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即探究终极原因和原则或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是任何哲学都以直接或隐性的方式所内在地包含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其深层本质是人的超越性生存本性及其本质精神的自觉显现，是内在于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传统哲学大多包含着自觉的形而上的维度。然而，传统哲学常常遗忘或遮蔽了哲学形而上学维度与人之生存本性的本质关联，陷入了“无根基”的状态。因而，当20世纪人的生存困境以文化危机的形式深刻地表现出来时，传统形而上学的危机便在现代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普遍拒斥中展现出来。于是，如何在人的生存论基础上重新恢复形而上学的力量，便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高清海教授从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关联入手，认为在走出“曾经是”的形而上学之后，形而上学并没有失去其原来的规定和价值，“应当是”的形而上学的命运正是人自身发展的命运。朱德生教授认为，人是在立足形而下的世界，追求形而上的世界过程中才成为人的，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生存意义的反思，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就是形而上学。邓晓芒教授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反思，指出形而上学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发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何中华教授认为，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返”形而上学，实现由“在者”向“在”本身的“复归”。陆杰荣教授从区分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入手，厘清了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在哲学中的不同表达。

陆杰荣：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

【作者简介】辽宁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10-13

    哲学从其“曾经是”的历史形态而言，表现为对形而上学的“真实”的寻求、确立以及通过普适化的推论形成了具有“科学之科学”(the mother of sciences)的霸权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曾经是”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哲学的诸种理论与学理式的追问都是为了构建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

    哲学之所以要确立某种“真实”，根源在于人本身需要通过对某种“真实”的构建、把握以表达对人自身本性的认识。人总是通过可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对“真实”理解的某种理论反思形式，以表明在特定阶段中人的本性“生成”的水平和层级。从人的自身本性规定加以分析，人总是要超越对“真实”理解的经验层面、实证层面以及相对层面而趋向于对“真实”的绝对把握，尽管这种对“真实”的绝对把握是不可能达成的。据此就可以知晓哲学总是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以确立某种“真实”的内在根据了。

    哲学对“真实”追求的致思取向从历史的现实性来说，必然体现在形而上学的“真实”的规定之中。哲学“Philosophia”的核心内涵是智慧“Sophia”。对希腊先哲们来说，所谓智慧“Sophia”较之现代的“Wisdom”要宽泛得多。“Sophia”意义的“智慧”不是某种“思”，而是一种“沉思”、“静思”。这里似乎意欲着要通达“真实”，必须借助于“沉思”方能实现。“沉思”是“纯化”，是“摆脱”，只有“摆脱”外观上的实物所限，才能“纯化”成“思”进入到“真实”(reality)，因此“沉思”不是把握“真理”，而是把握“真实”。这一基础性的理论趋向昭示形而上学“真实”赖以产生的必然性根基。

    柏拉图哲学对构建“真实”的形而上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在柏拉图那里，真实的东西只能是“理念”(eidos)，“eidos”是不动的绝对，哲学与形而上学都执迷于这种永恒的绝对。“eidos”就是“真实”，“真实”就是对现象的超越或排斥。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meta”形上意味就是摆脱经验的流变的现象，进而达到“纯化”的“真实”。从柏拉图的哲学中至少可以看到哲学目的是确立“真实”(形而上学的世界)，哲学对象是现象界背后的“理念”(形而上学的概念)，哲学方法是“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哲学范本是“境界”(形而上学的追求)。我认为，形而上学的“真实”在其产生的最开端就已确立了它的理论基调和致思取向。这一主旨一直到黑格尔哲学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概括起来说，形而上学的“真实”规定从方向上限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性质。也可以说，形而上学的性质可以从其对“真实”的内在规定中得到较为充分的理解。形而上学的“真实”实质上是“理念”(实在)。“理念”不仅仅是“概念”，而且也是“实在”。“理念”其深层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理性能力所引发的“沉思”。只有“沉思”才能进达“理念”。“理念”兼有概念与实在的双重规定。因此从哲学的双重化分析方法看“真实”的“理念”是概念组成的逻辑体系，是有别于现象界的另一实在界。显然形而上学的“真实”是沉思之后“分离”的结果，“理念”是通过沉思才能洞悉的实在的“真实”。形而上学的“真实”既然是概念式的实在的“真实”，它一定是具有超验的特征。经验的现象流动不居，无“真实”可言，或者说经验的“真”只是某种状况，而不是某种实在。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的体系都突出了形而上学“真实”的超验性质，强调形而上学的“真实”作为“绝对”“永恒”的实在，绝不是经验所能触及的。基于这种“真实”之上的超验世界本身又是对经验世界的“纯化”，而“真实”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则是现象性世界所寻求的“理念范本”。“超验”的世界的真实性质是形而上学所要企达的根本目的。形而上学的“真实”是永恒的“不在场”，而之所以称为永恒的“不在场”其根本在于这种“真实”总是受着不在场的“绝对”性来制约，限定显现的“在场”。“真实”是不能容忍当下的“在场”的，显现只能是一个“过渡”，“生成”却无法提升到“永恒”或绝对。形而上学的“真实”将在场与不在场的联结借助于“逻辑”的永恒联系起来。哲学意义上的“真实”是设定的，前定的“在场”，因此也是永恒的“在场”或“不在场”。形而上学的“真实”内含着似乎亘古不变、一如既往的人类最初发展状态的理论自信。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二重化的世界，形而上学的“真实”乃是人所追求的、赖以提升的真正的世界；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决定着人的现实生存的经验现象领域；作为概念式的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与现实人的经验世界相比虽具有导向意义的本源性，却又无法达到两个世界的沟通；虽然其后黑格尔试图用“历史理性”来实现人的两个世界的联结，但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形而上学的“真实”是基于logos主义之上，以知识论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为框架，以绝对理性假设为前提的理论追求或理论操守。

