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作为西方现代化产物的消费主义是现代资本逻辑的结果，与资本主义增长型发展观紧密相连；它并不是现代化理想的实现，而是现代化畸形的片面发展，导致现代人生存的全面异化和一系列生存危机。和谐发展观作为救治现代生存病症、反对消费主义的一种努力，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限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消费，重建人与自然包括审美关系在内的全面健康、和谐共生的关系。在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维度上，把人际关系从单一的商品生产—消费关系及其衍生关系中解放出来，恢复亲情、友谊、伦理等丰富多元、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在人与自我的维度上，对“经济人”“消费者”的设定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彰显可能被其遮蔽的人之存在的所有可能性维度，尤其要恢复人的终极关切和敬畏。

    [关键词]和谐发展；反对；消费主义

    引  言

    消费和生产本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环节，然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人类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再是以“生产”而是以“消费”为中心，人们的生活方式亦随之发生大的改变，并在上层建筑层面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而且，随着现代资本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进程，奠基于其上的消费主义亦呈现席卷全球之势。然而，作为现代化产物的消费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理想的实现，而是现代化畸形的片面发展，并在实践中反过来促进这一畸形现代化的加速和深入，从而导致现代人生存的全面异化。消费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与之相连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增长性发展观，今天要找到救治消费主义弊病、化解现代人生存危机的途径，必须超越西方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增长性发展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建构和谐发展的模式；而从和谐发展的理论建构看，其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反对今天的消费主义。

    一、消费主义及其后果

    （一）消费主义：现代资本的逻辑与阴谋

    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在“生产”这一环节，资本家关注的是如何组织好生产为提供消费者现实需要的产品。而十九世纪末源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此时的经济活动的重心已经由“生产”转移到“消费”环节，成功的生产商关注的是如何走在消费者前面，“引导”消费观念，“刺激”消费欲望，并根据消费者层出不穷的欲望提供层出不穷的产品。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到“消费”的转移，这一方面是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现代资本解决生产过剩的一种策略。以“消费”为重心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增长型发展观无疑对消费主义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增长型发展观，以始作俑者凯恩斯为例，他提出“节俭悖论”，反对传统的节俭性消费观念，鼓励、提倡消费、奢侈甚至挥霍浪费，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这种发展观念很快被整个社会接受，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普遍的大众消费成了后工业社会进步繁荣的标志。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的变革意味着现代人生存方式与生存体验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幻觉剂哄动”取代新教伦理、“经济冲动”取代“宗教冲动”，“美国社会高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不断发展，逐渐腐蚀了“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1]（P102）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富兰克林式的勤俭持家被上流社会“炫耀式消费”所取代。随着“技术革命”和“三项社会发明”[1]（P113）的出现，上流社会的消费演变成“大众消费”，美国大众的消费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浮出水面，[2]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3]（P97）逐渐成为一种共通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地球村”时代的来临，源于美国的现代消费主义今天已经渗入全球大部分的文明社会，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种族与文化界限的全球性意识形态。

    可见，今天的消费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资本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与实现资本持续扩张的一种策略。然而，作为西方现代化产物的消费主义并不是现代化理想的实现，而是现代化畸形的片面发展，在彰显这种现代化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将其内在的缺陷发展到极端，从而导致现代人生存的全面异化与一系列危机。“世界范围内漫延的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野火标志着人类物种曾经经历过的日常存在中最快捷的和最基本的变化，经过短短的几代人，我们已经变成了轿车驾驶者、电视观看者、商业街的购物者和一次性用品的消费者。对这个巨大转变的悲剧性嘲弄在于消费者社会的历史性兴起对于损害环境有着重大影响，却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一种满意的生活。”[4]

