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田野之子

　　1．小儿子

　　2．父亲之死

　　3．游戏的日子

　　4．上学去

　　5．开门办学

　　6．向往天边外

　　1．小儿子

　　我一直对自己的出身年月不感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中国的生辰八字之类的玩意儿和西方占星术之类的把戏．小时候只记得母亲说我是癸卯年生的，后来知道所谓的癸卯年原来就是公元一九六三年，而出生的月份就是农历七月，至于哪一天，虽然听母亲说过，但我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变得朦胧不清了．不过有时村里的一些婆婆妈妈和我母亲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谈到我的出生．她们说，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她们在田里采棉花．那虽说是秋天了，但天气还热得不行，人在棉花林里流着一身汗．因为在农村当时并没有实行户口制和身份证制，所以我的出生日期就无需写入文字了．只是后来到镇上读高中和到城里读大学需要填表格，出生日期的填写就变成了一个必要的项目．根据母亲所说的农历的日子我便写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事实上，在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和护照上的出生日月都是不准确的．就在前不久，我回老家翻了我的家谱，上写着我出生于农历癸卯年的七月二十六日，即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一些伟人在他们出生时，天地自然都会出现某种奇异现象，当然这些现象是美好的吉祥的．我的母亲和乡亲却从未说过他们在我出生时看到过什么或听到过什么奇异的现象，不过也许那一天在我家乡的田野有一颗成熟的果实被风吹落在大地上．这注定了我这一生只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我从小时开始就没有做过当什么大人物的美梦，如当＂主席＂和＂总统＂之类．

　　但我的面相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按照我们家乡的审美观，我小时候绝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男孩．我高眉骨，小眼睛，鼻梁不怎么高，嘴大且唇厚，有人还说我脑袋上长了反骨．这还是不是最主要的．突出的是，我的面部天生就有几个黑痣，其中有三颗在右脸从额经眉上到眼下形成一条线．这条线有什么意味，一般人都没有想过．但我的姨在我小时每次见到我，总说这条线是克父的，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去世，就是因为我的面相．我不相信姨的话，我不能承担我父亲去世的责任．因此我对她的判断极为厌恶，并怀有一种面对女巫般的恐惧．每当姨说我克父时，我都会用听来的肮脏语言来骂她．而我母亲就会劝我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也会来说我不懂事．

　　一个小孩生下来自然要给他取名字，但关键在于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在我的家乡，人们要么给小孩尤其是男孩取些极为低贱的名字，如狗娃，牛娃，憨巴之类，据说这样好养大成人，避免不幸夭折；要么取一些传统的名字，如仁义道德之类，表达了儒家的一些观念；当然还有的与时代政治相关，如爱国，爱民，爱军之类．我的父母对此均无兴趣．在我前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由此父母只是简单地按他们所生的儿子的顺序叫我为＂四娃子＂，或者简称＂四＂，＂老四＂．这是我的小名．

　　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早已去世．我既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什么故事．我只知道彭家的先祖从江西迁移到江汉平原，其中一支就定居在东荆河畔．他们都是一些平民百姓，没什么丰功伟绩可言．彭氏家族就在东荆河畔过着亦渔亦农的简单生活．

　　我家住在河的北岸．由于岸边地势低洼，难免积水之苦，彭家在那里就地取土筑台．于是在高台筑好后，台前就形成了两个水池．人们在台上盖起了房屋，种植了杨柳，而池内在夏天的时候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还有鱼儿嬉戏于其前．这看起来是一个美丽的彭家台．但也许它的风水并不好．我家的邻居是我的叔祖父一家，他们是当地有名的富农，家里盖了非常高大的瓦房．叔祖父也是读过十年长学的人，当贺龙在洪湖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曾给贺龙当过文书，并留下了一个印章．但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只好将他兄弟的儿子过继来．不幸的是连续过继的两个侄子都相继死亡，最后他只好将他另外一个侄子的儿子过继来，以延续香火．我家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的强烈恐惧，同时家穷不愿与富为邻，外加上我家的房子由于父亲赌博而输给另外一个村庄的农民，不久就迁出彭家台，移到东边不远的台上去，在那里盖起了房子．这个新家相当简陋，人们用木头搭起架子，再用稻草盖好屋顶，用芦苇加泥巴做成了墙壁．而室内则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这就是我童年时的家．

　　如果说茅屋是我的小家的话，那么东荆河则是我的大家．它是一条大河，上接汉水，下通长江，宛如一条巨龙从我家门前流过．对我儿童时代的经验而言，它的所有方面都是最中之最，它的河堤是最高的；它的水面是最宽的；它的沙洲是最大的．东荆河堤内外栽满了垂柳和水杉，盛夏的色彩仿佛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而冬天无叶的树枝则似乎成为了死亡的形象．河堤上的青草在风中摇曳，水牛自由自在地啃吃着它们．青草混合着牛粪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这青草的世界也常常是我们儿童的嬉戏之所．当然更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是沙滩和河水．在沙滩上我们可以寻找到色彩斑斓的河蚌和蛤蜊，在水中我们则光着屁股游泳和捕鱼．不过那深深的河水对于我们是神秘的，甚至是恐怖的．听说河里有落水鬼，每年都要让一个玩水的人淹死，以便让自己重新投胎．同时河里还有一种叫江猪的怪物，它专门吃小孩．这样我们每次游泳时都带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对于玩水的快乐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对于死亡的畏惧．因此这是一种冒险．对于儿时的我，东荆河有许多迷惑之处，例如它哪里流来的，又流到哪里去，它是怎样形成的．大人们告诉我，东荆河是一条大龙游走之后所留下的痕迹．对此我有点似信非信．不过对着远去的篷船，东流的河水和远方的地平线，我始终充满幻想，远方也许是一个与我的家乡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如武汉，上海，北京．

　　２ ，父亲之死

　　对于我父亲，我的印象极为稀少且朦胧，因为他在我两岁时就因病去世了．我对父亲至今能保持的记忆只有两个．一个是父亲在我家草屋上修屋顶．稻草由于日晒雨淋就会腐烂，由金黄色变成黑褐色，这时房子往往就会漏雨，因此屋顶每年都要翻修．那天我在屋前玩耍，看到父亲在屋顶上，感到非常惊奇，我朝屋顶喊他，但我叫的不是＂伯伯＂（爸爸），而是＂姆妈＂（妈妈）．邻居的婶娘们则笑着骂我是一个憨娃，说那不是我的姆妈，而是我的伯伯．后来我回到家乡时，她们总是喜欢提起这件事，说我小时候可怜，我连父亲都不会叫，可父亲就离开了我．另一个是我父亲的葬礼．据说我父亲是患流行脑膜炎死的，死时还不到五十岁．这病要是在今天的农村根本就不是死症，但在当时却是可怕的疾病．我对父亲的生病过程我一无所知，只是记得有一天有很多人聚集在我家门前，围绕着黑色的棺材嚎啕大哭．我的大姐抱着我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哽咽抽泣，家里的人都伤心欲绝．但我自己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离开我们走了．但他一直生活在我母亲的心里，存在于我们的家庭之中．在我家的堂屋的神柜上，端放着父亲的黑白画像．这是在父亲临终前，母亲用手将他闭紧的双眼抹开，请乡下的画师画的．每当我走进堂屋，就看到了父亲的形象．尽管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画像，但它就是我父亲的存在．不过这个存在的父亲却是是死去的父亲，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是咫尺天涯．因此父亲看着我的眼光却常常使我感到害怕，这使我往往不愿意一人孤独地呆在家里与父亲为伴．当然父亲在家里的存在不仅以画像的方式置放在那里，而且以幽灵的方式参与家里的活动．特别是在每年的除夕之夜，母亲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时，她总是要把餐桌的上席空出来，并摆一副碗筷，那是给父亲留下的位置．然后母亲以我们的口吻轻声地请父亲吃饭。我觉得父亲已经动了第一筷子，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因为家穷，所以家里平时都是粗茶淡饭，只是逢年过节，家里才有鱼肉，可以美餐一顿．而每一次美餐时，我们都和父亲在一起．此外父亲的幽灵还常常显现出来，如在家里人生病时．我的大嫂和二嫂生病经常头疼和胃疼，对此当时的赤脚医生一般都无济于事．这时我母亲认为是父亲在阴间没钱用了，因此他的幽灵回家来要钱而缠住了她们．为了证实这一点，母亲按照家乡巫术的仪式，端一碗水放在嫂子的病床前，把一双竹筷放在碗中央，用水浇在筷子头上，让它站立起来．如果当呼唤父亲的名字时筷子站立起来了，那么这就是父亲的幽灵在作祟了．母亲边这么做，边口中念念有词，要父亲的幽灵保护家人，不要让嫂子们生病．她会给父亲烧纸钱的，让他在阴间不至于困顿．之后果然嫂子们的病就是好了．我在旁边观看时，倒不是惊奇这种巫术的灵验，而是害怕父亲幽灵般的存在．他不可见，但他却又时时来到我们的周边．