    形而上学的“真实”乃是形而上学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人最初借助于哲学反思方式对人本性理解的某种理论样式。从实质上而言，形而上学的“真实”力求表达人对“真实”的理解，以对象化的表现方式将人所理解的“真实”呈现出来，建构起来，并且确认为“永恒”。而一旦形而上学的“真实”形成某种超验的，永恒的，至上的理论体系后，形而上学的“真实”的非现实性特征就会在其展现的过程中，表现为与人的矛盾对立性质。只有在这样的内在基础上，才能理解在历史的发展中形而上学的“真实”所面临的困境，才能理解海德格尔所言的形而上学可以完成于现代科技成果之中的昭示的意义，才能理解形而上学的“真实”在“形而下”的冲击下为何不堪一击。形而上学的“真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概念式的，逻辑性的“真实”，而人不是仅为“概念性”，“逻辑性”的存在。

    然而否弃形而上学的“真实”不是为了消解“真实”。“真实”一旦成为某种之学，就形成了哲学“曾经是”的路程，但“曾经是”的哲学并非是包纳了哲学的所有的规定，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总是在超越的过程中展开的。透过形而上学的“真实”的历史把握是否可以确认在质疑形而上学的“真实”之后还应存在着更为本真、更为根源的某种“真实”，我把它称之为形而上的“真实”。

    从哲学与人的内在一体性联系看，形而上或许是人的本性。海德格尔曾说，形而上学是人的天性，人在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中都需要“真实”，依据人对自身的理解确立“真实”，进而赋予自身的活动以统一的根据。这是因为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人的这种双重性的本质，是理解人的活动及其人的本性的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把握形而上“真实”的方法论基础。人的本性的双重化使得人对自身本性的表达也具有了双重化的性质。人的双重本性表明人一方面要附依于自然，将其归属于自然存在的对象，这就表现为以对象性的表达方式显现出人本性的“真实”；同时另一方面人又要超越于自然，使自然按照人的发展要求加以“改造”，这就表现为人总要在否定现存的过程中提出“理想”以形成自身所追求的“真实”。从前者来看，当人尚未认识到人的这一统一双重关系活动的现实前提时，人总是在自我意识的反思中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化特征凝固化、固定化，这就形成了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真实”从开端来说，是对人的本性自我表达的特定方式，而在其后的过程中则成为阻碍对人的本性深化理解的因素，这就遮蔽了对人的本性的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把握。从后者来看，人自身的超越性表明人总是要有所憧憬，有所追求，有所建构。而这种超越性的“追求”恰好是人所要实现的“真实”，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就是要否弃事实性的“真实”而达到理想性的“真实”。以往的形而上学的“真实”关心的是事实性的“真实”，而人的形而上“真实”则是理想性的“真实”。由此可以从理路上明确划分了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的界限。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真实”是对人的形而上“真实”的某种历史性表达的方式，是对人的“真实”，“曾经是”的过去式表达。而人的形而上的“真实”表达乃是哲学本性规定的要求。形而上的“真实”或说在某一片断上体现为形而上学的“真实”，但却总是要超越于形而上学的“真实”。因此，我们可能会回避形而上学纠缠，却无法摆脱“形而上”的渴求。

    形而上的“真实”是对人的本性的内在规定，这表明这一“真实”促使人必须“思考着未来”，必须将自己投放到“未来的生活”之中。形而上的“真实”是促发人不断升华的“真实”，是导引人面对理想的“真实”，是侧重可能性展开的“真实”。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真实”不同，这种“真实”是诗意的、超验的、浪漫的，因而更多的表现为“自由”。

    形而上的“真实”乃为人的“真实”表达。人的“真实”可以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或不同的历史阶段加以表达，但对人的“真实”又无法得出恒定的、一劳永逸的规定。人的“真实”是历史生成的“真实”，对“真实”理解的结果永远是变化的，是“事过境迁”的。形而上学的“真实”其困境在于将某种阶段性的“真实”表达普泛化。事实上，人不断地创造属于自己、表达自身本性的“真实”，同时又不断地亲自消除曾经引以自慰地表现人某一规定性的“真实”。形而上的“真实”乃是辩证统一的“真实”。人总是借助于实践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构建形而上的“真实”。所谓“真实”不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原初的直接统一性之中，而是在相互否定性的转化中不断实现这种统一性。对于人来说，原来“真实”的东西在历史的进程中就会变成“虚幻”的。人总是以“颠倒”的方式去设立“真实”，人无法对“真实”给予终极意义上的诠释，又总是需要通过确立“真实”给人自身活动提供意义。形而上的“真实”乃是超越性的“真实”。这一超越性质如马克思所说，是在对象化关系中人对自我的确认，是自然向人的生成。这种“真实”强调了自身的本性，指出了人化世界的价值。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且能从“现实”中分离出“将要实现的现实”，并把它作为“真实”的东西加以辩护。从超越性的角度考察，形而上的“真实”不是被动地与“对象”相符合，而是强调“真实”应是主动地“构建”、“创造”出来的。可以说，形而上的“真实”根植于人的双重化本性。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追求乃是人的自身本性。