    （二）消费主义后果：现代生存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批判了工业社会资本对人的异化，当时的资本运行以生产为中心；现在的资本主义处于后工业社会，资本运行围绕消费展开。可以说，在后工业的消费主义时代，资本对人的异化又有了新的特点，表现为更为深刻（入骨）的“全面异化”。所谓异化，指人存在的某一维度发生变形、扭曲，背离了全面、自由的本性；而消费主义时代人的全面异化，指人的理性、感性、信仰等诸维度均发生失衡扭曲。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与官僚制度中工具理性得到畸形发展，一方面在现代生活中肉体欲望与生理快感被片面张扬；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与商品崇拜、技术崇拜同时并存、相得益彰，而前者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即工业社会则较为少见，当时的资本家整体上以勤劳、节俭为美德。上述所有异化现象都在消费主义中得到反映并被不断深化。固然不能把今天现代人的生存异化完全归因于消费主义，但消费主义无疑助长、加深了这种异化并导致异化的全面化。消费主义弥漫于现代人的整个生存，在物质和文化领域分别表现为物质消费主义与文化消费主义，造成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人性危机，这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均有体现。

    第一，人与自然：生态危机。

    消费主义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达到史无前例、行将崩溃的地步。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5]（P20）一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交往、对自然进行改造、利用的历史，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也就由来已久，当然尤以进入工业社会为甚；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的加入，使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迅速突破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这集中表现为资源枯竭、物种枯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生态危机。“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我们消费者应对于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然而我们的消费却很少受到那些关心地球命运的人们的注意，这些人注意的是环境恶化的其他因素。消费是在全球环境平衡中被忽略的一个量度。”[4]在高消费、提前消费等观念的驱使下，人类对各种资源的掠夺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疯狂和贪婪。不但各种不可再生资源如矿物、石油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掠夺，同时因为掠夺、破坏的速度、程度远远超出其自我调节的限度，各种可再生资源，如土地、森林等，也变成不可再生与不可逆转。不断有大片耕地沙漠化或成为建设用地，热带雨林的锐减，众多生物种类灭绝，……这背后无疑就是消费主义支配下的人类的饕餮物欲。艾伦·杜宁认为现代“消费”实质上意味着：“摧毁或毁掉；浪费或滥用；用光，用尽。”并批评“迎合全球消费者社会的经济学对于人类共同的地球资源遭受损害应负最大份额的责任。”[4]更为可怕的是，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今天的生态危机前所未有，但消费主义仍然方兴未艾，美国式的生活模式仍然是众多人的梦想，美国式的现代化仍然是很多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楷模。作为典型的消费主义大国，美国不到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着世界40%的资源。如果按此比例，随着一系列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现代化，地球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诸多思想家和有识之士都对此忧心忡忡，消费主义的背后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崩溃。”[6]（P107） “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是自己遭到灭顶之灾。”[7]（P21）

    第二，人与人：社会危机。

    消费主义使现代人际的关系更加疏离、冷漠，多元复杂的人际关系被简化为商家-顾客与消费者-消费者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表面彼此独立、自主，内里竞争、冲突的关系，萨特认为今天冲突、竞争的社会是“魔鬼的猎场”，“他人就是地狱”“一个人或者超越他人，或者被他人超越”，人与人“不是和谐，而是冲突”[8]（P429），人类生存又回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基雅维利）的原始状态。新词“富裕流感”直接表征了消费主义时代异化生存的不正常体验，为“他人就是地狱”做了非常贴切的注解。“富裕流感”（affluenza）产生于消费主义的发源地美国，由两个词“富裕”（affluence）“流感”（influenza）合成，主要内涵包括：“1、一种因极力与邻里攀比而产生的自负、怠惰和挫折感。2、一种由于固执追求美国梦而导致的“流行病”，其特点是压力过大、工作过度、大事挥霍及负债透支。3、一种难以持续的对经济增长的无限制追求。”[9]（P44）所以，消费主义的笼罩下，消费成了现代人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标志和人生意义的唯一源泉，人际关系被简化为商家-顾客与消费者-消费者的关系，彼此在的消费竞争中疲于奔命，失落了基于美好人性的天伦之乐、邻里之情、夫妇之爱等多维度的人际关系与情感。无怪乎弗洛姆发出颇为悲凉的感慨：“对于我们西方的生活，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可看出，爱 ——兄弟爱、母爱、情爱——都是相当罕见的现象”。[10]（P101）今天，令弗洛姆哀叹的异化的“西方的生活”已经成为生活在地球村的现代人的共同命运。/另外，消费主义鼓励多消费、高消费，有条件的消费者占有、浪费更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这无疑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国之内如此，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为例，其背后不仅仅是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或“文明的冲突”，消费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掠夺与反掠夺也是原因之一。

