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著 周睿译

    “确实，在现时代，符号胜过实物，摹本胜过原创，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仅有错觉是神圣的，而真理是恶俗的，而且，神圣被措置为：真理越少而错觉越多，因而最大的错觉就是最高的神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冷静观察问题并想真正撼动已成社会的人，必须具有系统化的理论，从而在根本上解释这个社会，或者，至少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居伊·德博尔

    德博尔以及境遇论者理念的复苏非常引人注目，德博尔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景观” ，在目前的经济、政治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依然到处充斥，而且，“景观”这一概念几乎已日常化，出现在理论界或大众媒体的论述中。并且，境遇论者的文本在传媒界和网站正经历着有趣的复苏，而其中一些正体现了境遇论者的实践。过去十年已被丰富多样的文化行动主义标志――他们运用廉价的新兴交流技术，扩展了激进的社会批判和文化行动主义。他们大多尊崇德博尔以及境遇论者，收纳了他们的文本及各种评论，他们的思想成为当代文化理论以及行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景观社会”显影于电脑空间和文化与经验的新兴领域时，继续激发着文化和政治的对抗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在讨论新阶段的景观现象中赋予德博尔的理念以时代的色彩。首先，我们将描述他的经典分析，说明这一理论如何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分析，同时示以鲍得里亚的批评理论，他认为，在新的后现代历史时期来临之际，景观这一概念已被新的模仿机制所替代。我们承认鲍得里亚分析的洞察力和重要性，但值得讨论的是，在当下的社会及文化形态中，模仿和景观是互相纽结的。因此我们所示的理论分析是：在新的“互动景观”阶段，不仅产生新的诱惑和支配形式，也产生新的反抗和民主争取的可能性。可以说，系统论述的名目之多足以代表当代社会的变革，而政治设计之多也足以表现挑战性和对新鲜事物的追求。

    境遇论者：商品化，景观，以及资本主义

    “商品的真正本质，只有当它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时才能被理解。”――乔治·卢卡契（1971：86）

    “景观在此刻诞生：当商品已经全面占有社会生活时。与商品的关联不仅是可见的，而且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目之所及皆是商品世界，现代经济产品广泛而密集地扩张着它的独裁。” 德博尔(1967:#42)

    从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组织起周围的生产，到近来的资本主义组织起周围的消费、媒体、信息以及科学技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形式的支配和抽象出现了，加剧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卢卡契（1971）是第一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发展了后期资本主义理论（尽管此刻消费\媒体\信息社会的联合体还未出现）。同样，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其他学者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起追溯了社会生活中官僚化、合理化以及商品化的逐渐形成。他们描述了“文化工业”是如何淡化了人们的批判自觉，如何为迷惑麻醉人心提供了关键手段。他们还发展了关于媒体和消费社会的第一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见凯尔纳1989a）。

    德博尔和境遇论组织的出现，是为了令二战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富时代色彩。他们的课题深受法国现代主义先锋运动影响，德博尔和他的朋友本身就是该运动艺术背景的直接成员，它包含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字母派以及其他志在融合艺术与政治的团体（见马尔库塞1989；普朗特1992；伍林1993）。非正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象亨利·列斐伏尔（他曾经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而且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创始人），也影响了德博尔。类似于“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团体的行动与论争，他们都致力于创造现代化的和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二战后，法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以及50年代消费社会理论的引介激起了更多的论争，促使他们针对现代法国社会创生各种不同的理论。而现在我们激活德博尔和其他人也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获得新生，以回应新的历史境遇和来自艺术和理论的压力。〔1〕

    然而，对境遇论者的重新审视，带来的是经典主题与新的主题与重点的显著差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境遇论者高度重视社会再生产、新的消费形式以及在马克思逝世后发展起来的媒体社会；马克思关注工厂，境遇论者注目于城市及日常生活；他们在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补充了文化解放和日常生活变革的课题；并且，马克思的理论关注于时间和历史，而境遇论者强调空间和社会构成。

