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生活世界”

　　——国学之“形而上学”

　　内容提要： 1。形而上学就是关于“生命本体”的学问。生命本体作为最高的世界之“一”。不能够追问“是什么”，相反世界的一切“什么”都必须发源于这个“一”。2。形而上学就是关于世界之“一”如何生成（发欲流行）世界的学问（包含生命），继而又是如何运用（发行）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学问。3。形而上学必须与“形而下”相关，必然是关于生命本体学问同时，必然是关于现实生活的学问，因而可以是“生活学”，就是生命个体从“形而上”如何延续至“形而下”，并在“形而下”中如何生存的学问。并在这种生存活动中，如何实现和保持“形而上”统摄“形而下”这种整体上的历史关系。

　　对中国传统哲学，人们惯用的方法就是对圣人之书逐字逐句地注释，国人这种治学方法，使得国人哲学思维始终不会违背圣人之言，从而圣人之学得以传承。但同时，国学也因此而有了诸多问题。事实上，《大学》，《中庸》这两本书也并非孔子所著述，其中言论多大程度上反应了孔子本意？这且不说，单就《论语》而言，作为书中所记载的圣人言论，大多是圣人的门徒所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几千年来所谓圣人之言到底多少是圣人之言，圣人之意，多大程度上得到传达，这些很大程度上已不可考矣！更何况圣人之言至始至终都假借他人之手，才得以流传。其间又必然被门徒们借以发挥，乃至偏离圣人本意也不是不可能！这是否由此造成儒家学说有些自相矛盾境地，暂且不论，而依照圣人之言，力图达到圣人之意，此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缘木求鱼罢了。既然如此，治圣人之学，只要领起大意，作适当的发挥，也是可行之法。那么，治国学，也不必似先辈们拘于字句，章节之意，不妨碍先从大的方面着手，尊圣人大意，以抒小孔之见，也未常不可。

　　印度佛教和基督教都把最后希望寄托天国，惟有国学不然，而立足现实。总是力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出路，这是国学相较于其他外来宗教，在对待世俗生活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中国化的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佛性无差异。成佛之道也不强求于西天极乐，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明心见性，觉悟，凡人即可成佛。中国儒学要求人们成“圣”，而圣人首先现实生活中的凡人，比如孔子，尧舜禹汤等。因此，儒学要求人们正心诚意，以修身。其根据在于人人皆具备成圣的先天潜质，也可以说“圣性”平等，孔子更是直接说“性相近”。如此看来，国学对人本性的阐述，其基本的含义：本性无差异，人人平等。每个人就其“佛性”或“圣性”上，也没有差异。既然如此，所谓“佛性”或“圣性”就是人的本性。成“佛”或成“圣”，本质上，就是“成为自己”，让自己的本性浑然一体，塞于天地之间，就已经成为了“佛”或“圣”。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妨碍先看看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和原始佛教有什么差异。

　　原始“佛教（印传）”坚持众生平等，彻底否定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摒弃道德伦常，做到“无父无母”，抛弃世俗生活,号召大家出家修行。佛家认定现实生活没有出路，惟有寄生命于“天国”。我们很容易地对佛家所谓“极乐世界”产生误解。甚至说学佛，就是学“死”。实际上所谓“极乐世界”不是空穴来风，也并不是完全意味着“死”，而是对生命本真形式的理解和设计基础上，对生命本真存在形态（本体）一种推论。佛教所谓“三世”，中国化的佛教中，更重“今世”。只要彻底“觉悟”，“今世”即可成佛。也就是说，只要按照生命本真生存形态来生存，那么作为生命，就已经身居“西天极乐”。从而彻底于“今生”摆脱“轮回”之苦。对任何生命个体而言，只要作为生命的本真形态，现身于“今世”，生命就已经得到永恒的生命形态，而不至于堕入“三世六道”，从而彻底摆脱轮回之苦，那么“三世”对已经觉悟之人，也就失去差异。也就是说，原始佛教至少在对生命生长历史过程，作出了本真生存阶段（本体论存在阶段）这样的定论。而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它的“非世俗性”，或者说与尘世无关。这也正是佛教之所以要求抛弃世俗生活的根源。佛教对生命的领悟，在于它把生命本体形式和生活世界世俗形态作了彻底的切割。比较起来，尘世生活太过虚幻，而不真实。不管怎么理解，有一点可以肯定，佛祖的悟道历程，也是把自己首先作为现实生命个体形态出发，思考的核心内容就是作为生命的本真形式是什么？当释迦牟尼大彻大悟之后，觉悟到现实生命形式的虚幻和不真实，这种不真实导致生命的外在形态——身体也被划入“不真实”的范畴。就此而言，已经成佛的释迦牟尼，本质上，没有固定的现实生命形态，如果非要说他有，那也只是暂时性的现身方式。因此，佛祖总让大家不要以“身象”识“如来”。现在的人动则指着菩萨的塑像来判断说这是如来，那是观音。。。。。。实际上都是不得其法。因为作为身体的图式，本身并不能够涵盖生命的本真存在形态，哪怕标志也说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割利王”肢解佛祖，而最终也不能够伤到佛祖毫发。