    综上，形而上学的“真实”只是哲学的“曾经是”的表达，同样也是对人的本性“曾经是”的表达。对人的“曾经是”表达在昨天看是“是”，在今天看就是“非”。因此对形而上学的“真实”的当代质疑是无可厚非之事，但“曾经是”的不是不应成为否定“应是”或“将来是”的根据。形而上的“真实”既突出了人的本性的形上性质，又规范了哲学反思方式的独特性质，构成了重新理解形而上命运及发展路向的理论尺度。

何中华：“现代性”危机与“形而上学”命运

【作者简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10-13

    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同现代性密切相关。只有把形而上学及其命运置于现代性所构筑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深入而恰当地了解形而上学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它的实质。同样地，也只有真正理解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方能暴露那些为现代性的表象所掩盖着的秘密。

    何谓现代性?下定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偏好。还是让我们先从现代性的展示开始吧。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乃是由技术塑造而成的，毋宁说，今天的技术已经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而现代技术恰恰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表达形式。现代性使人由对“在”的领悟退回到对“在者”的占有和把持。现代技术的兴起就典型地表征着这一“退化”。海德格尔把它归结为人对大自然的占有这一对象性关系。他在《技术的追问》中分析了古代风车所显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顺应关系，比较了“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的莱茵河，与荷尔德林的同名赞美诗这件艺术作品中被道说的莱茵河”之间的差别，从而显示了现代技术因占有的功利性对诗意的剥夺。其实质就在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遗忘”。现代性危机的拯救之道有赖于重新找回失落的“在”，唤醒被遗忘的“在”，重返“在”的家园。唯其如此，才能使大自然“返魅”，使人的存在重新获得诗意，现代技术也才能因此成为一种真正的敞开与展现方式而不再是遮蔽方式，人们从而能够“诗意地栖居于世”。这就不能不使人重新回到对形而上学的召唤。

    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只有形而上学才能疗治技术时代的人们的病痛，使人“诗意地栖居”。这不仅因为它的表征方式本身就是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更根本的也更深刻的在于，形而上学作为对经验存在的超越，其境界是绝对的，因而是超验的。这种立场使人们摆脱了对事物所采取的那种对象性的把握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实用和工具态度，而是采取一种非占有和非功利姿态。这种静观式的角度无疑是审美和艺术的，从而充满诗意。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拯救希望诉诸“技术”同“艺术”内在贯通，并非偶然。他指出：“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里进行，……这样一个领域乃是艺术”[1](P954)。

    问题在于，假如现代性及其带来的所有麻烦都是出于历史的自然展现，都是“大道”的内在要求，即使现代技术也仍然是一种“解蔽”方式，那么，人类对自身历史处境的任何不满，对其做出改变的种种企图，岂不都是在企图反抗必然性吗?如此一来，人们只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语)。因为即使科学也“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马克思语)。这正是现代性境遇中的人们所面临的特有尴尬：一方面意识到现代文明的缺陷，从而“焦虑”于自我异化之命运；另一方面却又发现这不过是一种宿命，因而又“无奈”于它的命定性。卢梭当年就曾遇到过类似的尴尬。他向往早期人类的那种未经文明污染的原始状态，但同时又自知这一状态仅仅具有尺度的意义，他从不天真地相信该状态就是未来蓝图。因为卢梭知道人类不可能不“长大”，不可能不失掉“赤子之心”的纯贞。这是卢梭思想的悲剧性，也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悲剧性。现代性的陷阱在于，它构筑了一个自我辩护的逻辑前提，而这个逻辑前提同它的结论构成一种解释学循环。这个怪圈由于现代性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功，更是堵塞了人们反省的通道，消解了对它批判地加以清算的可能性。然而在形而上学的视野内，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却暴露无遗。以此言之，形而上学不啻是现代性的一付有效的清醒剂和解毒剂。

    英国政治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一切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实质。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契约意味着法律和法治。它构成现代性及其运动的核心理念之一。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制度安排性质并且代表国家意志的契约，它的必要性来自道德的失效，所谓“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唐张怀灌语)。现代性对人的欲望和需求的人为塑造，使其得以无止境地放大和强化，从而使资源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由此造成了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同满足欲望的对象的有限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导致人们之间的竞争。竞争而有序，就需要设置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荀子那里，“礼”获得了“法”的含义，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它的道德意味。人的欲望何以会“无度量分界”?倘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无欲无执”，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而“知足者富”。因此，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个现代性事实。在“无度量分界”的情形下，道德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道德的失效使法律成为必要和可能。诚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

    现代性所孕育的启蒙神话(科学与民主)是以“解放”为姿态的。在启蒙的意义上，人的“解放”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人的解放表现为人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统治的建立，它意味着人由受虐者转变为施虐者。然而，它带来的却是人的环境的恶化和生存危机。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人的解放则意味着从人身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主要表现为民主制度的建构。作为“众意”(注意，不是也不可能是“公意”，因为民主恰恰是为了消解这种在它看来是虚假的“公意”而设)之间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民主潜在着沦为“集体暴政”的危险。因为“在作为众意的国家中，是投票者的数目来决定共同意志”[2](P11)。从法国大革命到“纳粹现象”，使民主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这两种意义上的“解放”都是以“上帝之死”为其逻辑和历史前提的。与此相伴随的，乃是形而上学的式微和衰落。科学认知赖以成立的认识论框架所包含的基本结构，就是主客体二元分离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相对性对绝对本体的消解，乃是形而上学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认识论的经验论立场和原则对形而上学的超验性也具有遮蔽作用。民主制度的博弈特点所蕴含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同样对形而上学构成威胁。作为“主体”，现代性意义上的那个被“解放”出来的、“大写”的“人”，一方面使自然界变成了有用的、处在“为我关系”约束下的“对象”，另一方面同时也使得人本身沦为一个普通的在者、一种经验事实，从而成为知识论探究的“对象”。于是，人们面临着双重意义上的“祛魅”：首先，大自然变成了为人们所利用和控制的工具性和手段性的规定，它既不神秘也不具有尊严，而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的对象。其次，人的自我意识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知识论问题，人的自我追问不再是“人是谁”而是“人是什么”。