    为了在新的历史特定时期刷新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我们介绍德博尔和境遇论者，他们的计划是重新振拔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实践，丰富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商品的批判，前瞻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抽象进程进一步的发展态势。受萨特及其存在观念的影响――人总是生存于特定的联合社会或境遇中，而个人能够创造他们自己的环境，同时也受列斐伏尔的影响――关于日常生活的概念以及要求激进变革的思想，德博尔和他的同事开始策划重构新的“境遇”概念（见德博尔1957年文本，Knabb,1981:17ff）〔2〕，这一课题意在将艺术与生活融合到激进的先锋运动精神中，并要求艺术与生活的变革。

    有趣的是，一些境遇论者的艺术企划寄希望于后现代文化――诸如强调“后”，引证，消弥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界限，消弥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尽管境遇论者的行动总是源于对现存社会革命性的变革要求――针对官僚化的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官僚化，[3]但更直接的理论看法是，德博尔和他的同事综合了马克思、黑格尔、列斐伏尔和卢卡契（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60年已被论争小组译介到法国），形成了当代社会批评――1967年德博尔出版了《景观社会》。在政治上，德博尔和境遇论者深受早期共产主义影响，这是由卢卡契、考奇、葛兰西、法国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以及论争小组构成的传统共同推进的观念，[4]这一传统属于激进民主，它强调工人和市民的民主要求：掌握生活的每一领域，包括从工厂到社区。这些观念影响了德博尔和境遇论者最直接的理想。

    再访景观社会

    “当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图像，简单的图像变成现实的存在和催眠动力，景观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将迫使人们通过各种特殊化的媒介来看世界（它不再被直接把握），此刻，自然就会发现‘看’将是特权化的人类感觉，而触摸的感觉属于另一时代，抽象的最大化，而神秘感的最大化也在当下日常生活普遍的抽象中应运而生。” 德博尔(#18)

    德博尔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社会的分析，达到了商品社会的最新阶段，对此他这样描述：“商品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商品化。”(#66)境遇论者认为，社会体制的现阶段正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变异，因而它仍然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在新的支配形式下，有“一种现代资本主义不可阻挠的发展力量。”（＃65），同时也受葛兰西的影响(1971)，境遇论者看到了基于舆论而非强力的当下社会控制模式，它作为一种文化霸权，通过消费行为和社会媒介的变异方式，促成了“景观社会”的产生，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消费着由他人构造的世界而并非创造自己的世界。

    在意译马克思“资本”概念所空缺的地方时，德博尔说：“在现代生产状况下，生活宣称它自身是景观的无限累积。”(#1).景观社会仍然是商品社会，最终的根植于生产，但已被重新组织到了更高更抽象的水平，“景观”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解释并单一化了现象的众多不同方面。”(#10)，从某一角度看，它指向组织起周围图像消费、商品消费和景观消费的媒体和消费社会，但这一概念也指向当代资本主义巨大的体制机构和科技组织，指向除了直接的强力以外，所有权力运作的方式和手段，还指向人的主动性被贬低、消极顺从社会操纵以及对资本主义权力和剥削本性及后果的遮蔽。

    在这样一个宽泛的定义内，教育体制和民主代议机构，还有无穷的消费新产品的发明，体育，媒体文化以及城乡建筑设计，都是景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例如，包括运动会、各团体和妇女组织的典礼、乐队及游行，各种公共集会，都在向个人灌输支配的观念。教育的标准技术包括老师单调乏味的授课和学生强制性地学习与机械记忆，然后反刍到各种复杂多样的选择题考试中。这种机制对于扼杀创造性非常有效，是对人的心灵和学习本身最大的玩笑。现在，电视技术在课堂的使用强化了这种消极被动性，像怀特公司的一频道，它使成千上万的学子通过美国课程成为可能，而随着公司赞助商在电视新闻中插播广告，则产生了景观化和商品化的教育。当代政治也充满了景观，范围从每日的“出镜率”到高度改编特别事件――国家权力已经戏剧化，再到为预选代表作的电视广告和图像宣传。