　　父亲去世之后，家境自然更加艰难．大哥已经结婚生子，独立门户．后来二哥也结了婚，不久也分了出去．在大姐出嫁之后，就是母亲，三哥，小姐和我相依为命了．有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会回忆起她和父亲的一些往事．我母亲也是苦难出生，她只有一个妹妹．外祖父母按照习俗要它们裹脚．母亲非常听他们的话，让自己的双脚变成了三寸金莲．但这成为了她一生的痛苦，使她不能远行，因此她常常诅咒自己的小脚，希望有一双天足．与母亲不同，小姨则性格刚烈，外祖父母晚上给她裹脚，她白天就解开．这样小姨依然保持了她的天足．外祖父母家也许是我们村最贫穷的，他们都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于是他们把母亲送给彭家当了童养媳．母亲说，她在彭家过的也是苦日子，生活艰难．她和父亲结婚后，曾逃过荒，避过难，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后来母亲谈起父亲的死时说，要是现在，父亲的病就有救了．

　　也许是我当时太小，父亲之死并没有对我心灵上有任何阴影．我母亲的爱护弥补了父亲不在的空缺，同时我大哥二哥都已成人，并先后当过村里的小头目，这使他人不敢随便欺负我．

　　但当我离开了我周围熟悉的圈子，遇到其他人时，他们总爱问我的父亲是谁？我会告诉他们我父亲的名字．他们又会接着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也会告诉他们我父亲死了．这时他们就会把我不放在眼里，不屑于继续和我问话，而是把兴趣转向那些父亲是书记和队长的孩子身上．从小我已经在大人的眼光里感受到了父亲在与不在的差别了．有时我和小伙伴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大声叫喊我的父亲死了．这使我感到深深的羞辱和痛苦，因为他们是在幸灾乐祸．我的愤怒使我和他们拚命厮打，直到被人分开．

　　没有父亲的生活对于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消极的．我没有了庇护，没有了后台，没有了一个无条件为我承担责任的人．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正是没有父亲和父亲般的人的存在，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个性．我自己的任何事情都不和人商量，不找人咨询，而是自作主张，敢作敢为．

　　３．游戏的日子

　　我的童年时代是朦朦胧胧的，但又是无忧无虑的．

　　在我所生活的地方和年代，可没有什么幼儿园和各种各样的学前补习班，学习音乐，美术和体育等科目．我认为这各种幼儿班尽管启发了孩子的智力，但是它在根本上是对孩子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折磨．这种培养的背后是人们所谓的＂望子成龙＂的陈腐观念和追赶攀比的世俗恶习．在成人的高压下，孩子的天性受到磨灭，而没有得到自然的发展．

　　我所生活的空间不是幼儿园，而是自然大世界．这个大自然是多么奇妙．天上的太阳是金黄色的，但它早晨和黄昏是血红色的，在中午又是白色的．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又是缺的，人们说月亮上有一个兔子．在无月的夜里则闪烁了明亮的星星，北斗星和牛郎织女星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最爱看的是流星雨，它们在天空划过一道又一道的光痕，然后消失在无限的夜空之中．在星光全无的夜里，黑色则充满了恐惧，此时也许是鬼魅出没的时候．地上是黄土，长满了庄稼和野草，其间又活跃着许多昆虫和动物，如蚂蚁，蜻蜓，蝴蝶，青蛙，毒蛇等．河里则有水，有鱼和其他东西．夏天的暴风雨会伴随着雷电．刺眼的闪电和爆炸的惊雷似乎不仅要毁灭整个原野，而且要威胁那些躲在家里的人们．冬天的大雪将天地之间都变成了白色，路上的行人仿佛成为了黑色的蚂蚁．

　　在这样的自然天地里，我这个农民的孩子成为了野孩子，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动物。也许因为这样，我似乎和动物有共同的语言，是它们的亲密朋友或敌人，这样我就特别喜欢和动物玩耍。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捉蚂蚁。我们在蚂蚁经常出没的地方放一点饭粒，它们马上就会从洞里倾巢而出来搬运食物，在洞穴和食物之间的来回路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黑色队伍。对此我们的心头涌现出莫名的兴奋。但我们决不只是站在这里静观欣赏，而是用石灰或樟脑丸在地上划一个圆圈，让这群蚂蚁只能在圈内团团转。看着蚂蚁无计可施的样子，我们不禁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到最后我们或者打开一个缺口让蚂蚁全部逃离，或者将全部蚂蚁一脚碾死。不过我和小伙伴最爱好的则是捕捉一些飞行的昆虫。春天家前的篱笆内外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并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引来了阵阵蜜蜂和蝴蝶。我们乘它们专注于亲近花朵时，就一手把它们抓住，然后放进备好的白色玻璃瓶中，以便欣赏它们的体态或声音。但对另外一些昆虫，人却不好用手去抓了，这样我们就只好借助于某些工具。最常见的是，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在它的尖部绑上一个三角架，去搅蜘蛛网。然后我们站在远处，拿着竹竿来捕捉蜻蜓和知了。我们将捕捉到的蜻蜓和知了剪断其翅膀，这样它们就不会飞走，而乖乖地在我们的周遍爬行。那忘掉了被囚禁境地的知了有时竟歌唱起来，但它的声音显得有些孤单，因为它不能加入到树林中的知了们的大合唱中去。