　　对佛祖而言，所谓“身象”不过是其生命本真形态具体于生活世界现身方式。“身象”百年之后，终归消散，不能永恒。当然应该被排除在生命本真存在形式之外。对生命的本真存在形式的考问，彰显了佛教对待生命本体形态的态度，即所谓的本真的生命形态和现实生命形态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这一点，佛教是彻底把现实生活世界归为非真，虚幻范畴。所以，佛教总是教导人们，破除我执，执破我着。那么作为人的“身象”也必然地归为虚幻的世界中，成为执破对象。惟有彻底执破，才可能真正地回归本真生命形态。这一点，原始佛教和中国化佛教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国化的佛教则正视了现实生命形态存在的意义。虽然中国化的佛教也要求人们执破一切幻象。但却认同了现实世界中，世俗生命形态，在生命自我生长历程中现实意义。对大多数的凡人而言，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首先命定地去执着于自己身像，至死都是不能够开悟。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堕入尘世的凡人而言，无可逃避地承载着自己生命的本真形态，同时，必须面对自己现实世界中的生命形态，中国化的佛教并不强求人们彻底否定现实生命形态，相反积极地正视了现实生命形态，并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新的出路。原始佛教，和中国化的佛教的差异最明显地反映在对待现实生命形态上的态度上。前者彻底否定现实生命，后者则是积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出路，但要求大家对“身象”无执，并在“顿悟或渐悟成佛”的方式中寻找到现实生命，如何在“今世”就可直接向着生命本体回归方法。

　　生命本真形态在现实世界中，最终都必须以“身象”作为自己外在形态。就此而言，佛祖要普渡这类众生，还是要以某种“身象”现身。因而佛祖如何处理本真生命形态和非本真生命形态（现实生命形态）的关系，应该作为我们了解“佛教”的一个关键。由于佛祖完全觉悟，他自然已经按照生命本真生存方式来生存，但是佛祖又必须拥有临时的“身象”，方能布施传道。这实际上蕴涵着这个含义：现实生活世界并非完全无意义，生命本真形态和其现实形态并非完全不相容。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中国化的佛教（比如禅宗）在二者关系上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本真的生命（生命本体），可以在现实生活总获得自己本真现实生活存在形态，现实生活种种生命形态，依旧可以是本真生命形态的化身。因此中国化的佛教对待“三世”态度上，更重“今生”。彻底解脱不需要非等到“来世”，对多数智愚之人，“前世”无明，“来世”未知。惟有仅仅抓住“今世”，在“今生”寻找出路。原始佛教的涅磐，在中国化的佛教中，更多是成为了现世的肉身佛。换言之，只要“觉悟（无我，无执于我“身象”），那么“生命本体”也可以肉身方式现身。而这时候，所谓“肉身”之有无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如果不执着于我的“身象”，那么现实生活中“身象”就已经无所谓“生灭”。因此这种状况下，本真生命形态（生命本体）和现实生命形态，站在生命历史进程的角度，二者正是通过生命历史进程，被同一于生命历史性中。中国化的佛教本质上论证了现实生命种种形态，同样可以作为本真生命形态的一个历史形态，而不是象原始佛教彻底否定生命现实形态。所以中国化的佛学，本质上向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敞开了天国大门。现实生活和西方极乐世界并非此岸和彼岸不可逾越。它们都可以“同一”于生命本真形态中。为什么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就在于其根本上，即对待现实生活世界的态度上，已经区别于印度原传佛教。这种区别使得佛学在国学中，确立了自己的根基，作为国学的佛学直接地成为如何在现实世界为众生寻求解脱，并成为“生命之学”，也就是作为生命，如何在现实世界（今生）让本真生命形态显露出来，并扩展至现实生活中，并在现实生活中，让生命的现实形态如何地以本体生命形态所统摄（充盈）的学问。因此，中国化的佛学修行，要求人们在世俗中，从根本上，反躬考问自己，并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证悟自己生命本体。本质上，就是要让生命“本体”显露出来的情况下，同时又保持并显露成世俗生活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命名其为“人学”。也就是说，国学把原始佛教的彼岸，拉到了现实生活中来，这时候，佛教就已经被改造成为了中国化的有关现实生活中“生命之学”，而这就必然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如何地按照自己生命本性来生活的“生活之学”，由此可以命名为“生活学”。我想国学之所以成为“国学”，包括原始儒学和道学。其本质上都具有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去为芸芸众生寻找彻底解脱的不二法门。国学以此出发点，那么所谓“形而上学”就应该是关于生命本真形式的学问，和生命本真形式如何在其历史进程中，生长至现实形态中，仍旧保持这种本真性。即人作为本真生命形态的承载者，如何将自己本真的生命形态历史地，延续至现实生活世界中，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住自己的本真性。只要保持这种本真性，就已经“无所执着”。换句话说，只要现实生命的本象显露出来，那么“身象”是否非要有所改变呢？此时候，“身象”本身对已经觉悟的人而言，已经无所谓有无了。那么对已经觉悟的人来说，“该干什么就还是干什么”，只是这时候是完全按照自己生命本性来“干什么”，“吃饭拉屎”皆可谓“佛事”，只要本性使然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化的佛学，成为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去成为“现世佛”。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找到一种生活方法，并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我们就已经彻底解脱。因此，佛教被中国化，就是西天极乐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就是如何找到没有烦恼，直接进入涅磐境界的现实生活方式。因此，佛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关于生命本体的学问，却只有“形而上”，而没有“形而下”。“形而下”在佛学看来，都是虚妄。而作为国学的佛学，首先是“形而上学”，然后“形而下学”，二者统摄于生命本体生长历史进程之中，“形而下”之学，则是生命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生长的学问，就是“生活学”。但“生活学”必须被统摄于“形而上学”，就是生命本体如何从本体界发育流行现实世界的学问。因此，无论儒，道，佛作为国学，就现实生活世界而言，他们都必然提出自己的“生活学”。