    对德博尔而言，景观是一种政治安抚和瓦解的手段，意味着一嘲持续的鸦片战争”(#44)，由于它麻醉社会主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生活的压迫中转移开来，因此，要通过革命性的变革，复苏各领域的人性力量。景观概念整个关联到德博尔理论中的分离概念，因为在消极的消费景观中，人从积极地生产自己的生活中被分离开来。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者从他们的劳动中分离，将艺术从生活中分离，将生产领域从消费中分离，这使得观众被动地看待社会生活的产品(#25和#26)。境遇论者因此而致力于克服任一形式的分离，个人将直接生产他们自己的生活，创造自我行动和集体实践的模式。

    景观社会主要通过消闲及消费文化技术主义得以蔓延，而服务业和娱乐业又受制于广告和商业化的媒体文化，这一结构性的转移包括：前非殖民地区社会生活的商品化，以及官僚控制领域延伸至人们的需求、消闲和日常生活。它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全面控制”或者“一体化”社会（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72，马尔库塞1964）。德博尔说明，“景观是这样一刻：商品已经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占有。”(#42)在这样的社会中，剥削上升到了心理层面，基本的物质匮乏被虚假需要制造的“膨胀性”匮乏扩大，间离已被普遍化，并带来了舒适的生活，而间离后的消费变成了对“间离后的生产的附加责任”。(#42)

    随着进入“控制性消费的官僚主义社会”（列斐伏尔1971和1991），它组织起周围的景观生产，这是对使用价值和需求的剥削，是一种高级赢利和对个人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那时的结构性危机在于对工人和自然界的强力剥夺，并将工人直接界定为生产者，而景观社会把工人界定为消费者，并预先设定工人的需求和愿望，首先创造他们的需要，然后剥削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德博尔宣称，使用价值作为生产对象被复活了，“在景观所颠倒的现实中，事实真相已被过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腐蚀，虚假的生活要求的只是虚假的公平，因此，使用价值（它已暗含在交换价值中）现在必须被明示。”(#48)这并非是说交换价值不再起支配作用，而是指使用价值现在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手段广泛运用，剥削毫无经验的消费者自身的需求。

    景观社会不仅扩展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力，而且帮助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而工人阶级反抗被剥削和不公平的愤怒不是发泄出来，而是被新的文化控制、社会服务以及增长的薪水分散并缓和了。在消费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放弃了工会大厅而转向购物中心，歌颂这一永无止境的供给体制。但高度抽象的景观也带来了对新的剥夺阶段的自觉。马克思说过，存在的最低层级是需要，此时，人的创造性实践不是充满了想像力的变革，而是降到了物的最低属性，对他人的需要也沦为自我的贪欲。德博尔还谈到了更甚的退化：变革的表面化，在此，物质材料设法成为符号代表，并以图像获得了“迅即的声望和最终的功能。”(#17)――图像的外观、风格、功能属性都是社会声望的符号标志。物的生产普遍设法成为“不断增长的物的图像群”(#15)，而迅速产生的现实结果是图像的象征功能。在这些抽象系统中，图像是商品的表象，但比起商品确实的使用价值，它更显得确凿无疑，商品的象征化包装――可能是对车，也可能是对总统，产生了图像工业和新的商品艺术（见豪格1986）。

    景观如罗马人的面包和杂耍，长久分散了大众的注意力而集中了国家权力，景观社会更直接的起源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时已开始组织起商品景观和消费。正如本雅明所论，(1973，对 巴克-摩尔斯的讨论，1989)景观所带来的商品幻觉始于19世纪巴黎的街市，那里陈列着光彩夺目的时髦商品，分类商店不久又出现在巴黎和各地，他们纷纷将商品作为景观来展示，旋即这些地方成为欲望垂涎的庙宇，烙印的分类名目引导着消费者进入商品的天堂，而公司则开始利用图像和广告标志他们的外观，由此，创造了这样的社会：图像提供了获得快乐、奢侈和优越感的幻象。（见埃文1983）