　　在捕捉动物的活动中，最冒险和最刺激的是打蛇和掏鸟窝。蛇和老鼠都是恶毒和丑陋的动物，因此俗语当中就有“见蛇不打三分罪”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老鼠其实不好打，因为它过于机灵，人不在的时候出来，人在的时候就走。蛇虽然也是灵敏的动物，但大部分蛇的爬行速度过慢，因此容易被人活捉和打死。对于蛇，我有许多恐怖的经验。我的邻居的一位女儿在田里劳动时，她的脚被蛇咬了，小腿肿得可怕。当时她家求助于流浪到我们那里的一个乞丐，一位隐姓埋名的中医师，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她才能下床活动。我自己在一次和小伙伴在河塘里裸体游泳戏耍时，就不幸被躲在塘边的无毒的水蛇咬中了屁股。当时我痛苦得哎呀一声急忙爬上了岸，摸着迅速肿胀的屁股，鬼哭狼嚎。但不久肿胀的屁股又瘪了下去，我便平安无事地又去玩水去。尽管我怕蛇，但我对打蛇怀有莫名的兴趣。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拿着竹条，到村边的草地里寻蛇，不久就发现一条一米左右长的蛇缠住拉青蛙。蛇见到了我们，就丢开那青蛙准备逃走。但我们其中年纪最大且胆子最大的一位快速跑去，一把抓住了蛇尾，将蛇提了起来，并迅速地抖动着。这样一来蛇就无法向我们进攻了。后来我也提着蛇的尾巴抖动了一会儿，心里既害怕，又快乐。与抓蛇一样，掏鸟窝也是一件会使人心跳的事情。一些鸟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鸟都栖息在高大的树上。我们在爬的过程中，那粗糙的树皮会很容易地划破衣服和手脚的皮肤，以致流血。当爬到树顶时，树干变得较细，人和树都会在空中颤抖。这时心里常常就会发虚，手脚冒汗。一旦能掏到鸟蛋或小鸟，那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假使一无所获，则不免兴味索然。有一次掏鸟窝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我和小伙伴同时爬两棵相近的树，他爬得比我快，已经准备去掏鸟窝了。突然他发现居然有一只蛇的尾巴露在窝外，一条蛇正在吞吃鸟蛋。他惊呼有蛇，不顾一切地从树上溜了下来。我当时听到呼叫，也吓得魂不附体，赶快落到地上。当我们飞快远离树林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着。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掏鸟窝了。

　　除了抓动物之外，我还养过一些动物。最简单的是我把蝌蚪装进有水的玻璃瓶里，不久就可以看到它的尾巴消失，小腿长出。我的哥哥姐姐们常常会在劳动之后给我带来一些小动物，如乌龟，野兔等。我都会精心照料它们。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只乌龟，看到它一副憨厚的样子，觉得非常可爱。我给它喂了一些谷物，并把它放在盆子里，盖上了盖子。不料一夜之后，它就逃得无影无踪。后来我还养过一只受伤的野兔，每天除了给它喂草之外，还用油涂抹它的伤口。这只受伤的野兔居然活了很长时间。在乡村，狗和猫是人们养的最多的动物了。狗是为了看门，猫是为了灭鼠。我和我家都不喜欢狗，对它没有亲近感。但我家倒是养过猫。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和小猫逗着玩，怎么不小心将猫弄得不能动弹了，它好象是死了。但我们听说过猫有九命，如果把刚死的猫放在泥地上，再用盆子盖住，然后用棍子敲打盆底，那么猫子就会死而复活。按照这种办法我们折腾了半天，把盆子揭开，但发现小猫仍然躺在那里毫无动静。看来小猫真的死了，而且是被我们弄死的。这可把我们吓怀了。猫不是老鼠和蛇，弄死它是有罪的。同时猫死后会来复仇，它的鬼魂会缠住我们，不是把我们弄病，就是把我们弄死。我们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一个小伙伴不知从哪里学到一个让小猫的鬼魂不缠住我们的办法。我们站在小猫尸体的周围，把中指放在嘴里再拿出来，然后发誓说，我们不是有意弄死小猫的，要它不要缠住我们。如此这般我们就挖了一个土坑，埋葬了小猫，最后如释重负地回家了。

　　我和动物的玩耍极少是一个人，大多是和小伙伴在一起。儿童害怕孤独，总是喜欢热闹，喜欢和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游戏。由于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大我许多，我几乎和他们找不到共同语言。这样我平时最爱和邻居的小伙伴玩耍，有时疯得不愿回家吃饭睡觉，母亲只好站在门前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要我回家。我和小伙伴的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如捉迷藏，小小的摔交比赛。我们还模仿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做饭。我们挖来一些泥巴，加上水，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之后还用树枝当筷子把它们夹到咀前，装成一副品尝的样子。此外我们也模仿成年人的劳动生活，插秧，割谷等。不过我们更喜爱在一个小水沟中用泥块垒成小水坝，然后开一个闸门，看着水哗哗地流淌。在儿童游戏中，最能使我们兴奋的是在夏天的月夜下在禾场上打仗。我们拿着木头等做的枪支，分成两队，分别躲在禾场上两头的庄稼垛后面，然后搜寻对方。如果我方发现敌方的成员，并大喊他的名字说他被打死了，那么他也就是死了，并乖乖地跑在禾场中间，如同死尸一样地在那躺着。要完全歼灭敌人，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我有时回家时会深更半夜，则不免要挨母亲的训斥。

　　虽然我平时和小动物玩，和小伙伴玩，但也终觉单调无聊，没有什么刺激性。因此我总是盼望着过节。过节是多么地好啊。

　　在农村里，一切节日中最大的节日当然是春节了。到了腊月，节日的气氛已经开始弥漫，而且越来越浓。天气变得寒冷，大地呈现出一片静谧，田野早已看不到人们劳作的踪影，路上也只有稀少行走的男女，相反人们大多只是在家劳作，准备年货。我每当过年时都想要新衣服，新帽子和新鞋子，最好哪位长辈也能给我一块的压岁钱。但由于家穷，我的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都只是成为了白日梦，我只能得到由别人穿小的衣服，而得不到一分钱。这样我不得不羡慕那些有新衣服和压岁钱的邻居的小伙伴。不过从除夕开始，我却能连续十天吃到鱼肉，充分满足了自己肠胃的的空虚和舌头的贪婪，这可是过年最美妙的事情之一了。此外从大年初一之后，门前被雪铺满的路上或大雪融化了的泥泞的路上便穿流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是相互拜年的乡亲，是回娘家的小媳妇，是看丈母娘的新女婿。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在各家各户门前表演的划旱船和河蚌精的队伍。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戏服，敲打着锣鼓，小丑拿着把破扇子，会做几个滑稽动作和讲几句俏皮话，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船主和河蚌精则会唱起我们当地的花鼓小调。在表演的过程中，主人会放鞭炮，以表示欢迎。鞭炮的爆炸声未停止，我们就会蜂涌而上，抢那些尚未点燃的零星鞭炮，装在荷包里，然后在路上不时地放几颗。

　　春节的鞭炮爆炸的火药味在空中尚未彻底消失，人们又迎来了元宵佳节。这时人们吃汤圆和团子。我个人更喜欢后者而不是前者。团子是由米粉作成，里面包有腊肉，香干和其他东西，通常有一拳头大小。如果把团子放在灶内烤成金黄色，那么吃起来更是其香无比。白天会有远方来的舞狮子的和玩龙灯的。我们跟随他们走乡穿户，不愿回家。晚上我们则拿着大人们给我们制作的小灯笼在门前的空地上游玩，比谁的灯笼亮和谁的灯笼漂亮。

　　元宵之后的日子是单调的，而且雨水特别地多，这极大地阻止了我们小伙伴的行动自由。好不容易才熬到端午节。此时母亲和家人就包粽子，将它们浸泡在水中。粽子虽然有股清香，但我却不愿多吃。我对端午节的热情决不是因为粽子，而是因为人们在门前的东荆河进行龙舟比赛。端午那天，河里聚集几十条船只，它们都装饰了龙头和龙尾，船员们也裹上了红色的头巾。他们在锣鼓声，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挥动双浆，努力超过对方。船儿就象离弦之见飞向远方。我们也会在岸边跟随船儿奔跑，但不一会儿就被飞快的龙船丢在后面。

　　到了中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节日。人们可以吃到乡村作坊制作的非常简陋的月饼。除此之外，对于儿童来说就没有任何节日的意味。不仅我和小伙伴们，就是村里的白胡子老头们也不知道如何在中秋赏月。月光如水，只是流下了乡村的一片宁静和寂寞。