    第三，人与自我：人性的危机。

    对现代社会中的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有如下描述：“同一个人，作为生产者，他被家庭、、学校和老板教育要节欲，对报酬要满足，要安分守己，忠诚驯服，讲纪律听指挥，作集体中的螺丝钉。作为消费者，同一个人有被熏陶成要多挣钱，永不满足，讲享受，不受约束，成为追求个人自由安逸的人，总之要成为与生产者完全不同类型的人。”[11]（P8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托夫勒描述的现代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超越了“社会角色”社会学意义上，变成对人本性和本质的界定。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人本质上是“生产者”，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人本质上是“消费者”，所以消费主义最大的恶果在于以消费的单向度抹煞人存在的全面性、复杂性，把人异化为 “消费的动物”、机器或符号，扭曲了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本性。

    自由永远都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幸福永远是人类追求的大“善”。毋庸置疑，消费主义与商品的丰富、民主的大众化都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消费主义的狂欢并不是现代化理想的实现，现代社会的大众的生存并不像表面那样自由、幸福。/在后工业社会，“面对市场统治”，消费自由不等于自由，[12]（P206）或者恰恰相反，消费的表面上的自由实际上剥夺了人整体存在的自由。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以“文化产业”替代“大众文化”的表述，意味深长地暗示出所谓的“大众文化”就实质而言并不属于“大众”，而是属于“产业”、资本；具有市场导向的“大众文化”不停复制、流行，给大众制造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

    在阿多诺这里，尽管是“虚假的”，但毕竟是“幸福意识”；而“富裕流感”展示出的是一幅源于过度消费的病态生存图景与时代病症，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理性、自主的活动，而是为消费而消费的非理性、被迫行为，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弗洛姆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

    然而，实际情形比这还要严重得多，现代人在消费主义的泥潭中已经欲罢不能。“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对人本真生存状态的描述，既表达了对这一应然境界的理想，更是对现代社会生存异化的控诉。然而，就是这诗意的理想和憧憬，竟然沦落为充斥街头巷尾媒体杂志的房地产广告词！这个现象颇有讽刺意味，一方面它表达了现代人冲破消费主义牢笼、向往诗意生存的价值意愿，另一方面则表明现代消费主义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甚至连表述抗争消费主义的意愿也落入消费主义的毂中，异化为广告词——这一最典型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这无疑是种吊诡，展现出消费主义时代人性自我迷失后生存的尴尬和悖谬。

    现代消费主义导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人性危机，标志着消费主义乌托邦的破灭。从发展哲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增长性发展观对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发展观念一方面抱持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可以无限地发展、进步，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人的消费欲望刺激生产，以此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目的。具体而言，消费主义时代人类的整个生存活动被简单、抽象为商品消费活动，人与世界（人、自然）全面复杂、具有无限可能的关系被抽绎为独一无二的商品逻辑，人变成了单一维度的存在——一种 “消费”的动物、机器或符号。增长性发展观、消费主义及两者在实践中导致一系列人类生存危机空前严重，造成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等人类生存诸多维度的全面失衡。

    然而，人类理性的最高价值就在于能够对自身的生存进行反思、批判，人类自由的本质意义在于意志自由的选择。在消费主义弥漫成为无所不在的普泛意识形态的今天，在“一个受金钱、竞争和技术统治的经济世界里”，我们并非无能为力，而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生活“支撑点”[12]（P206），把现代人从消费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当然，这一“支撑点”不能再到物质、商品世界中去寻求，不能在醉心于盲目乐观的增长型发展观和消费主义，而必须诉诸于价值世界的重建并谋求一种新的发展智慧——和谐发展观无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尝试。

    二、和谐发展：反对消费主义

    其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有识之士早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增长型发展观造成人类存在的内外失衡、全面异化和断裂的加剧，并努力探索救治这种病症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呼吁要突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通过两种伟大的变革，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13]（P60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舍勒呼唤“协调时代”的到来。[14]（P215）