    到20年代，广告已变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并且电影主导着潮流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但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二战阻碍了商品社会的发展。战后，在美国，当退役的士兵怀揣钞票回家度日时，他们购买了所有广播和电视中促销的新产品，因而拉动了消费社会的起飞。郊区生活被集中在消费上，新的购物中心集中了各类商店，而专门商店位于科学设计好的区域（这种衬托音乐显然有潜意识的暗示 ），以便促进消费。50年代是美国消费社会的增长时期，到60年代，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美国的状况，出现了新的“百货店”、购物中心以及消费品和服务的激增，这也就是德博尔和境遇论组织在对景观社会的经典分析中论及的时代。

    景观和仿象：鲍得里亚和德博尔的对比

    “当今，‘抽象’不再是地图、翻版、镜像或者概念，仿象也不再是某一领土的模仿、一种参考性的存在或者某一实质。它是无根的现实模式或者说是超现实的产物，领土不再高于地图。今后，地图高于领土，是地图产生领土。”――鲍得里亚（1983a:2）

    鲍得里亚深受德博尔和境遇论者的影响，他们都论及抽象已囊括了消费和媒体社会的发展，电子媒介是新的抽象阶段，此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媒体化了。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将听众降为更消极的观看者，〔5〕而真正的交流和精微直接得多的社会现实从合理化社会的功能要求中被排除。鲍得里亚以一种奇怪的卢梭式的形而上学方式表述：这就要求毁弃所有的媒体，因为就媒体的功能而言，它是中介，因而阻碍了真正坦诚的交流，在此，他预设了一种象征的、直接的无媒介状况。而德博尔的媒介概念“单向交流”与其类似（见#24; #28），但他致力于变革媒体的设计实践，而鲍得里亚则选择性地拥护媒体的发展，试图利用媒体技术反抗现存社会及其文化。

    除了相似之处，鲍得里亚宣称，随着新的模仿时代的来临，我们已迈向社会发展的全新时代，超越了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境遇论者，超越了现代性，商品社会及其坚实支柱已被抛弃，我们已超越了景观社会及其遮蔽的面具，高声宣布与现代性及其生产体制告别，进入到后现代的幻象社会，一个抽象的非社会――缺乏具有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缺乏对价值意义的分担，缺乏政治斗争。

    对鲍得里亚而言，后现代性标志着这样的界线：现代化的生产及其爆发力已达到极限并开始向内转，导致了内破，吞灭了全部相关支柱、结构性差异、冲突以及矛盾，还有“真理”、“现实”、甚至“权力”。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物的体制》(1968)、《消费的社会》(1970)、以及《对符号政治经济的批评》，鲍得里亚致力于商品和消费社会的分析，直到1975年《镜像生产》出版，他可能会被描述为类似于德博尔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其研究方向是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围绕阶级和生产组织论述，同时通过时代内容补充丰富它，而当下的任务则是：随着社会转入以大众媒体、消费和鲍得里亚所谓的“符号政治经济”为基础，受其影响的统治性质发生了变化，因而要把它们揭示出来。

    针对60年代在法国普遍发生的新的消费社会和日常生活，德博尔和鲍得里亚一直都致力于社会学研究。他们都曾与列斐伏尔共事，并且有相似的政治和知识背景，正如鲍得里亚对境遇论者论著的了解一样，有证据表明，他们也同样明了鲍得里亚的著作，在一篇文章中，他们宣称鲍得里亚是“陈腐的现代主义者和社会慈善家”（Knabb,1981:211）。但似乎境遇论者对鲍得里亚的影响更甚，对鲍得里亚而言，境遇论者“毫无疑问是仅有的一支，他们致力于发掘景观社会的政治经济，并提炼出激进的理论。”(1975:120)曾经在一段时期，鲍得里亚确实自认为是境遇论者：“20岁是荒诞玄学论者――30岁是境遇论者――40岁信奉乌托邦――50岁是断裂期――60岁滤净归真（viral and metaleptic）――这就是我的经历。”(1990:131) 然而他不久又抛弃了境遇论者的分析，认为他们基于历史、现实和阐释的观点落入了陈旧的现代主义者的窠臼，进而跳到后现代的运转轨道中，宣称所有的现代价值已经死亡，所有在模仿、内破和超现实状况下谈及的事物都已逝去。