　　一年四季中，比起平时农民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节日当然是美好的和快乐的，但它毕竟是稀少的和短暂的。因此在节日之外，我们就希望村里能有大事发生，如某家生孩子，男的结婚和女的出嫁，还有老人的葬礼。

　　农妇生孩子没有现在城里的女人那么复杂。她们无法做所谓的孕期检查，也不会到医院的产房去生产。有一些农妇就是在田间锄草时生下孩子，用锄头割断血淋淋的脐带。这样的孩子一般取名叫“田生”。当然更多的农妇是在自己家里生产，由请来的接生婆来负责生孩子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听说谁家要生孩子时，就会兴奋地聚集在那家门前打闹。产妇的阵痛所发出的叫声如同鬼哭狼嚎，撕肝裂肺，叫人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但不久孩子出世后便是婴儿的啼哭了，其声音高亢无比。我们也会跟着一起欢叫。此时这家里的人就会喜气洋洋地给我们每人一碗红糖水。这水真甜，我们喝了一碗还想喝第二碗，但一般是不会有这种可能的。有的好心的家里还会给我们刚刚煮好的鸡蛋，我们不怕那冒着热气的滚烫，一口吞了进去。

　　当然如果某家儿子结婚女儿出嫁那更是让我们疯狂地忘乎所以。男婚女嫁是人的一生中的大事的大事。特别是儿子结婚是一个家庭的节日，也是一个村庄的节日。结婚的那一家里在门前搭起一个高大的棚子，人们在里面饮酒作乐，昼夜不停。除了亲朋好友之外，乡亲一般也都会应邀参加。喜宴持续长达三天，第三天是最后一天，但也是最热闹的一天。这天晚上是闹洞房的之夜。大人门用各种动作和语言让新郎新娘当众亲热，但新人总是害羞不愿有所动作。这就会激起大家和新人之间的矛盾，并会随时达到戏剧性的高潮。我们小孩子觉得很有趣，但看不出一个什么道道来。我们只是希望有喜糖吃，有红糖水喝。不过有些大人会唆使我们小孩喊新郎新娘的名字，并唱一些童谣。后来我才明白，这些童谣其实具有极其浓烈的色情意味。但这在新婚之夜是容许的。还有一些大人教我们在闹完洞房之后留下来趴在在窗户外面，偷听洞房内的声音。并说谁要是听到了，谁一辈子就会走运。果然有一个小伙伴听信此言，趁人不注意时钻到了婚床的下面，结果被新郎事后发现，打了一个半死。被挨揍的小伙伴给我们说，他钻到床下不久就睡着了，但不知什么时候新郎新娘在床上打起架来，把他弄醒了。看来偷听洞房的声音不能带来好运，相反只能带来霉运。

　　跟婚礼不同，葬礼自然谈不上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但在农村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的葬礼却并非不吉利的事情，而是被称为白喜事，正如婚礼称为红喜事一般。我们对老人葬礼的参与最重要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在抬着的棺材后面，老人的大儿子要披麻戴孝，脸上涂满黑色的锅灰，而儿孙辈的小孩要头戴红白帽子。如是这般将老人的棺材送到墓地。在葬礼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位奇装异服的大儿子，他的行为举止往往使人觉得怪诞。

　　在我童年的游戏时光里，除了和动物打交道，和乡邻在节日和大事的时候打交道之外，几乎没有所谓智力的训练活动。一个贫穷农村的孩子做梦也不会去想用钢琴演奏莫扎特或贝多芬的曲子，用碳笔去画静物，或者背诵李白苏东坡的名言名句。我们唯一的精神空间是由讲古话（故事）的老人开启的。夏夜人们都喜欢在村头的大树下乘凉。这时就有一位白胡子老头在那给我们小伙伴说故事。有时他老人家心情不好，不愿讲话，我们就只好哀求他张开金口，并许诺每人轮流给他扇风。老人敌不过我们的请求，就慢慢地开始道来：“从前或古时候如何如何”。听古话可算作我的学前启蒙。通过它，我知道了天地的来历，万物的产生，以及一些著名的民间机智人物的生平。

　　但所有的古话不如鬼话好玩。古话多为传说，似真似假，半信半疑。鬼话则大多是人们的亲身经历，活灵活现。古话所说的东西已经死了，而鬼话中的鬼却依然活着。这就是鬼话作为关于鬼的故事刺激的人的原因之所在。鬼有许多种，大多依照人死亡变成鬼的方式而划分，如吊死鬼，落水鬼，饿死鬼等等。所有鬼当中，无常鬼是最可怕的。它善变，且能变得其大无比，人若碰到它必死无疑。鬼一般是不可见的，当然也有人说遇到过无头鬼，但鬼经常会缠住某个生物，这样人们会由此生物感觉到鬼的存在。事实上，鬼无所不在，特别是在漆黑的夜晚活动得相当猖獗。每当我夜晚听完鬼的故事一人回家时，总是感到异常恐惧。一方面怕路前有鬼走来，另一方面怕鬼在后面追上。心在狂跳，脚步也不断地加快。一头跑回家门口，叫着母亲，人才安定下来，心想再也不去听什么鬼的故事了。但过了不几天，我对于鬼的故事的兴趣不可遏止地增长，那只好又好奇地去听，又害怕地跑回。鬼的故事的确敞开了一个不可见的想象的奇异世界，这对于一个求知欲和好奇心十足的儿童来说，可以说魔力无穷。

　　我虽然听了很多鬼的故事，但却从未见过鬼。不过鬼火倒是见了不少。在黑色的夜晚，即使带有月光和星光，我们也经常看到在田野上漂浮的鬼火。鬼火发出令人毛发直立的冷光，且一闪一闪的，叫人身心哆嗦。有一次我居然和大人们看到一团鬼火从远处飘到近处的一棵大树的树梢上，且停了一段时间，过了好一会才飘到远处去了。在鬼火停在树上时，我的心跳也几乎停止了。后来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发现在夜色中远处有一奇怪的黑影。我们想这一定是鬼了。一说到鬼，我们自然开始害怕。但年龄较大的小伙伴说，我们有六七个人，不用怕鬼。而且他要我们每人回家拿上棍子去打鬼。我们就象一群伟大的冒险家，明知地有鬼，偏向鬼地行。等我们接近那个鬼时，才发现它是一个刚栽好的稻草人。但我们也毫不客气，给这个稻草人一阵痛打。

　　４．上学去

　　我六岁就告别了浑浑噩噩的学前状态，进入了生产大队乡村小学。当时农村教育并不发达，小孩一般是七岁入学，也有的是十岁入学，还有更多的学龄儿童呆在家里，帮父母操持家务，成为了小大人。我当时可能是乡村小学中最小的小学生。家里之所以要我这么早入学，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我是神童，早慧，具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和才能，而是因为害怕我不幸死亡。我的母亲和年龄较大的哥哥姐姐白天都要下地劳动。我的小姐原来为了带我，从未上学，但现在也要帮家里争工分去了，这样白天就会无人看管我。如果我一个人白天在家的话，那么不可预见的生命的危险的事情是会发生的。我们整个村子屋前屋后都有水，布满了河，沟，塘，坑。小孩都喜欢在水边玩耍，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中，一旦滑到水深处，无人抢救的话，那么必死无疑。我们村几乎每年都有小孩淹死的事件发生。这使我家里人非常担忧，生怕我的小命不保。于是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让我提前读书，这样可以避免我白天玩水而被淹死。

　　当时入学是春季。我要上学了，当然很兴奋，但我不是为了识字学文化。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读不读书，识多少字，并不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反正长大了都是当农民，而农民一辈子的命运就被牢系于田地之中，面朝黄土背朝天。我可没有想到当什么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相反我上学兴奋而是为了好玩，我将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里有更新奇的人和事。