    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表明，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意识形态修辞——启蒙神话，造成了人的“自我迷失”。人因同器物相类比而被规定为类似于“机器”的存在物(拉美特利)、人因被纳入知识论框架而成为生物学所发现的“高级动物”(达尔文)、人因经验论视野而确立为以“肉体感受性”为尺度的“自爱”和“利益”的追求者(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人因市场逻辑的塑造而变成“经济人”(亚当·斯密)、人因市民社会的博弈和竞争而充当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的角色(黑格尔)、人因自我异化而遭遇了“物化”的命运(马克思)、人因现代制度所造成的被“凝视”处境而导致客体化(福柯)、人因工业社会的体制化因素而沦为所谓“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现代性语境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们因而构成现代性危机的种种症候和证据。总之，与商品经济和市场逻辑这一现代性历史前提相适应的“经济人”，作为利己动机至上的人格，只能是一种经验的存在，亦即服从肉体本性之要求的经验主体，进而构成知识论的探究对象。

    从历史上看，现代性无疑是以“人的发现”为其标志的。但是人的自我意识经过现代性的知识论框架的“过滤”之后，它所发现的那个“自我”只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对象”。这正是现代性的悖谬之处。富有反讽意味的是，现代性在确立了主体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而这种颠覆恰恰内在地源于这种确立之中。这正是现代性的异化之所在，也是启蒙辩证法的悖论之所在。对此，福柯在他的《词与物》第10章“人文科学”中作了经典提示。确如福柯所言，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人，无论是孤立的还是集体的，都应成为科学的对象，……它[仅仅]是知识之序中的一个事件”[3](P450-451)。于是，福柯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呼号：“人也死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究竟“死于”什么?“人”归根结底死于知识论的把握方式。近代以来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就是人由主格变成了宾格。尽管人以主体性的姿态被确立起来，但在实质上却走向了它的反面。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在它所提供的参照系中，人变成了逻辑划分、知识切割、技术操纵的对象。它的目的无疑是人的健康，但它使人在获得健康的同时却丧失了真实的自我。当人的自我意识沦为一种知识论框架中的自我探究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消失了，但它却留下了一种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张扬的虚假外观，这正是现代性的惑人之处。启蒙的历史后果表明，人的解放的目标变成了人的解放的陷阱。这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吊诡”，恰恰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可以说，“人”的这一历史命运，既是形而上学失落的原因，同时也是形而上学失落的结果。

    按照上述描述和分析，现代性及其危机的实质应当被归结为“在”的“在者”化，亦即海德格尔所一再批评的“在的遗忘”。“在”的“在者”化在人的存在层面带来的困境，一方面表达为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拒绝，这主要是通过近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的所谓“认识论转向”，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以及后现代主义对所谓“元叙事”的解构和颠覆(这种解构和颠覆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的误解之上的)；另一方面则表达为人的现实处境的整体性的恶化和空前程度的危机，例如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

    从根本上说，形而上学就是由“在者”向“在”本身的过渡。这一意蕴符合“形而上学”的词源学意义和哲学史含义。形而上学所实现的由“在者”到“在”的“过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作为过程，形而上学意味着人的生存境界的不断提升；作为结果，形而上学则意味着人的应然的存在方式之确立。“在者”作为知识论把握的对象，乃是相对之物和有限之物，因而不过是一种经验事实。而使“在者”成为可能，因而赋予其以合法性的那个“在”本身却只能是绝对和无限之规定，它因此无法被经验方式所捕捉，从而不可能构成知识论的对象。这正是形而上学之所以往往被认为是“神秘的”，有时甚至被贬义地说成是“神秘主义”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形而上学的这种绝对性，在现代性所制造的分裂中被遮蔽了。因此，可以说，“人”的消失与“形而上学”的遮蔽，不过是同一现代性事件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

    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形而上学似乎变成了令人讨厌的“梦呓”。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敌视形而上学的。现代人所追求和信任的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是世俗的利益、经验的可能性、价值中立的制度安排和科学理性的必然逻辑。这些现代性的旨趣使人们执着于“在者”而遗忘了“在”本身。从学理上说，“在的遗忘”乃是形而上学失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遮蔽)的根本原因。然而，人作为“形而上学的动物”，正是对“在”的追问才使自己成其为“人”。就此而言，形而上学乃是人的宿命。它内在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因为只有超越“在者”而进入“在”，人才能够凸显自身及其存在方式的真正属人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来说，形而上学只能被遮蔽，但无法被抛弃。这正是拯救的希望所在。

    总之，现代性“引诱”人们告别形而上学，亦即由“在”“退回”到“在者”。然而，吊诡的是，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却又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返”形而上学，也就是实现由“在者”向“在”本身的“复归”，以便从中获得足够的反省能力和拯救的希望。