    鲍得里亚论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自我复制的社会，它的基础是消费、信息和高科技，而交换发生在符号图像和信息层面，由此消解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区分，以及德博尔关于“现实和表象的区分”。他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是对以往旧的组织模式的断裂，鲍得里亚的论著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但与境遇论者保持了更多的血缘关系和信任，因为他们抓住了要害：消费是新的支配形式。但鲍得里亚早期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曾与他们分歧。他所理解的当代社会并非景观，而是“符号价值”――它植根于遵循符号结构逻辑的商品发展，而并非景观(1981)。鲍得里亚也曾谈及景观，但仅是暂时性的，他拒绝这个术语有两个原因：因为它暗示了主客区分，而他认为这已在超现实的社会中被内破，另一个原因则是境遇论者在论及景观时，仅将其作为商品形式的延伸，而没有在以下这些领域给予具体说明：更为根本和抽象的支配律、符号化的政治经济、模仿模式以及符号依据符号学逻辑的不断增殖。

    鲍得里亚反驳德博尔的观点是，在政治经济阶段――境遇论者将其定义为消费、景观和媒体的社会，符号形式普遍化、复杂化，蔓延至所有的文化领域和周遭环境，导致了符号价值霸权，符号商品因其显著的社会意义被生产、分配和消费。物转化为被它利用的纯粹的符号――它从物质需要中被抽象剥离出来。因此鲍得里亚宣称整个生产的循环、分配和消费已变形为抽象意义群的符号系统，它与客观世界没有关联。在这个由符号价值组成的虚构世界里，消费者通过驾驶某一风格的车或穿某一设计师的服装而获得权力和声望。[6]这是抽象的新阶段，这个世界的非物质化是按照符号逻辑来处置的，图像和符号展示自己的生活并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新的原则。

    仿象因此而被鲍得里亚描述为一个替代的过程：“真实”被“本质的”或模仿的事件替代，电子或数字图像、符号或景观替代“真实的生活”和真实世界中的物。模仿模式产生了幻象，真实的替代品，它们无所不在，以至于今后区分真实和幻象是不可能的。准确地说，幻象世界是后现代的符号世界――无深度、无根源或者无所指。他在游历演说《美国》中谈到这一问题：“为什么是洛杉机，为什么沙漠会如此迷人？因为人从所有具深度的地方被转移开来，进入了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这是一片肤浅的中性地带，对意义和深度的追寻，对自然、文化和宇宙空间的探求，都被回避了，也没有可参考的地方。”(1988:123-124)

    幻象是真实世界的单纯符号和图像，它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超现实。鲍得里亚的“超现实”是历史模仿进程的最终结果，在此，自然界及所有相关事物都被科技和自我指称的符号所全面替代。这并非是说“替代品”已经如鲍得里亚期待的那样变得更为间接和偏斜，而是说，在一个主客距离被抹去的世界里，语言不再与牢固的意义粘连，原创被无限再生产为复制品，符号不再超出自身指向存在和可知世界，“替代品”已被超越。当独立的客观世界被吸收同化并被界定为人造代码和模仿模式时，充满了所有不同意愿和目的的真实世界被打倒了。社会事件仅仅通过大众媒介的娱乐代码获得意义，广告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对男性和女性观念的界定，成为男人和女人们评价自己的标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肯迪·杰克逊，这位“无个性的玩偶式妇女”，已经作了22次不同的外科整形手术，以便使自己看上去像她童年就崇拜的明星。

    因此，“超现实”标志着一种与真实观念的断裂，真实已被大众复制技术改变。“真实”意味着独一的、具有自我属性的事物，意味着它是所有事物的试金石，但在复制时代，鲍得里亚宣称，这些属性消失了，真实变成了通过媒体复制可以无限扩展和系列倍增的事物，不再具有自我属性，在雷同的复制中，它无限地类似它自己，不再是一切事物的试金石，它混淆于复制品中，甚至被它们的光彩所遮蔽，贬抑了自身的价值。也许，它曾经神圣，现在却在复制中被严格地操作，不再独一无二，不再具有界定性，与坎珀尔的任一汤罐头或沃尔霍油画中玛丽莲·梦露的肖像无异。