　　那天我提了一个破旧的打过补丁的红色塑料袋，里面装了一支用过的铅笔，便跟着二哥三哥上学了。我们是沿着东去的田间小道去学校的，路程有一公里多。小学的校舍是红砖砌的墙，稻草盖的顶，看起来已破烂不堪，但比我家已经是豪舍了。哥哥们见到了校长和一年级的班主任，为我报了名。但校长觉得我的小名太土，建议我用一个学名。二哥想了一会，就给我取了学名“富春”．富字是我的辈分，我的家谱中的一个部分辈分的顺序是荣华富贵，我属于富字辈．至于春字则相关于我入学的春季。报名之后，我被安排到教室的最后排。课桌和课椅不是由学校提供的，而是学生家长从家里带来的。有的家里带来活动的写字桌，但我们家没有。三哥就只好如同许多穷学生的家人一样在教室的地上打了两个树桩，然后将一块木版钉在上面。这就成为我的新的课桌。报名那天并没有上课，我只是带了一个学名回家了。

　　第二天我就和老伙伴新同学一块到学校去了。那崎岖的田间小路倒是一条快乐之路。路边长满了荆棘和茅草，还绽放着许许多多的无名小花。我们一路上疯疯癫癫，打打闹闹，不时发现有些小动物，如野兔，黄鼠狼等，还发现了被人在路边打死的蛇。但一到教室里我就有些揣揣不安，心里发虚。铃声一响，那五十岁左右的老师便要我们这些野孩子安静下来，说今天就要上第一堂课了。我们每人没有得到教科书，但却领了一个粗糙的写字本。我们紧张地期待第一堂课学习些什么。在一种异常的无声中，老师嚓嚓嚓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大字。他写的什么字？我们还是文盲，是睁眼瞎，不明白那些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更不明白那些字的意义。老师写完字，用一个竹条指着黑板大声说，同学们，我们的第一堂就是学习“毛主席万岁！”，并领导我们齐声朗诵了三遍。从我学会说话开始，或者说从我学会喊“姆妈”开始，我就慢慢熟悉了毛主席的名字，并逐渐也学会了喊“毛主席万岁！”我知道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每当我呼喊“毛主席万岁”时，心中都升起一股敬畏之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不可反对的，不可侵犯的。但我过去只是听到和说出“毛主席万岁”，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声音，现在不同了，我看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而且还要写这几个大字。它们成为了一个摆在那里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在我的惊奇之中，老师要求我们跟着他学写“毛主席万岁”。他开始在那五个大字下面又一笔一划地写“毛”字。每写一笔，他都停顿一下，好让我们模仿。我也拿起我的铅笔准备在写字本上学写“毛”字。但此时觉得那半支铅笔沉重无比，远没有我抓住石块，泥巴和木棍那样好使。于是手指开始颤抖，手心开始流汗。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动笔，究竟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我越来越无所适从，越来越心慌，最后竟哇的一下哭了起来。我的无所顾忌的哭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些同学在那里扮鬼脸嘲笑我，还有些同学居然在模仿我的哭状。但好心的老师发现我的困境之后，径自向我走来，教我不要哭，不要怕，说慢慢就会写字了。我停止了令人羞耻的哭声，并用袖口抹去了泪水和鼻涕。等我安静之后，老师便弯下腰来手把手来教我写出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按照老师的嘱咐，我又把这五个字描了一遍。虽然我开始学会用铅笔写字了，但我并不兴奋。相反我体会到了上学读书尽管不会淹死，但并不好玩。

　　我上学哭了的事当天就传到了我母亲和哥哥姐姐们的耳朵里。他们为我感到非常忧虑。当然上学读书可以避免我玩水，死亡的可能性减少了。但现在读书自身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看来我不是读书的料，强行要我读书也许会使我的大脑出问题，而变成疯子或呆子。不过他们还是让我留在学校，但从不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勤奋学习，争取成为第一名。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第一保住性命，不要淹死或者由于其它事情而死亡，所以要上学读书；第二，读书但脑袋瓜子不出毛病，因此在学校里混混就行。至于其他就看我的造化了。

　　我就这样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小学的课程开的不多，只有语文，算术，常识，体育和唱歌。我们很少能在开学初领到教材，一般是在期中，有时是在期末。即使我们能够领到教材，它也往往是些用非常粗糙的纸张所印行的文字。有些学期我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教材，老师只好自编，如语文大多选用了毛主席的著作，诗词，或者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摘要。但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们的老师们大多只是读过乡村小学，有的甚至没有毕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钢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写得端正，同时能说会道。当然也有凭关系进来的。比起当农民的辛苦，乡村教师是一个清闲而高贵的职业。那些乡村干部的亲戚当然想办法谋得这份美差，但他们是教师中的劣者。老师上课时不讲我们当地的方言，而是努力讲普通话。尽管他们不能如同收音机里新闻联播的播音员说得那样标准，而是讲一口半吊子普通话，但他们仍然是我们学生的楷模。因此我们也要跟着他们变着嗓子说话。

　　除了体育和唱歌，像语文和算术之类都是非常枯燥的。小学生们大多是些野孩子，他们在家成天和泥巴。猪狗牛打交道惯了，因此很难在教室里安静坐下来听老师上课。他们不是讲小话，就是做小动作。有的甚至在课堂上相互破口大骂拳脚相加。对此老师们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脾气暴躁的青年教师们就会勃然而怒，实施体罚。一次我旁边的一位调皮的同学在课堂上捣乱，撕了另外一个同学的课本。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怒不可遏，气呼呼地一把抓起桌上一瓶批改作业的红墨水朝那捣乱的学生扔了过去，幸好瓶子落在课桌上，但红色的液体溅满了学生全身。那倒霉鬼一摸身上，满手红色，以为是血，便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尖叫打死人了救命啊。这一叫倒是更加激起了老师的愤怒。他从讲台上奔了过来，给那学生啪啪就是两耳光，并问他，这是血吗。那学生被突如其来的响亮耳光打傻了，居然停止了哭叫，一声不吭。老师要那学生站起来，而且要站到放学为止。等学生站完之后，老师还恶狠狠地骂了他几句，内容极为下流，其中包括说他的父母不是东西，生出一个儿子也不是东西。

　　由于年龄小，胆子也小，我在课堂上基本上没有讲小话和做小动作的恶习，老师从来也没有理由对我进行训斥和体罚。应该说，我对老师一直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之情。我母亲按照习俗称老师为先生，并常常教导我要听先生的话。我见到老师，都会主动地给他打招呼。对老师，我的敬畏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害怕。这是因为他们懂得许多我所不懂的东西，我生怕他们在课外拿一个生词一个算术题来考我的智力。如果我回答不出来，那么我将感到万分的羞愧。在我的敬畏之情中，那些乡村教师都成为了我心中的圣人。但这样一个感觉被那位老师口中的下流话所破坏了。只有那些无教养的农民和我们这些刚上学的野孩子才会骂出叫人难听和叫人脸红的下流话，一个有知识的老师怎么也会这样呢？对于老师的上课，我们无法判断他讲的好不好，但对于他的态度我们则能察觉出来好不好，并且会用超出农民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