    今天，把“和谐发展”的观念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哲学提出，它是在总结全球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种源于东方的发展智慧，昭示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与谋生性发展观、增长性发展观有根本的区别，[15]其主要理念包括：“和谐发展”的理论前提不再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与简单的唯生产力论，而是基于一种普泛的人类向善的本性和实践；它遵循的价值原则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万物和谐相处、生生不息的和谐伦理；[16]就人性的设定而言，它努力将现代人从单向度的“经济人”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应然”的全面自由的本质；就社会发展而言，它反对将发展紧紧局限于“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而是谋求社会全面、均衡、健康的发展；就经济而言，它反对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而是倡导一种健康、理性的“静态经济”“循环经济”。……因此，和谐发展理论奠基于人性的最深处，涉及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与其说它是一种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生存哲学，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是基于此，站在和谐发展的角度上反对消费主义，才能真正标本兼治，找到从根本上救治现代病症、开拓健康生存的发展途径。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限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消费，恢复人与自然包括审美关系在内的全面健康、和谐共生的关系。作为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观念，增长型发展观背后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价值观念：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进化论；前者认为人类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中心甚至目的，其他存在仅仅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和条件才有意义，后者之所以认为人类社会可以永远地一路凯歌永往直前，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世界的自然资源无穷无尽，人类对之的索取和掠夺也不会有限度。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信仰，认为世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像悖。”（《中庸》）世间各种存在，不论是现代科学视野中的动植物、有机物还是无机物，在先人眼中都是“民胞物与”（张载《正蒙》），具有内在的生命和与人类相同、平等的存在合法性。如若人类主体性“过分”张扬，逾越了其所应遵守的界限，任由人类感性欲望或理性能力没有限制地流溢、发展，就会对其他存在造成伤害，就是以狭隘的“人之道”强暴、剥夺万物生生的大“道”，这既造成“道”的悖离和隔阂、万物的损伤，人自身也成为生理欲望或其他单一维度的异化物。所以，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关系，必须纠正人类中心主义，借鉴中国先人的生命智慧，限制人类的贪欲和功利心，自然要反对今日社会无处不在、为刺激人类欲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消费主义了。作为一种对自身有明确意识的存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并非仅仅为了生理生命的延续的需要——被需要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消费者——消费对象的消费关系；其实，在应然层面和本真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全面、多维、健康、和谐的，今天此种关系的异化就在于上述全面健康的关系被资本主义商品逻辑所泯灭了，消费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无疑使情形雪上加霜。在现代社会，面对在一座山，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考察出关于这座山的科学性质，矿业资本家从商业的角度要发掘埋藏于其中的矿产资源，农人要采集山果、拓荒种地，木匠要砍伐林木……人们已经遗忘，我们还可以像古人一样，与巍巍青山相对而视，随林木摇曳而生情，“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敬亭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洗心静虑、浑然忘我，在与世界的非功利、自由的审美关系中，体认一种与纵欲主义不同、但更真实、更高层次的生活和生命境界。总而言之，当务之急就在于限制人类对自然的贪欲、占有欲，减弱人类与自然交往时的功利心，让人们明确意识到，自然万物除了作为我们生存的资源、消费的商品，还可以而且本应成为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朋友、同类，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

    第二，在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维度上，把人际关系从单一的商品生产—消费关系及其衍生关系中解放出来，恢复亲情、爱情、友谊、伦理等丰富多元、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我们所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价值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价值问题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17]美国环境科学家诺曼·迈尔顿的论述更加具体直观：“只有与地球和平相处，我们才能在地球上获得和平——而只有通过人们之间的和平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的和平相处。”[18]在现代社会，不论是增长型发展观还是消费主义，可以说都是资本主义某一角度的呈现；而资本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文化，不论其实质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还是“扩展秩序”（哈耶克），以资本为本位和以资本扩张为中心是确定无疑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商品”隐藏着资本主义的整个秘密，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今天，随着资本主义深入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一寸肌肤，所有的东西，不论是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都可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成为商品被生产、买卖、消费。然而，人是一种多层面、多维度、复杂、丰富的存在，人类的活动绝对不能被化约为生产—消费这么一种单一的活动，绝对不能以这样一种单一的物质性活动抹煞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性活动，也不能将其中抽绎出的原则神圣化，作为指导人类其他活动的标准、规范或作为解释人类其他活动意义的依据。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就在于商品关系即生产—消费关系取得本体地位支配人类活动和人际交往的全部内容，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看重的亲情、友谊、爱情等情感生活和伦理观念要么被商品化，要么被商品逻辑支配、影响，已经淡化、变质。因此，要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就必须限制商品逻辑的适用范围，一方面在制度上健全法制和民主，创造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在价值观上提倡亲情、友谊、爱情、博爱、同情等感情生活和伦理价值，发掘传统忠、孝、仁、义、诚、信、礼仪、廉耻等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积极因素，使现代人意识到这些感情、伦理、德性对当下生活的意义和不可或缺性，恢复自然而美好、健康而和谐的人际关系，把存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基雅维利）“他人就是地狱”（萨特）的世界，建设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美好人间。