    收稿日期：2002-10-15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3]福柯.词与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邓晓芒：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启示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10-13

    西方形而上学自从古希腊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它潜伏于米利都学派，发萌于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完成于亚里士多德。而在亚里士多德建成形而上学之后，立刻又面临反形而上学倾向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即各种人生哲学(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折中主义等等)将形而上学拉下“第一哲学”的宝座，直到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信仰结合成基督教神学，并在新的基础上建成更为复杂的基督教经院形而上学。然而，经院形而上学同样也包含着自身解体的种子，并从中孕育出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欧洲近代哲学的主流则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和解构形而上学的冲突中展现出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理论(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等)在休谟那里全军覆没，却在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了“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语)。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通常被看做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从此以后，西方形而上学就走在一条逐渐没落和淡化的道路上，从马克思、尼采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组成了布朗肖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葬礼行列”。但奇怪的是，每当有人宣称形而上学已经完结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人指出他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蒯因则看出任何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本体论的承诺”)，因而虽然许多人被依次宣布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却始终像一个“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分析形而上学在西方不断产生又不断覆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由两个互相矛盾但又不可分离的要素构成的，一个是规范性，一个是超越性。形而上学首先是规范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建立了第一个形而上学，正是由于他在具有最典型的规范性的语言概念系统中确定了一切规范的根本基础，即关于“是”的一整套精密规定，也就是“本体论”(“是论”)。但这种规范性正因为是一切规范性的根本基础，所以它又不是一般的规范性，而是高于一切规范性的规范性，也就是“超越的”规范性，它需要一种提升，一种不断向高处追求的力量。西方哲学自从泰勒斯以来就一直处于这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各种不够高的规范性，如各种“始基”(水、火、气、数、“种子”、原子等等)，各种“相”(理念)，被找到之后又被抛弃、被超越了。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作为是的是”，或“是本身”，这是最高的规范性。于是他着手来建立一门关于“是本身”的学问，分析各种不同的“是”以及“是之为是”，这就是“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

    因此形而上学本身一开始就包含着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一种超越了的规范性和一种得到规范的超越性。规范性若不超越，它就是一般的甚至低层次的规范性，而达不到最高的规范性；超越性若不得到规范，它就是一种盲目的超越，最终会超越到不可规范甚至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那里去，也无法建立形而上学。低层次的规范性不是完整的规范性，最终会是零散的、杂乱无章的，因而是没有系统规范的；盲目的超越性也不是真正的超越性，最终会受制于某种尚不知道的低层次的束缚(如本能欲望之类)。规范性有赖于超越性才得以建立起来，否则就会陷入差异和杂多的泥潭中而无法成形；超越性只有借助于一定的规范才获得自己的支点，才得以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像在真空中扇动翅膀，一步都不能超升。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甚至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然而，这两方面同时又是矛盾冲突的。规范性本身就是对想要超越它的一切冲动的削平和制止，否则规范就被冲决了、解构了。在最高规范中，一切超越的冲动都平息了，它所构成的体系就是一个最终的绝对静止的体系(如黑格尔的体系)。反之，所谓超越性首先就意味着对现有规范的打破和超出，而在最高的超越性中，一切规范都不足以表达超越的最终目标，这就导致形而上学的整个解体。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规范性和超越性交替上升的历史。每当人的思维由于超越现有规范而上达一个最高的规范时，形而上学就形成了；而当人的思维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超越维度而超出原先的最高规范时，反形而上学就出现了。但反形而上学同样也必须在这一新的维度中寻求新的规范性，并经历新一轮的从低级规范超越到高级规范的历程，最后再次达到一种新的最高的形而上学规范，于是新的形而上学又再次建立起来，或者说“复辟”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的命运，但这命运自身就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即形而上学本身包含有反形而上学的种子；反过来说，这反形而上学的种子正因为要反形而上学，所以必须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否则它根本动摇不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所以它不仅没有反掉形而上学，反而推进了形而上学向更高层次迈进。

    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这种纠缠归根到底是人性的矛盾纠缠。按照西方传统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在这里，“理性”就是“逻各斯”(Logos)，这个希腊字本身含有规范、语言、表达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又被译作“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说话这种活动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聚集”活动，即把各种杂多东西集合在一起加以展示的活动(这一点对于西方的时间性的拼音语言来说更容易了解)，因而它必然是对杂多东西的超越。所以希腊人表达理性除了逻各斯这个词之外，还有“努斯”(Nous)这个词，它第一次由阿那克萨哥拉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认为它是在整个世界之外能动地推动世界的精神力量；在柏拉图那里则意味着精神的自动性和自发性。实际上，努斯和逻各斯在希腊人心目中是人的双重本质，它们分别代表人的存在和语言，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语言之家”，这双方是一刻也不可分离的。人最根本的存在冲动当然是追求自己的自动自发的自由，但这种冲动与动物的本能不同，就在于它具有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因而赋予了自由的自发冲动以规范性，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誓言、诺言，最后是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和逻辑确定性的社会语言。当人对自由的追求上升到要把握整个世界的规律这种形而上学层次时，人对语言规范性的探讨也就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层次。但与此同时，人的自由追求永远也不会甘心于长期受到某种规范性、哪怕是最高规范性的束缚，当它在最高规范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所可能有的一切目标之后，就开始想要对这种最高规范本身加以超越，以便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目标了。而对这更高目标的追求本身又有自己的新的规范。这就是为什么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永远交织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其矛盾的深层原因。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所谓“后现代”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决不可能意味着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历史的垃圾，而恰好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的一种发展方式。形而上学如同哈姆莱特的父王的幽灵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出现，召唤一位历史性人物来“重整乾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后现代”思潮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冲动的彻底消失，假如“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覆灭使西方的逻各斯精神(包括逻辑精神)本身也遭到了彻底的覆灭，假如西方的努斯精神完全成了一种动物式的“怎么都行”的盲目冲撞，那将是人性的堕落和隳沉。我相信，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初衷决不会是这样，而是想要更大地发挥人的自发性的自由本性，摆脱现有一切规范性的束缚，把人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一些过激的提法，如对“人性”、“理性”等等基本规范的解构，只不过意味着他们对现有规范的不满和突破，而这种突破将不会是没有结果的，只是他们现在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结果而已。