　　但不管谁上课，也不管上什么课，课堂仍然没有成为我们的天堂。文字是死的，不是活的，它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而数字比文字更为枯燥，更无聊。我们喜欢的不是上课，而是不上课。如果说每天上课的痛苦能被某种东西所克服的话，那么就是课外的欢乐。上课时我们总是感到这四十五分钟的漫长，仿佛是在煎熬之中。我们等待着下课铃声。一旦我们得到了课间的十五分钟，便如囚禁的小鸟飞到笼外，打打闹闹，其乐无比。但美妙的时间太短暂了，还没等我们尽兴，上课的铃声又将我们赶回了教室。除了课间的欢乐时光之外，我们还喜欢上学或回家的路上。早晨上学时还害怕迟到，在路上耽误不得。但晚上放学时却是绝对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一公里的路上消磨几个小时，玩各种游戏，直到天黑为止。在平时上课时，我们还希望老师迟到，早退，生病请假，这样我们也就不用读书。此外暴风雨来临时也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的校舍是危房，所以每当天气突变，老师都叫我们中断读书，跑回家去。至于寒假和暑假更不用说了，我们已经忘了自己是小学生，完全成为了野孩子。

　　我就这样混了一年。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之外，我居然不是班上最差的学生，而似乎是中等偏上。但家里人无视我的进步，仍然不放弃他们约定的规则，不鼓励我努力学习。当我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时，家里就希望我留级，再读一个一年级，但校方坚决反对。到了从二年级升到三年级时，家里坚持要求我留级。三哥直接就把我的课桌钉到了二年级教室的地上。校方无奈，我也无奈，就这样我重读了一个二年级。但我对于这种留级已经不快了。

　　对我而言，虽然留级不是件光荣的事，但却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轻而易举地成为了班上的尖子，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所学过的。从三年级开始，我慢慢地对于读书发生了兴趣。在课堂上，我能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并能主动积极地举手发言，正确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至于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我都能准时地交给老师，并得到老师给的高分。特别是在上语文课时，我的表现极为突出，我能读出生词，解释其意义，并能用它来造句。老师总是给我表扬。从此我成为了班上的第一名，并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虽然很多同学挑战这一地位，但从未动摇过我，更不用说取代我了。由于我成绩优秀，我自然成为了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为什么我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老师和同学以及周围的人们一致认为我天生聪明，富有灵性。事实上，我读书并不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也没有家人和老师的课外辅导。我读书的关键在于，听懂老师讲的内容，看懂教科书上的课文，这就是一切了。我的悟性只不过是能很容易地接受老师和课本上的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些被骂作为蠢货的同学为什么听不懂和看不懂。这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用心认真听过和看过，他们的心不在读书上，不在教室里。

　　我的二年级和三年级班主任大概发现了我语文方面小小的天赋，但他自己也没读过几天书，能力有限，并不能满足我智力发展的要求。于是他好心地要求我家里培养我，支持我。不过他也知道，我家里一半是文盲，一半只是读了小学三年级，他们根本无法在学习上帮我什么。同时家里贫困，没法把我送到更好的地方去读书。但有一次二哥有事到小学来时，班主任指着我对他说，我非常聪明，他都教不了我了。他要我哥给我买本“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小词典”，这样我就可以读报了。当时买这两本书大概需要两块钱，这对于家徒四壁的我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二哥卖了家里积攒的鸡蛋，把平时用来换油盐的钱给我买了字典和词典。当他把一本红色塑料皮的“新华字典”和灰色塑料皮的“现代汉语小词典”送到我手上时，我高兴极了，比吃了一顿鱼肉还快活。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般都没有这两本工具书，更不要说一般同学了。我是学校中唯一拥有这两本工具书的学生。这种优越感唤起了我的骄傲和自豪。不久我就学会了使用这两本工具书。我不仅在读教科书和报纸时用它们查找生字和生词，而且常常只是翻翻它们，找出其中一些有趣的字或词，特别是一些成语故事。有了这两本书，我读书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突飞猛进。如果说有什么书在我乡村的读书时代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就是这红色的“新华字典”和灰色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了。它们是我二哥给我一生送的最珍贵和最美好的礼物。

　　由于天天翻字典和词典，我就认得了更多的生字和生词，也懂得了它们所具有的意义。这样我甚至知道老师有时将字认错了，将词解释错了。当然我不敢公开向老师说出来，而只是在家里告诉二哥。不过老师也认为我的语文水平远远在班上其他同学之上，因此我有时就代老师作一些事情。最常见的是念报纸，主要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的短评，还朗读新的课文，它通常包括了许多同学们不认识的生词。在小学五年级即小学毕业那一年，由于语文老师中途有事，我还代老师讲解了一次课文。当然这种讲解很简单，无非是认识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并带领同学将课文朗诵几遍。

　　当然我的优秀成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赏和艳羡，但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一些同学非常妒忌，特别是一些学生家长是乡村干部的对我几乎充满了仇恨，也有个别学校的头目为了讨好干部拼命地打压我。对我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不是又红又专，而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第二，不是谦虚谨慎，而是骄傲自满，看不起他人。在小学毕业那年的班会上，老师要求每位同学都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大家沉默了一阵，但不久就开始闹哄哄了。一位乡村干部的女儿举手站了起来，开始攻击我，说我打击先进，也就是打击她本人。这位女生至少大我五岁，学习成绩不好，但热爱劳动，常帮她家里干活，因此成为了班里的优秀学生。我当然很瞧不起她。在她发言之后，一位木匠的儿子接着数落了我一大堆毛病，说我是个小修苗子。这位同学是家里的独苗，很是受到宠爱，在班里想超过我，但始终不能如愿。我早就不能忍受这帮家伙对我的无耻攻击了。等这位同学还没讲完，我就大叫起来，用所知道的最下流的语言来咒骂他们，同时自己也觉得委屈地不行，居然大哭起来。老师这一下着急了，劝我们都坐下来，不要再吵。对那两位同学说，你们批评要实事求是。又对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班会便不欢而散。

　　人们说我只专不红和骄傲自满不过是夸大之词，也无非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平和怨恨而已。我真正的问题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的小伙伴知道。这就是只会读书，不会其它任何东西。我的缺陷是由我的身体所决定的。我母亲怀我时已经年龄较大，而我出生下来之后又缺少营养。这可以说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同龄人中，虽然我的个子是最高的，但却不是最壮的。人们一向称我为黄豆牙。我瘦弱的身体没有多少力气，肩挑不起，手拎不起，干不了重的家务事和农活。我和小伙伴摔交往往也是以失败告终。此外我对技能的掌握也不如其他小伙伴，如打各种球，唱歌，吹笛子，还有钓鱼捕鱼等。我虽然也能够对付这些事情，但我的能力决不是小伙伴中最好的，而是一般，甚至有的是最差的。因此我在读书时感到快乐，在干其他事时，虽然开始觉得有趣，但最后都觉没劲。

　　在小学毕业那年，我对读书的渴望变得异常强烈。我感觉到，只有读书，我才能找到一条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离开我的充满贫穷，落后，痛苦的乡土，到城市开展新的生活。但这种对读书的渴望在毕业时变成了对于读不成书的恐惧。首先不知道是否可以读上初中，其次如果可以，不知道家里是否能供养的得起，因为我们村没有中学，只有片里和区里才有中学，那里离我家有十几里路程。我已经对于自己毕业后的前途怀有担心。如果我不能读初中，那么我能干什么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回家务农，当一个早出晚归的放牛娃。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可能，我成为乡村小学年龄最小的小学教师。

　　毕业前夕老师教给我们学生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我的心和手都是不安的。在这种不安中，我告别了我的小学生活。

　　５．开门办学

　　就在毕业后不久，我们听到了一个破天荒的好消息，为了普及中学教育，生产大队马上要建立乡村初中了。我们这些应届小学毕业生无须参加入学考试将自动转成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意味着暑假之后我可以继续读书了。我和其他同学都兴奋无比，我们生产大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办了初中，而我们就是它第一届的新生。