    因此，对鲍得里亚而言，超现实是在幻象和社会复制的状况下“真实”的变形，希腊语的前缀“超”是贴切的，它的含义是超过，在……之上，多于常数，过分。对大多数人而言，媒介幻象世界比日常生活更真实，超真电视和电脑游戏比学校、工作或政治（通常是可理解的）更迷人更具诱惑力。色情电视将真实的人际问题抽象出来，刺激人的性欲，超真实的主题公园，像迪斯尼世界或仿真生态，比真正的地理更具吸引力。超真即是真的死亡，但是神学上的死亡：真实的死亡是为了在符号学系统中被复活，被人造地复兴，“一种比‘替代品’的含义更具延展性的物质，它延伸至所有的等量系统，所有的二元对峙和复合代数中。”（鲍得里亚,1983:4）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景观社会和幻象领域作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讨论而不仅仅是观察，其中，幻象战胜了景观，它们在当代社会秩序中都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样，我们也相信符号价值和景观在当代秩序中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政治经济和符号学的结合一样。接下来的部分，不同于鲍得里亚的结论，我们将相应说明景观概念在分析当代社会时继续有效，说明景观目前已尽其可能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扩展，并塑造着个体本身和主体性。说明符号、景观和商品已融入当代资本主义的秩序，然后我们将在结论部分讨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景观领域，它由德博尔和鲍得里亚的概念综合而成，不是将景观和幻象对立，而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更看重二者的互动，并以此作为分析当代社会及文化的重要工具。

    景观在继续……并且在扩张

    对当下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的反省表明，当代过度发展的社会仍被德博尔的景观所标志，它蔓延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每年越来越多的经费消耗在广告和包装上，在美国，这一消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持续占有4%(见凯尔纳1997)。新的购物中心以更具景观效应的销售中心为特色以便更具吸引力，在“美国购物中心”和全球消费村，不仅展示琳琅满目的系列商品和各种服务，还展示科技娱乐、后现代建筑和越来越多的古今名胜幻象（郭特丢纳1997）。消费社会目前高度发展，以至自选商店和书店都按景观原则来组织安排，利用外观陈列诱惑消费者。比如1995年在奥斯汀，所有的食品商店搞了一个全球健康美味食品联展，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名为“书卷中人”的书店，它拥有三间规模庞大的书店，收纳了所有类型的书，特别关注具有选择性和冲突性的文化。在这个消费天堂的中部，是佛教类书，有一个石头花园，一个沉思冥想的空间，并且还有一樽巨大的佛像，然而此刻它却充当了商品的偶像，成为大众市场精神的神祗。

    广告和景观弥漫渗透所有地方，公交车被巨大鲜艳的图画包裹，变成流动的广告牌，[7]整个城区，比如洛杉矶的日落巷，夜晚灯火辉煌，激光时时闪烁，照亮建筑上的促销广告，在部门集中的地方，城区被建筑上的广告、高科技的广告、空中的广告照亮，景观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或者深度，看你如何看它）。[8]

    目前，景观随着光纤和卫星电视的传播已无所不在，并且被人们轻易接受，人们不必离开慵懒的沙发去商店购物，只需一个电话和信用卡号便可在家庭购物网上购买支付大量产品。为了拓展商务并赢利，广告商已在电脑空间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购物中心，开辟出一个心理购物环境，以最奇特诱人的商品种类供人们拣阅，产品之多达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目前公司正致力于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提供各类景观，诱使消费者购买它们的产品，而且还提供扼要信息以便为将来的广告和商业投机作铺垫。而工业商品市场已遥遥领先，景观随着卫星转播遍及全球，将西方的性和暴力发射到全球各地，从以色列到俄罗斯，选举已将政治行为降为图像和媒体景观的战争，自从好莱坞为候选人进行媒体之战以来，选举已不像政治论坛，而更像是在出卖人格。

