而，培养或禁止它的机构条件从未被讨论过。他可能已坚信：“没有社会解放就没有解放”。（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第173页）但是这个要求成了空洞。他的理论使它的诺言无效。留下的是，内部长期跋涉和苦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