　　因为这一消息太好，所以我又担心它只是天上美丽而虚幻的彩虹。为了证实消息的真实性，我在暑假期间跑到了学校，看一个究竟。一看大吃一惊，学校成为了一片乱七八糟的建筑工地，过去的破烂校舍全部推翻，人们正在原有的地基上盖新的校舍，而且已现雏形。它将是砖墙瓦顶，高大宽敞。在那里劳动的老师还向我指点了初中一年级教室的位置，显然它占据了校舍中最好的环境。老师还说，初中一年级的教室内部将用石灰粉刷一遍，变成漂亮的白色。这是超过其它教室的地方。我想中学生和小学生就是应该不一样，这可大大地满足了我骄傲的心灵。

　　暑假过后，我带着激动而期待的心情去上学。当然我还是和同学扛着桌子和板凳，还是走的同一条路，但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已不再是通往小学之路，而是通往中学之路。我的心中如同早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红色的太阳，充满了希望之情。我将通过这条道路离开这条道路。

　　来到学校在新教室将桌子板凳安排好，我们就等待新的老师和新的课本的到来了。原来听说，初一的任课老师可能就是那些好的小学老师，也可能是村里那些刚毕业的高中生，他们被称为回乡知识青年。不过我们更愿上面给派来县师范毕业生，如果更好的话那么就派大学毕业生。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美妙的幻想。但在好的小学老师和高中毕业生之间，我们情愿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一些小学老师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与我们一样，怎能教我们呢。即使是初中毕业生也不行，因为我们就是初中生啊。一个高中生来教我们，这还勉强说得过去，不过也要看看。

　　语文和数学老师终于来到了讲台上，一个瘦子，一个胖子。他们看起来的确和那些小学教师不一样，梳着小分头，牙齿刷得洁白无比，白色的的确良衬衣有着很硬和很大的领，伴着汗味，还在身上飘出香皂和雪花膏的味道。他们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便谈起我们学习的事情了。我对他们谈不上喜爱还是憎恶，但有些羡慕，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就是高中生那就好了。老师最后说我们暂时无法领到教材，而现在教育革命提倡自编教材，讲读报刊文章。没有教材，我感到很失望，我很想借助字典将语文教科书先通读一遍。

　　初中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由于没有教材，老师就将以前的教材的主要内容写在黑板上，同学们再抄下来。当然语文课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而且也更能激起我的兴趣。老师选用了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文章以及他所发表的诗词作为课文，此外还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作为参考资料。对于这样一种无教科书的教学，我倒是如鱼得水，因为我对于一般报刊的阅读在文字方面已毫无困难，有问题的只是，有些文字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为了配合教学改革，班里订了一份“光明日报”。除了老师阅读之外，就是我了，其他同学对于读报无甚兴趣。这份报纸一般上午分到班里，当然首先是老师浏览，他要一直读到下午。为了读到当天的报纸，我在放学之后留在教室里，独享那份夕阳照射在文字的快乐。我最喜爱的版面是副刊，上面刊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那些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使我忘却了贫困的现实。而且我幻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制造者，如同那些作家一样。

　　当时报纸也许是我们唯一可以持续获得的精神食粮。我们的学校没有图书室，甚至连一个书架都没有。除了老师办公桌上置放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之外，学校几乎没有其他什么图书。但有一次我看到班主任的桌上放着一本与众不同精装的大书，仔细一看，原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再一看是“资本论”。当时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老师居然能读懂马克思的原著！这种书我也想看一看。我翻了一下，但不知所云，便只好带着羡慕和遗憾的心情罢休。但我心里一直不平，后来我也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虽然很薄，但也不好读。特别是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和幽灵扯在一起，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共产主义是美好的东西，幽灵亦即鬼魂却是丑陋和可怕的东西，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当然我不敢怀疑马克思的正确性，而是承认自己文化水平太低。

　　能使我废寝忘食的既不是报纸，也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小说。在当时的乡村能找到一本小说如同在田里掘到了金子一样。但有一次我发现三哥的枕头下面藏着两本书，已经没有封面和封底，前后发黄的书页也变得残缺不全。我翻了几页，发现它们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大古典小说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是我太想看的书了。为了尽快读完它们，我上学前和放学后都挤出时间来看书。甚至在吃晚饭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我都一手拿筷子，一手拿书，一边吃饭，一边阅读。在阅读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在吃饭，完全沉迷于小说所描写的人物的生活中去了。对于“水浒传”中的每一章回中的诗词，我都抄录下来，不时地读一读。后来我还从其他同学处借来几本小说来看，但印象都不是太深刻。

　　当时的教学除了鼓励读报刊文章之外，就是强调文章的写作。写文章主要是写学习心得，它基本上是“人民日报”文章的中学生变形。但老师也倡导大家写散文和诗歌。散文的开头一般是：东风万里，红旗飘飘。诗歌的开头一般是：我站在美丽的校园里。有的同学还模仿毛主席所写的古典诗词的格式，写什么七言，五言以及沁园春和满江红之类，当然它们只是字数吻合，而平仄和对仗全然不顾，不过是乱写一气而已。与一般同学相比，我的写作略高一筹。我的散文和诗歌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并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老师说我的写作有几大优点，一是用词准确，表现了驾驭语言的能力。二是语句通顺，行文流利。三是主题突出，有个人的思考。事实上，我当时感到，写一篇散文和诗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我对那些绞尽脑汁而写出的一塌糊涂的东西的同学不屑一顾。

　　语文特别是写作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无疑是最重要的。没有写作，一些主要的教学活动都无法开展。不仅在课堂里，而且在课堂外，处处都需要形形色色的写作。最通常的是班级的专栏写作。老师在教室内雪白的墙壁上用红色的油漆划了几个大的方块，并在它们的上方分别写了表扬栏，批评栏和建议栏。他也在教室外的墙壁上划了一个更大的方块，上面写了大批判栏。教室内的专栏主要张贴针对班内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以及改进班级工作的文章。而教室外的专栏主要张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这些专栏文章的选用，抄写，粘贴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所领导的班级写作组负责。

　　除了这些一般的专栏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节日专栏。在春季学期就是“迎七一”，在秋季学期就是“庆国庆”。这些节日专栏设在学校校园最显眼的墙壁上。在办栏之前，老师会安排专门的课堂时间，让大家写作散文和诗歌。经过我们写作组筛选之后，老师再最后定夺。这些文章都有一定的套路。如迎七一的一般从南湖写到井冈山，遵义，延安再到天安门等。如庆国庆的大都写祖国新貌，大庆如何，大寨如何，还有家乡如何。这些文章是赞美的，抒情的和放声歌唱的。

　　后来校长和班主任在班上讲，现在有的中学开始办报纸了，我们也要办报纸, 且绝对不能落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在我和我所领导的写作组身上。我们把这个报纸取名为“新苗”，定为月报，它只有“人民日报”一版的内容，由字写的好的同学用钢笔抄写。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我们终于凑齐了第一期的稿件，它们无非也是与墙上各专栏类似的文字。等我们将它们工整地抄在一张白色的大纸之后，就请校长在事先预留好的左上角的地方用毛笔题写了：“新苗”两个大字。第一张由我主办的报纸终于问世了。它不仅在我们班上传阅，而且也在我们学校的老师中传阅，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这张报纸办了几期之后便由于种种原因停办了。

　　我们在办专栏和报纸的同时，还办了各种主题的朗诵会，在班上宣读自己写的文章，然后由老师主持评比。在各种朗诵会中，让人激情澎湃的就是赛诗会了。主题诗会举办的时间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堂课在老师确定题目之后，我们便开始构思写作，第二堂课我们便开始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并评选出优胜者。在这种比赛中，我所朗诵的自己的作品总是获得“作品第一名”，但“朗诵第一名”却往往是其他同学。这些同学的作品写得差强人意，但朗诵的表情动作却很夸张，不是张开双手，就是挥舞拳头，博得大家的喝彩。