    第三，在人与自我的维度上，对“经济人”“消费者”的设定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彰显可能被其遮蔽的人之存在的所有可能性维度，尤其要恢复人的终极关切和敬畏。消费主义始终与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不可分割、内在一致。然而，与消费主义如影随形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并不是人的全面、和谐的人性和健康的生活。第一，就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来说，人的自由并不是感官欲望的无限放纵，肉体的解放不能以牺牲、泯灭精神为代价。人的自由是自主与自律的并行不悖，是人类肉体与精神、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超理性的各当其位、各司其责。在最高的人生境界中，人之存在的各个维度“八音克谐，勿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这就是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也是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第二，就虚无主义来说，终极存在的消解和价值意义的虚无既是人类理性迷茫和信仰缺失的必然结果，也给现实生存带来无尽的痛苦。“上帝之死”和“诸神隐退”带来的所谓后现代的“众声喧哗”，并不是彻底解放后的狂欢，而是意义世界坍塌后感性杂多和低层次欲望冲突、沸腾的声响，毫无秩序的背后并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和希望，有的是焦躁、撕裂、痛苦和绝望。A．别尔嘉耶夫从基督教神学的理路如此阐述消费主义盛行的后现代的病症及终极存在对人生不可或缺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东西是粗造的物质，但它也是最没有价值的；在我们的罪恶世界上最没有力量的是上帝。他被世界钉死了，然而，他才是最高价值。”[19]我们的理解当然不必局限于基督教，甚至不必局限于任何宗教形态，仅从健全“人格”的角度考虑，对终极存在的关切、敬畏不仅是个人精神、文化体系必不可少，而且是其中的核心和价值意义的最终源泉。[20]正因如此，面对机器时代人的沉沦，别尔嘉耶夫的思考带有基督徒固有的沉重感：“我们面临拯救人的形象的问题”。[19]（P53）“人的形象”的堕落当然已非一日，但尤以进入资本主义以来为最。从“人是机器”到“人是劳动的动物”到“人是消费的动物”，都是人类形象堕落的、非正常的形态。因此，所谓反对消费主义，所谓和谐发展，归根结底都诉诸于一个问题：“人的形象”的重建。当然，这一新的“人的形象”是各个存在维度如感性、理性、信仰、审美都健全、健康、完整、和谐的“人”。

    结  语

    诚如摩尔根所言，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21]（P9）在增长型发展观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经历了以生产为中心的早期阶段和以消费为中心的所谓后现代阶段，但今日日益严重的种种生存危机表明，这种增长型的发展观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并不是人类的应然选择。今天我们总结这种西式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借鉴中国传统智慧，倡导和谐发展理念，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社会发展理论，而是在建构一种新的哲学、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过一种简约、真实，有节制、有德性的幸福生活，身心合一，物我两契，人际和谐温馨，社会公平正义。当然，这种本真生存的主体必然是全面发展、内外和谐的本真的“人”，而造就这种本真“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学理和实践上纠正把人的意义限定为“消费”的单向度阐释，反对今天甚嚣尘上、瘟疫一般传播的消费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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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弗洛姆《爱的艺术》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第101页

    [11]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3，第88页

    [12]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0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603页

    [14]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上海：三联书店，1987

    [15]刘长明《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济南大学学报》2001.1

    [16]刘长明，等《和谐伦理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济南大学学报》2002.5

    [17]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哲学研究》2004.11

    [18]诺曼·迈尔顿《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19]A·别尔嘉耶夫《人和机器——技术的社会学和形而上学》《世界哲学》2002.6

    [20]何中华《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2

    [2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