    娱乐业利用它的代码渗透到新闻、信息、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并已成为景观社会的支配模式。报纸，像美国日报，将新闻支离成小故事，大量用图表、彩色图片来描述，而地方和国家电视新闻都充斥着欢快的谈话和轶闻趣事。光缆电视到2000年超过了500频道，互联网站和新的媒介领域将会提供更多的信息景观。电脑批评者保罗.维瑞利奥忧心忡忡地推想，由于多媒体的发展，人们通过鼠标和击键进入网络，一种递增的惯性力量正在被嵌入。(1998)

    在信息娱乐社会里，从新闻到宗教、体育以至商品景观的逻辑，社会的各类各业全都被贬低了。自从８０年代通过电视传播福音以来，宗教景观产生了，并耙取了上百万轻信者捐奉的善款，宗教已经残酷地商品化了。甚至教皇本身也变成了商品机器，全球超级明星，罗马天主教堂最近获准将教皇的肖像作为法定的教会纪念品出售，范围从书、海报到手表、运动衫以及瓶装水（神圣否？），而教会的网页则推销梵蒂冈的图片并销售它们的产品。从电视宗教、宗教网站到宗教产品诸如《圣经》光碟、基督徒摇滚音乐录像或CD，宗教自身已作为景观商品包装化了，并成为景观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资本的重要来源。

    景观还典型地表现在专业运动会上，如果没有拉拉队、巨大的吉祥物――它在观众和运动员之间扮演逗乐的小丑，没有抽签售卖、促销和竞相叫卖各个赞助商的商品，便不可能有运动会。即时重播令赛况成为高科技的景观，体育馆自身也装置了赛况电子显示屏，各种产品的巨幅广告轮番旋转着，达到了最大的饱和。预想即将来临的环境广告，所有的城区将变成促销景观的风景，体育馆，像芝加哥的新联合中心，或者凤凰城的美国西部竞赛场，都以公司赞助人命名，位于阿灵顿的德克萨斯Rannger体育馆，运动区外附设了购物中心和商业区、办公楼、商店和旅馆，在这里，像人们消费食品和饮料一样，给一个较高的价钱，便可以更近便地观看运动赛事。专业运动员的制服将会和赛车一样带着广告到处流传，这不久即是现实。在全球最流行的足球运动中，像佳能、夏普、嘉士伯公司，纷纷赞助足球队，在运动员的运动衫上饰以公司的名字，使他们成为跨国资本的象征。在汽车比赛中，像法国的隆头鱼（Tourde）或印地500（Indianapolis500），所有的车队都由主要的公司赞助，在赛车和运动衣上饰以公司的商标。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商品景观的资本，像米切尔·乔丹这样的超级明星，已经从头到脚商品化了，他们出卖身体的不同部位和肖像给出价最高的公司，将他们的运动相片融入广告景观。通过这种手段，顶尖的运动员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通过喜欢的产品时不时地出镜，在运动、商业和广告融汇而成的炫目景观中，却汇集了产品利益和美国公司的利益。

    在时装界，后现代的设计产生了更多的服装展示景观：

    “电影以其总量为尺度，而不管它们带来怎样的感受，同样，服装设计展现在以景观为判断标准。在伊文思的服装展中，人们注目于三层的长卷发，或者在克里斯汀.迪奥的服装展上，翘首以待拖地长裙的出现……一件擞克风格的服装，造价高昂，被复造出来，而在遗失行李间，皮箱累累，标签上写着宾戈·格罗斯拜（Bing Grosby），克莱帕特罗（Cleopatra）和布莱德·皮特（Brad Pitt）。”（巴黎的服装设计：景观化的服饰――纽约时报－1998,7,21:C24）