　　这实际上是说，作为国学，本质上都是关于生命本体学问。生命本真的形态（生命本体）首先作为“形而上（道）”，其次又必然是与“形而下”相关。“形而上”和“形而下”原本同源于生命本真形态变化生长的历史之中。因此，东方人的形而上学和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就有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西方学者在整个“生命本体”追寻中，他们都把“形而上学”直接统摄于“认识论”。无论他们研究“上帝”或“存在”，他们都以对象性思维方式在运作。这使得西方学者始终没有真正地走入国学“生命本体”追寻路途：生命本体历史性生长发育历史进程。而在西方，直到海德格尔才真正地发现这一问题。

　　严格说来，中国的“形而上学”和西方“形而上学”，其差别产生于后苏格拉底时代，西方人的“形而上学”逐渐被置根于“认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候的西方人的“本体论”逐渐成为依附在“认识论”上的一块补钉。因为认识论建立于主客体对立根基之上，主客体力图在认识论中寻找同一的根据，不过是缘木求鱼，惟有在认识论之外或之上，“假设”一个同一的基础（本体论），这样，原本作为主客体同一的“本”，对西方人来说，“形而上学”理应就是主客体同一之源，这个“本”反而伴随着亚理士多德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而被科学化为对象，纳入“认识论”适用范畴之中。这样，西方人并没有把这个“本”当作“本”来对待，而是饶了个弯，又置于了认识论统摄之下，形而上学这个“本”被迫置于认识论这个“末”之下。实际上，西方人又把形而上学这个“本”当作对象来对待，作为了主体的一个对象。于是发源于古西腊文化催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先驱，随着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发出“是什么”的追问，形而上和形而下被彻底地本末倒置。这种倒置，使得“形而上学”作为生命之学的那种历史性丧失了。“形而上”和“形而下”历史连接关系被终止了。直到海德格尔才意识到西方人在认识论道路上的危机，并力图恢复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形而上学”也就是关于“生命本体”的学问，是世界统摄于“一”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一”的学问。因此，这个“一”被海德格尔表述为“存在”。这个“一”又被许多人表述为“上帝”。但不管我们用什么“词”，有一点需要指明，就是世界之“一”，都是我们对生命本体追寻中诞生的。尼采说“杀死上帝，我们自己成为上帝”。其真实的意思是把外在于生命本体的这个“上帝”，唤回在“生命本体”之内。从而把中世纪被神学家们捧为全知全能的上帝，降临到尘世中来，直接成为“生命本体”，由此向每个人敞开和上帝“对话”的大门。这种“对话”，从根本上意味着，“生命本体”都可以从我们每个人那里显露，只要我们每个有足够的勇气，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不需要任何中介。由此，人直接成为上帝的子民，直接肯定了人与人的平等性。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风起云涌（我们今天来看待“上帝”，不要轻易地就归为封建迷信）这也正好说明为什么“海德格尔”本人坚持自己首先是一个神学家，其次才是哲学家。因为作为“海德格尔”的“存在”首先是关乎生命本真形态（生命本体）的学问，是现实生活世界生命现象之“本”，之“源”。而作为“认识论”仅仅，也只能作为生命形态（生命本体）自我演绎，并在历史进程中派生出的现实生命形态之一种“挤压和拉伸”活动，必然接受本真生命存在之“源”的发育和运用结果。为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作为生命的之“本”，历史性作为内在变化生长的根据和动力，具体为时间结构，开始了其生命生存历史进程。海德格尔一反西方认识论传统，以异乎寻常的勇气站进了东方人哲学立场。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可以直接作为切入中国传统哲学的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