    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形而上学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源之中，随着人性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发展方式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所以，对于各个阶段上的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我们都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去研究他们、理解他们，为的是能真正超越他们。

朱德生：形而上学的情结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10-13

    如果有人一定要我简要地回答，什么是哲学?那我会告诉他，这就是形而上学，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形而上。意思是说，哲学不是一门实证的或应用的学科，而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虽然到目前为止，形而上学的名声在学术界还不很好，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在某些人的眼中，仍然是反科学的代名词。但我以为这是一种糊涂观念。人要生存和发展，没有科学不行，抛弃了形而上学也不行。科学与形而上学绝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地，科学要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形而上学。

    有人把形而上学与科学对立起来，犹如把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似的，不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形而上学，更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科学。他们以为，科学是只研究经验中直接给定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以为只有能在经验中给定的世界才是惟一真实的存在，其他都是虚伪的。形而上学既然以超经验的存在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当然是反科学的了。其实，在这里，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早在康德那里便已经指出了，单靠经验中的给予，还不足以获得知识，要获得知识还要有主体的综合能力。不过，他错误地以为这种综合能力是先天的。其实，这种综合能力并不是与感觉经验绝对对立的；它既是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却又超越于感觉经验。这种能力的集中表现即自我意识。在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史上，感觉经验和自我意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互为中介地发展起来的。没有感觉经验中的给予，便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即思想)。但是，仅靠感觉经验中的给予，还不足以有思想。只有超越了这种直接的给予，使外在的对象转化为内在的对象，才会有思想。黑格尔说得很好，思想的简称即是“我”。

    就此而言，我以为思想的本性便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也就是说，从现象上看，认识似乎是对感觉经验中给予的个别对象的直接反映。其实不然，只有当自我意识把这种个别对象当作某种一般，即超越这种个别对象时，人们才会对之获得某种认识。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会产生误解，认为思想仅仅是以自身为对象的。其实，认识在形式上似乎完全是独立的，可在内容上却仍然受制于客观对象。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为自身的实践活动服务的，而且它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人类在主观世界活动中的形而上学性，来源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因为，这种实践活动的本质，就是要超越感觉经验中已经给定的实在，实现思维中的某种设定(理想)。大体上说，各种自然动物都是以感觉中直接给予的为满足，而人则不然。人类之所以要肯定感觉经验中直接给定的东西，恰恰是为了要否定它、超越它。一句话，肯定是为了否定，以便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肯定它。例如，人们所以要努力去认识和把握客观对象的自在规律，便是为了要超越这种规律对自身的限制，使客观对象服从自身的目的。

    当然要达到此目的是很困难的。人不仅会经历各种挫折和失败，甚至还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但为什么人还要去自找烦恼、自找苦吃呢?那是因为人的存在方式和自然动物的存在方式不同，不是人的主观上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方式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存在之路。这条存在之路，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之路。人和自然动物不同，他总不满足于现实中已有的，而要去追求现实中还没有的、仅仅是理想中的东西，并且永不满足。20世纪30年代，我生活在苏南农村时，常听到农民形容人心永不满足时的话：有了千钱盼万钱，做了皇帝盼登仙。其实，这种永不满足，不是贪心不贪心的问题，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本性。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永远要去追求经验世界中尚不存在的东西，而且一旦追求到了，他又不满足了。理想之所以是理想，就在于它还不是现实；一旦它经由人们的努力而实现了，它便不理想了，人们又会由此设定超越它的新的理想。反之，现实之所以是现实，永远是不理想的，需要不断地去超越它。对自然动物而言，现实既满足了它，便是美好的了；对人而言，恰恰相反，现实满足了他，便又产生了更多的不满足，所以必须超越它，必须追求新的理想。

    满足为什么会造成更大的不满足呢?这是由人的存在方式的辩证本性决定的。

    人的生活资料，既然要由他自己来生产，因而也就改变了人的消费欲望的本性。例如，古人有所谓“食色性也”之说，就是说食色都是动物的自然本性。饿了便要吃，饱了便满足了。这似乎是不用教育的天生的本能。但是，这些在自然动物那里是本能的消费欲望，在人这里便成了社会性的了。自然的消费是一个有限的常数，吃饱了，便不能再吃了，社会性的消费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复数。例如，吃饱了，还要求吃好；这个好便没有绝对标准了。所谓人的消费欲望不是天赋的，是社会性的，即是说，它是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没有电视机的时代，人们就没有看电视的欲望；有了电视机了，人们又觉得黑白的不好，不如彩色的；有了彩色的，又觉得最好是高清晰度的；……如此等等，永远没有最终满足的时候。总之，生产在满足原有需要的同时，又生产了新的不满足(新的需要)，或者说，消费在完成生产的同时，又不断地对生产提出新的要求，推动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法。所以，不断地要求超越现实，永不满足地为理想中的东西去奋斗，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说，人本性上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有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形而上的，便是虚无飘渺的。这一误区是由于缺乏理论常识而造成的。古人云，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在这里，道和器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道之为道，它当然没有器那样的经验实在性；它超越于器，却又来源于器。这种辩证关系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理想的便是不现实的，一旦它实现了便不理想了，但是，如果理想永远不能转化为现实，它就不成其为理想，是空想了。现实永远是不理想的，它必须不断被超越；如果人们安于现状，不懂得去超越现状，便等于丧失了做人的自觉，放弃了做人的价值。

