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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20世纪晚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断裂，构成了后现代思想存在的基础。但是哈维强调，在这种变化背后，资本主义的潜在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连续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概念，尝试以此为基础分析后现代转变的实质，从而建构一个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塑的后现代社会分析框架。

    关 键 词：后现代状况；时空压缩；福特主义；弹性积累；资本主义

    历史是最大的辩证法实践者，它在成就一切的同时又让一切归于“无”，或者说，它成就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扬弃一切。曾几何时，面对古典主义那巨人般的身影，现代主义高举反抗的大旗并一举成功，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然而，就在现代主义高唱凯歌欢庆胜利的时刻，后现代主义者却当头棒喝：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时代——后工业、后现代、后历史等。面对这种历史辩证法，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尝试把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相联系，从社会生产的时—空转变，以及人们对时－空压缩的知觉等角度，具体分析和阐述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变迁，并据此对所谓的后现代状况作出有洞察力的论述。

    一、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模式，其结构、制度与文化都与社会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始终围绕追求剩余价值而展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组织始终以资本价值最大化为原则。这种对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哈维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这一基本理论立场为出发点，对20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转变，进行了审慎的考察，并据此对后现代理论作出了批判。哈维强调：“后现代理论需要面对的是它的思想根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转化。”[1]他认为，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控制市场和劳动过程，即资本积累。因此，可以从控制市场和劳动变化的角度，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视为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的组织方式的转变。

    哈维认为，战后从1945到1973年间，资本主义市场和劳动控制以福特主义为基本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福特主义以刚性积累为特征，其特点是追求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和消费，这是一种运用集体力量，将经济视作整体进行管理与控制的刚性组织方式，其目的是刺激有效需求，进而重建商业和市场信心。哈维认为，作为一种管理方式，“福特主义明显地依赖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所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 [2]福特主义在实践中的形成和展开，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根源于依靠不计其数的个人的、企业的、制度的、国家的力量，以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20世纪初，大量的经济问题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这在客观上需要国家权威的干预以平衡资本主义，正如凯恩斯(J.Keynes)所说，民主国家为了恢复经济，更多地倾向于对经济采取管制的态度。于是，福特主义开始形成。1945年以后，面对二战后的废墟，国家调整权力以使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紧密相联，从而推动福特主义作为一种积累方式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战后推行罗斯福新政的美国，在政治经济领域一枝独秀，使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与美国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紧密相连。于是，福特主义开始被所有追求自己的劳动关系管理、货币和财政政策、福利和公共投资策略模式的民主国家所采用，并凭藉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军事联盟和权力关系，逐渐在全世界扩展开来。这时，福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大规模生产方式，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总体性、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和标准化同时成为商品消费的一种全新美学和文化方式。

    然而，在1965年到1973年间，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固有局限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这种局限可以用“僵化”一词来概括，表现为大规模生产体系内固定投资僵化，阻碍了计划的弹性和消费市场的稳定增长。同时，这种僵化也体现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上，以财政为基础的政府亦深受生产僵化的掣肘。而由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使人们清晰地目睹了福特主义作为生产组织模式的局限。为了克服这种局限，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持续不断的重构和调整。“所有的流动和不确定性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一系列的新式方法被应用在工业组织中，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在进行重塑。这些实验表征了向一种全新的积累方式的转变，同时伴随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形成。” [3]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与福特主义的僵化模式相对的更富弹性的积累过程。这种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表现为“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弹性。它以出现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方式、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速率的极大强化为特征。” [4]

    在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转变中，资本主义世界在1973年采用浮动汇率系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哈维认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轰然倒塌，暗示着政治－经济体系开始向一种与民族国家相分离的强有力的金融资本体系转变。当这种转变被置于运输和沟通费用迅速减少的背景下时，生产和设计指令便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即时沟通。这意味着，自1970年代以降，一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并波及全球的权力转移已经日益显著地成为现实。哈维认为，这种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转变是深刻而复杂的。“更加富有弹性的资本突出的是创新、易变、即时、转瞬即逝和偶然意外这些现代生活的价值观，而不是福特主义之下牢固树立起来的更加稳定的价值观。” [5]大量事实表明，在20世纪晚期，一个弹性积累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二、时空压缩与后现代状况