    确实，上文所提的服装展示包含了种种景观，像让·保罗·高尔捷（Jean PaulGaultier） 的苏格兰男装裙，珠饰针织套衫以及珠彩钩花上装，亚历山大·迈克魁安（Alexander McQueen） 炫目的斜纹裙，伊文思的披肩，维瑟斯的带羽毛的前拉链衬衫，迪奥的饰以纳瓦霍族图案的奢华的风中奇缘（Pocahontas）裙、步兵靴以及金色的镶边。可以说，在景观社会中，甚至人的身体也被设想为景观，时装所组合的风格正如景观图像的组合，并且将身体与身份按照景观的逻辑来构想。这表明，在景观社会中，奢侈享乐已普遍开花，任何人都可以在服装展销会上买到熠熠生光的物品，并且消费娱乐景观和信息景观。但事实上，仅有那些极富有的人才能充分享受社会利益，他们从生活中榨取财富并梦想着继续剥削，而那些无法完全满足商品消费幻想的穷人则被激发着更玩命地工作，结果令自己陷入生活的牢笼――工作－消费，消费－工作，无限循环，并且还承担着每年不断增长的银行借贷利息。近年来，消费者信用卡的债务猛涨了47%，由于信用卡很容易得到，而利息的支付又不断上浮，致使每个家庭的平均债务超过了3000美元，从1985年的稍过1000美元一直在上涨。（纽约时报－1995.12.28.C1）[9]

    在图像和表象决定并超过现实的地方，生活不再直接而生动。景观包含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个人消极地消费商品景观及服务，而没有积极的创造性因素参与其中，大众MTV所激发的系列――Beavis 和Butt-Head（乐队名），展示了当代人消极的范例，当两个有特性的人坐在电视前观看音乐录像时，他们通常仅被所看的电视激发而行动，他们全部的语汇以及对世界的描绘都源于媒体，他们将媒体刺激描述为“酷”或“痛快”，而主要依据是看这些图像是否符合最强势的性和暴力模式。(见凯尔纳1995)

    媒体景观由广告人支持，他们随即将花费转嫁给消费者，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进行双重剥削，在高耗费的生产模式下，消费者支付由广告资助的娱乐景观，而提供娱乐和信息正是文化工业想要出卖的功能，它也因此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继续生产出更大的物质欲求和生活方式的欲求。

    与景观相对应的是观众，消极的看客，以屈从和适应为导向的生活体制下的消费者，针对他们的迷失，德博尔和境遇论者主张富于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积极行动，个人应创造它们自己的“环境”，令自身的积极性显现于任一事件，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并最终形成崭新的社会。针对当下观众的消极性，他们主张以激进的主体行为去抗衡，通过创建自己的日常生活，反抗来自消费、适应等景观的控制。因此，景观这一概念包含了消极与积极、消费与生产的区别，对景观消费消极性的谴责，正是对疏离人类创造性和想像力的谴责。

    这一概念也包含人造与真实、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由于资本主义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无限追求，他们制造了商品需要和景观，创造了一个想像的自我现实以及享乐的幻象世界，而这并非真正的人类所需的创造与交流。在具体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中，景观代表着抽象图画、商品幻象和技术关系，景观强化了抽象，人们不再生活于本真的世界――“全部自然权力的吞吐”（马克思）――而是生活在抽象的图像世界里，“所有直接的生活全都转移到代用品中。”（德博尔#1），德博尔将其描述为“现实的哲学化”：“景观没有实现哲学化，而是哲学化了现实。”（#19）由此可知，景观和图像组成了一个代用世界，一个通过商品自身的消费实现价值和意义的理想世界，正如马克思所构想的那样，哲学的现实化，要求哲学的废止――它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反对社会存在的具体状况并临驾其上，它还反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马克思而言，革命斗争探索着以实现启蒙理想，将创造平等、自由、个性、民主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而这才是西方文化最高哲学理想的实现。

    现实的哲学化，换句话说，即是将景观世界理想化并本质化，将思想从行动中剥离出来，将直接的经验转换为景观、图像和符号组成的耀眼世界，人们在其中不是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是耽溺于华而不实的商品世界，采纳商品自身的心理学――通过消费、图像、外观以及风格界定自身，而这都源于景观世界，景观的观众也将自己设定到明星、名人、轶事组成的虚幻世界里，通过认同体育英雄及相关事件、电影和电视名人、富人的生活方式、各种谣传和声名扫地的事件，从而将自己的个性抵消在无聊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