    正因为人有这种追求超经验的实在的形而上的本性，人才会从自然动物中分化出来，上升成了文明的人。正因为人有了这种形而上的追求，人的存在才和自然动物的存在发生根本的区别。正如费尔巴哈所看到的，自然动物的存在是一种有限的感性存在，人的存在则是自由的感性存在。因而在人这里，产生了在自然动物那里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意义问题和价值问题。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开始重视长期被忽视的价值问题，甚至成了一个热点，这是我国理论界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又包含着一个十分有害的混乱，即对价值的这种或那种理解，大多离不开经验主义意义上的有用性，按照这种理解，“良心值多少钱”的提法也是对的了。其实，哲学所说的价值判断是相对于事实判断而言的。经验意义上的有用性正是事实的特点。与其相对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要超越事实意义上的有用性。或者说，相对于事实而言，价值之所以叫价值，正在于它没有用。不过，这种没有用并非是实证主义者所了解的，即是没有意义的空话了。其实在这里，正用得着“无用之为大用”一说了。因为，这种“无用”，在现实生活中，却在规范着“有用”。人们常说的所谓“价值取向”，不正是此用吗?

    人的自然生命虽然是有限的，却没有妨碍人去创造永恒的业绩。司马迁、曹雪芹等都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史记》、《红楼梦》还将永远流传下去。这是司马迁、曹雪芹的自然生命的无止境的延续，通过《史记》、《红楼梦》，人们不仅认识了司马迁和曹雪芹，而且还认识了他们生活的时代。因此，他们的有限的小我，变成了无限的大我，而且是越来越充实的大我。由此可见，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化小我为大我 ，小我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的，有经验的实在性；大我则超越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失 去了经验的实在性。但是，人们对它并不因而失去了真实感，相反地，却认为它更真实 了，这就是所谓不朽。

    不论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上看，人是在立足形而下的世界，追求形而上的世界的过程中才成为人的。既生而为人，却又只满足于形而下的世界的物欲，那么，即使身为百万富翁，也只是人生的一个悲剧。相反地，既没有文化而又贫困的工农，当他们说出知足常乐、安居乐业等谚语时，倒是不自觉地悟到了一点人生的真谛。社会为每一个成员提供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不平等的。百分之百平等的社会只存在幻想中。所以，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道路是不一样的。不过，条件再好，个人不努力，不认认真真学点做人的道理，也仍然会沉沦在自然动物式的物欲中，甚至不如自然动物，因为自然动物的物欲是有限的，人的物欲却是无限的。物欲本身并不是悲剧，而在人这里却会引发悲剧。

    所以，在通向形而上学世界的道路上，荆棘丛生，险滩处处。最危险的是自我设置的陷阱。例如，我小时候便听到一种说法，为人不能流芳百世，也得遗臭万年。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也在追求生命的永恒意义，只不过他们的原则是：只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形式上他们也在追求超越自我，实际上，他们是把大我化解成了小我。这充分说明了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便不可能自觉地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甚至可能误用人所特有的聪明才智。

    还有一个经验教训，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的。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由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我们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以为，理想与现实正在逐步重合，因而失去了对现状的批判眼光。其实，要是理想与现实能重合，历史便终结了。

    正是由于历史上的失误，几乎使人们对理想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完全丧失了信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所谓信仰危机。什么“跟着感觉走”，“现实的就是一切”等等，一时成了时尚的口号。于是物欲第一、金钱至上的思想便泛滥了起来，不择手段地敛财的大款成了时代的英雄，人格、良心被人鄙视地问值多少钱一斤，有组织的贪污盗窃成了几乎难以扼制的公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哲学家难道还能满足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坚定立场”，而不作一点辩证的反思吗?难道还不应该多提倡一点超越物质利益的形而上学精神吗?

    当然人不是神，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讲利。古人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并不是超历史的，而是从取财中总结出来的。一旦它被总结出来了，便又高于“财”，而且要指导和规范财。显然，此“道”即为人之“道”，人生之“道”。所以，我认为，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生存意义的反思。所谓形而上学的情结，也就是对人类的关爱。

高清海：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10-13

    哲学从通常意义上被称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从历史角度来说一般有两种解释。可以说，形而上学乃是哲学的根本性质，也可以说“形而上学”是哲学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中所确立的理论形式。从前者来看，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根本性质，也是人的本性的根本体现。从后者来看，形而上学只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种理论体系。形而上学作为“曾经是”的哲学，只是反映了形而上学规定的“形式”方面，因此成为历史上“特定形态”的形而上学。从今天的认识水平看，“曾经是”的形而上学只是人最初把握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物种”思维方式的理论产物。形而上学就其反映哲学本性的角度看，应当始终贯穿于哲学的发展始终。形而上学体现了人的自为本性，表达了人的超越性、创造性，是人始终要确立的“理想追求”。当我们从本真的意义上理解形而上学时，常常是从哲学的内在规定上来理解形而上学，这就意味着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实质是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海德格尔曾说，“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曾把哲学和人放在一起来思考，是为了表明，哲学与人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同样哲学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本性同人的本性也具有内在的一体性关系。