    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空间常常被简单地视为社会行为的环境或舞台，并不假思索地接受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可以客观地加以数学测量的观念，而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空间却越来越被视为相对的，并被认为是渗透于社会行为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像吉登斯（A.Giddens）、卡斯特(M.Castells)、鲍曼（G.Bauman）等社会学家，都十分强调时间、空间与社会形式和社会过程的内在关联。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甚至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6]吉登斯认为，在今天，现代性与全球化联手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他强调，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便是认识时间－空间的伸延和分离。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分离。由于邮件通讯、电报电话、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正越来越被在时－空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换言之，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伸延，导致社会被不断地重组。与吉登斯强调现代性的时－空伸延不同，像鲍曼和哈维这些学者强调的是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例如鲍曼认为，“‘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的多层面改变”[7]。哈维同样将现代性在时－空向度的变化概括为“时－空压缩”。哈维认为，现代性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经历与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方式。而由现代性促进的时－空压缩过程，在后现代时期已被大大加速，迈向时空压缩的强化阶段。“强大的发明潮流，集中聚焦在加快和快速的周转时间上。决策的时间范域（现在已经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分秒必争）缩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风尚变换迅速。这一切伴随了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理形势的浮现。这些事件，引发了强烈的时空压缩的感受，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个面向。”[8]

    哈维强调，时间与空间概念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它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实践的变化而一同变化。这意味着，“时空概念和相关的实践，在人类的事务里，绝非是社会性中立的。”[9]换言之，时间和空间是通过物质实践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不能脱离社会行动来理解。哈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代时空的历史地理学考量，说明有四个因素会影响到时－空概念及其相关实践的改变：“（1）先进的传播和运输技术，（2）分配过程不断增加的合理性，（3）加速通货运行的原水平或世界水平的货币市场，（4）在某些地理场所（如城市、民族、地区等）里不断减少的资本空间关联。”[10]在今天，电子技术使我们可以快速地穿越空间移动自己及物品，加上在全球化尺度上流动的弹性资本主义，使社会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压缩感。

      哈维强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停歇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生产与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革命性的：公路、运河、铁路、汽船、汽车、货柜运输、飞机货运、电报、收音机、电视和电子通讯，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关系，逼使我们进入新的物质实践和空间再现模式。测量和划分时间的能力也经历着革命，这首先体现在日益精确的计时器的生产和传播上，其次体现在生产速度和调节机制（自动化和机械人）受到密切关注，以及货物、人群、信息等成为人类社会事务中流动而非固定的节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而剩余社会劳动时间则是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所在。因此，资本周转的时间十分重要，因为加速生产、行销、资本周转速度是资本家获得和扩大利润的有力手段。据此哈维认为，时间是资本主义的重要量度，而同样的命题也可以运用到空间的经验上。空间障碍的消除和“藉由时间消灭空间”的斗争，对于资本积累的整体过程非常重要。藉着进入新地盘的地理扩张和新空间关系的建构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已经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正如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所说，时空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再建构，乃是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

    在哈维看来，在从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经验方式的转变。传播速度的提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全球时间和全球空间的知觉。哈维把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知觉改变的分析，应用到金融领域，认为随着更快、更新的电子通讯的崛起，金融市场能够做到即时覆盖全球。同时，通过这种时空压缩，金融系统从实际的商品生产中分离出来。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评估面向货币靠拢的根本性转变”，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转向。

    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转变的时－空场景分析，哈维进一步对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理论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和描述。哈维认为，后现代状态是一种随着从福特主义向弹性积累的组织转变，以及经济动力变化而发生的社会转变，是由时－空压缩引起的世界巨变所呈现的一种社会状态。换言之，正是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的基础，但是，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哈维相信在福特主义和弹性积累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的连续性。在他看来，“从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表面上确实有着沧海桑田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积累的潜在逻辑及其危机趋势依然未变”[11]。通过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过程置于连续的历史情境之中，哈维把后现代状况纳入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中，通过阐明后现代状况的政治经济基础，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和空间转变的反应。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哈维把所谓的后现代视为一面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镜子，视为对时－空压缩、政治－经济转变的反应。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强调，这种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深层运动过程的反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共存于当今的世界之中。在这一点上，相信哈维会同意哈桑（Hassan）的说法，“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层铁幕或者一道中国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中。我猜想，我们都同时带着些许维多利亚、现代和后现代的气质。” [12]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理性、历史和人三个维度。哈维拒绝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的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言辞是危险的，因为他避免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情景。”[13] 但他承认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在他的理论视野中，后现代更多地表现为去中心性、瞬间变异性、差异性以及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等特征。他强调应从社会经济方面界定后现代，正如现代是“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反应”一样，后现代是由福特主义到弹性积累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所引发的。因此，哈维一方面承认后现代思想有许多优点，另一方面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强调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他指责后现代理论过分强调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而过低评价现代世界的物质成就，在哈维看来，时－空压缩、弹性积累导致的后现代，是一种由理性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变迁的产物。

    哈维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空前激烈的时－空压缩，导致社会政治和私人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出现大量即时的和碎片化的时间，这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他以鲍德里亚（J.Bandrillard）和福柯（M.Foucault）等人的思想作为参照，借用“拟像”和“多重共时主体”等概念，来具体面对和描述这种后现代状况：“日常生活中在相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把不同的（商品的）世界聚合到一起的各种拟像交织，几乎隐藏了一切原初性的痕迹，隐藏了生产它们的劳动过程的痕迹，或者掩盖了隐含在它们的生产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痕迹，这些拟像本身反过来变成了现实。”[14]时－空压缩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阶级、文化和日常生活，缩短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周期，并且使消费时尚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消费物品转向消费服务，从而逼迫人们去面对和处理更多的新奇物、资源和一次性消费品。在这种分化、流动、易变的世界里，广告和媒体形象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藉由制造拟像，越来越有力地操纵着人的欲望和品味，而生产实践也日益从生产实物转向了生产市场形象。

    从对后现代状况的这种理解出发，哈维进一步对后现代的建筑、城市规划、电影、广告等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描述。在哈维看来，城市，无论它的空间样式是如何组织的，都有一个物质实践基础，基于此一可感知的社会实践，城市才能被思考、评价和获取。后现代城市是一个多中心、多层次、具有自身特色的居住地，具有表演性和瞬间性特征，闪耀着表面炫目的感觉和即时参与的愉悦。后现代建筑景观在当今世界的城市空间建构中已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今天的城市空间，已越来越注重和追求创建一个积极的和高品质的形象空间，并通过建筑和都市设计来实现这种追求。这些追求和变化把经典的城市带入到了一个后现代调色板，一个后现代流行艺术剧场与技术世界。“后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传达了一种追寻幻想世界，带引我们超越现实，进入到一个纯粹想像的虚幻高度的感受。”[15]

    三、结 语

    身处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转变时期，哈维从中觉察到了某种后现代的变化和断裂，并致力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这种变化和断裂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和概括。他强调：“我的立场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所有探讨都依照历史地理学的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开展。客观的定义，首要以对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过程的研究来理解，而非诉诸思想与观念的世界。”[16]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哈维阐述了后现代思想所包含的优点和缺点。他批评后现代理论过分强调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而过低评价现代世界的物质成就。更严重的是，后现代思想全盘接受了后现代性以及与之相连的那些问题，而没有去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指责和批评，没有注意到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环境。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后现代理论需要认真面对它自己的思想根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即从刚性积累到弹性积累的转变，因为这一转变正是后现代思想产生的基础。而哈维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研究思路，正是要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转变所引发的新时空经验入手，来理解后现代状况的实质。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哈维相信，在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着断裂，而且存在着连续性，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深层运动过程的反映。所以他一方面赞扬不确定、流动、分裂和差异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的（全球化）规则限定了货币的权力，以及沟通（互联网）与商品文化的规则；一方面强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后现代性中的某些断裂。可以说，哈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借助于时－空压缩概念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以及建筑、电影、艺术等后现代文化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体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些深层困境。他的分析“揭露了文化表现为何突然朝向否定意义与肯定反讽，并以之作为至高价值的社会性根源”(哈维甚至认为这种分析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一种更新或重建的可能性)，不过，正如卡斯特(M.Castells)所说，哈维对当前社会经济－文化转变过程的分析，“赋予了资本主义逻辑过多的责任”[17]，因此很难说哈维已经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今天这个世界的面貌，但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他为我们接近对今天这个新的时代的理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G.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35.

    [2] [3] [4] [5] [11] [13] [14] [15]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0. 135. 145. 147. 171. 189. 117. 300. 97.

    [6] A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北京：三联书店，1998.196.

    [7] G.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

    [8] [9] [16]D.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像的反思［A］.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92.387.383.

    [10] J.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97.

    [12] 哈桑.后现代主义初探［A］.后现代主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8.

    [17] M.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