    在我看来，对“形而上学”这种理论，我们必须从人的本性以及这一本性的历史变化中，才能获得深切的理解；同样，对于“人”，虽然众多学科都在研究人，也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以及形而上学的性质高度才能把握人的真实本性。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情况总是这样，我们是怎样理解哲学的，怎样理解形而上学的性质的，也就会怎样理解人；反之，人的发展状况如何，特别是人对自我意识的状况怎样，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性质的理解也就会怎样。可以说“形而上学”作为历史上“曾经是”的某种哲学理论样式，也是对人的本性“曾经是”的规定的历史性的某种表达。如同人总要超越自身本性的“曾经是”的规定一样，人总要面对人“应当是”的追求一样，哲学否定“曾经是”的“形而上学”理论表达方式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曾经是”的形而上学被否定和超越，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否认人的本性规定中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性质。

    从哲学的历史逻辑分析，哲学不过就是人为了获得自我本质，升华自我人性，以理论形式所表达的那种人对自我本性的意识，也是人的对形而上学性质的悟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只要存在，它就离不开形而上学，就不能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只能在对人的本性的把握中，才能得到切近与深刻的理解。从今天对人的本性的反思和理解来说，就会看到人之为人的那个本性并不是“被给予的”，也就是说不是前定的，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属于人的“自为的”本性。人的“自为”本性必然体现在人乃是作为一种追求和超越的存在。人生活在有形的自然世界，却时刻向往着一个“无形”的世界。人总要在自然世界中去蕴注自己的追求，体现自己的超越，表达自己的意义。因而人就永远不会满足于对人生活的自在的自然界，总要去设法挖掘它对人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这样人总是必然地要超出自然世界的自身限度，而建构“超验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就人的超越性说，人的本性必然蕴含着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以求通过“形而上学”的世界表达在超越样态中的属人世界。而历史上“曾经是”的形而上学，是对人的超越本性的特定表现形态。

    哲学在其开端走向形而上学化的理论体系，这在人对自身本性的认识阶段中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经过了“曾经是”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一阶段，才能揭示并进而充分认识人所具有的超越本性。历史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是从理论上完成对人本性把握的必要的步骤。

    从人的本性特质看，理解人的真实的特异本性是把握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关键所在。人来自于自然，是从非人生成为人的，然而人的本性又不同于物，超然于物性之上的。人与物本性上相联通，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里体现的实质就是对物的超越性，这正是属于“人性”的特质。人的生命特质根本不同于动物的本能生命性质，它属于自主性生命。人作为人已超越了生命的本能，成为自我生命的主宰者。这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两重化了自身，在本能生命之上形成了支配生命的生命，这就是人的本性“超越”了物性，人优越于动物的基础和本源。人作为人的一切特质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表明，人的生命已经不是单纯性的，而是双重化的、多维性的生命；不是既定的，不变的生命，而是不断超越，不断提出自身的新的追求的生命。人的本性特质就是，人不是生来具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要由人自己去争取、去创造的。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性质也只有在这种“特质”基础上才能得到透彻贯通的说明。人的这种特质表现在人总是要走出自身的限度，总是要自由地创生着自己的规定，总是要以自己的劳作去改变着外在世界。这种人的本性的特质就体现为“应当是”、“可能是”的形而上学追求。

    从对形而上学规定的把握看，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形而上学属于本质前定的哲学，其本质是以物种思维方式来研究人以及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力求确定人自身的本性的终极基础，但由于其以知识论的因果决定论思维方式来说明哲学的本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以概念的逻辑的方式解释了人的本性规定，但总是将人的本性规定归属于某一不变的、终极的、前定的因素，这就根本无法把握哲学自身的特有性质与特有的方法，因此也根本无法了解人的本性的特质。人的本性的实质体现在，人是能够走出自身，超越自我的存在。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把自我生命两重化，人就能够走出自身。在一切存在中，惟有人能够把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乃至自己的本性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存在是自我意识到的存在，人的活动是自我与自己的目的性活动，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存活动中自我创生的本性。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总是生活在“未来”之中，“未来”作为人的理想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人的“自为”本性是由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创生出来的，人必然要对自己进行提问，而且经常思索，筹划自己“我将会成为什么，我应该成为什么”。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能够成为人的根本性质所在，也是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内在规定的实质所在。动物没有反思、不需要哲学，人却不能没有哲学，必须通过哲学不断地去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成就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乃是属于人的本性和本质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内在组成因素。

    在这里，形而上学必然体现了人的本性在自我创生中所“构建”的理想。人之所以需要确立形而上学，在于人总是需要“理想”。人的创生本性在实践活动中总是处在“不满足”的状态。与人的“不满足”相对立，人总是要设立衡量“不满足”的尺度，提出与“不满足”相对立的“理想”，寻求对自身活动确立的意义。这就表明，对人而言，形而上学就意味着超出人自身的现存状况。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的内在契合体现在人总是通过“理想”来实现着自己的创造性生活，总是通过“对外部的现实性要求”，以实现自身的目的，总是通过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在活动中以形成自身活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在走出“曾经是”的形而上学之后，形而上学并没有失去其原来的规定和价值，“应当是”的形而上学的命运正是人自身的发展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