　　我的写作的特长使我在学校出尽了风头，也为我在生产大队获得了了良好的声誉。人们都称我为“小笔杆子”。大队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还请我这位初中生代劳。一次大队开团员大会，主要任务是要整风，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团支部书记发现自己很难写出大会发言报告，便请我帮忙，给他写了几页的稿子。我当时还不是团员，但书记认为我的水平比团员高多了。另一次是大队的党的宣传活动，主题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要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中止了一周的学习，各写了一份大批判稿，然后巡回到大队的七个生产小队的群众大会上去念。每次会议都是书记主持，我和另外的同学作主要发言。显然我的发言比那位同学的好多了。一些人当我的面说我真行啊，我将来恐怕是要吃笔杆子饭的！

　　我除了按照老师和学校分配的任务写作之外，还尝试进行个人写作。那些命题作文束缚我的写作的手脚，而个人的写作则能张开我想象的翅膀。当然这种写作也不是什么创作，而是对他人简单的模仿。在一个假期，我曾写了一首诗歌，表达自己的青春的理想，一篇散文，赞美了家乡新貌，既写景又抒情，还有一篇十几页稿纸的小说，描写在东荆河边的农村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些文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采用了当时报刊上流行的模式，它实际上扭曲和遮盖了一个少年天真的真实的心灵和情感。如果我表达了真实的话，那么那些文字将是痛苦的和忧郁的。这是因为我的家乡和家里是贫困的，不幸的。我的母亲常常为家里的口粮发愁，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为下雨发愁，屋外大雨，屋内小雨，还为其它种种事情发愁。虽然我不当家，但我也在母亲和家人的脸上发现了忧愁。这种忧愁只能储存在我的心里，不能转化成文字。我从报刊上学到的是红色的光明的灿烂的文字，它们使我遗忘了现实的苦难。

　　当时学校的教育革命一方面进行课堂的课程的变革，另一方面强调教学和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将教室的小课堂放到田野广阔天地的大课堂中去。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引下，我们班就在教室边上的地里办了试验田，一年相继种植麦子和棉花。老师要求我们既要科学种田，也要锻炼思想。于是我们几乎每天在上课的同时花时间泡在农田里，除草，捉虫，特别是在收割的季节里，要对麦杆和棉杆捆扎，挑走，干得人汗流浃背。我对这种劳动虽然也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发现这种劳动能如何地科学种田和锻炼思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刺激性。后来也许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异想天开，要求我们在教室旁的河滩上围堤造田，种植水稻。在开工时，正是冬末春初，河里还结着薄冰。在河滩上劳动十分困难，鞋子都会陷到淤泥里去。在老师敢于牺牲的号召下，我和几个同学成为突击份子，勇敢地脱去了雨鞋，赤脚在淤泥中挖土。我当时自然感到寒冷无比，两腿发抖，加上我的脚后跟冻疮溃烂，疼痛钻心。但为了磨练革命的红心，我强忍着寒冷和疼痛，坚持到完工。这次造田的确锻炼了思想，但却未能做到科学种田。没等将秧苗插在田里，一场大雨使河水泛滥，将我们所围的堤坝冲得全无踪影。

　　比起这种在教室边的试验田的劳动，我们更向往的是开门办学。这种学习指我们完全脱离了教室，到生产队和农民一起劳动和学习，而且一般持续两周左右，做到脸晒黑了，心变红了。事实上，开门办学不过是鬼混时光，学不到任何东西。我们之所以喜欢开门办学，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能够集体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般一个小组十个人住在农民家里。在一个闲置的空房间里，我们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然后放上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铺盖。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有说不出的快乐。有时年轻的老师还和我们挤在一个被窝，给我们讲故事，使我们倍感亲切。吃饭的时候全班在一起，队伍就庞大了。生产队派人给我们烧了饭菜，一大锅饭，几盆子蔬菜。这比家里的的饭菜好，因此不仅激起人的食欲，也激起人的贪欲。为了吃多吃饱，有些人偷偷地采用“一二三”的法宝。这就是第一碗少盛一点，第二晚多盛一点，第三碗根据锅里的情况而定。我最初不懂这一法宝，将第一碗盛了很多，等我将它吃完再盛时，那些第一碗盛得较少的人早已盛满了第二碗，而锅里已经空了，由此我只能吃个半饱。白天我们和农民在田里劳动。那些农妇们很爱说三道四，动不动就斗嘴吵架，甚至抱在一起撕打起来。这时我们就会旁观热闹，如同看戏。晚上我们会到农民家中去，在昏暗的油灯下听他们讲各种谚语，并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如是这般，我们很快消磨了十几个教室外的日夜。

　　一晃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在我从初一要升初二那一年，家里发生了不幸的灾难，三哥在夏天因病去世。自从大哥二哥结婚和大姐出嫁之后，就是母亲，三哥，小姐和我四人在一起相依为命。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三哥和小姐在队里劳动，挣工分养活全家。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三哥就是生活的支柱。这年夏天的一天的中午，三哥劳动回家后没有吃饭，就直接睡在地上的席子上说累。这是从未有的事，母亲和我们都十分焦虑，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哥说他只想喝点汽水或者是糖水，但家里都没有。母亲叫我拿了家里攒的十几个鸡蛋，卖了买回汽水。我飞也似地跑到学校边的小卖部，换回了东西。三哥喝了它，还是躺着，并开始呻吟起来，喊腹部疼。母亲知道不好，便叫二哥找人将三哥抬到了十几里地的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说是肝硬化导致的肝癌，现在已是晚期，没救了。三哥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哥哥姐姐在那里轮流照顾。母亲不顾小脚，走来回三十里去看三哥，回来后总是有疲惫又哀愁，眼睛充满泪水。我也在星期天去看过三哥好几次，但他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我也哭，只恨自己不是神医，能救三哥一命。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原来母亲和哥哥姐姐都到医院去了。我感到不妙，不愿呆在家里，而是徘徊于村头的路上，焦急等待家人的身影。在天快黑时，人们抬着三哥回来了。家里已负债累累，三哥住不起医院了，只好回家等死。三哥躺在堂屋的竹床上，只是鼻子里还有一丝气息，全家人都悲哀地守着他。在一个夜晚，三哥停止了呼吸，那时他才二十出头。为此母亲和姐姐们都哭得日夜不停，茶水不思。我的哥哥们也在那无言垂泪。我则在那喊着三哥，嚎啕大哭。三哥离开我们的那一年，家里灾难不断，二哥一对可爱的孪生子因病也先后夭折了。

　　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中，母亲和我们仍艰难地活着。小姐带着悲哀继续地参加农活，但她每天挣的一个工分只值一角钱，这根本不可能为家里换回口粮。近六十岁的母亲又不得不克服身心的痛苦下地劳动，为家里多挣一点工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不能再去读什么书了。一方面我家死亡和贫困的现实和“东风万里，红旗飘飘”的语词是脱节的，另一方面我家无力支持我读书，而我却要帮家里挑重担。这样我跟母亲说，我不去读书了，并真地开始逃学。母亲却坚决要求我读书，说我只有读书才能出头，并要我用心读书。在母亲的劝说下，我又开始了上学，比起农活，我还是喜欢读书啊！但我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一些乡亲，他们说我不懂事，不去务农还去读书，就是放条牛也好啊。我听到后非常难受，也害怕再听到类似的指责。我知道，我现在的读书实在不容易。但我也知道，只要我坚持读书，读完初中再读高中，之后读大学，这样就可以帮助母亲和家里了。在三哥去世后，我又继续上了一年初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6．向往天边外

　　一九七七年的九月，我就要去读高中了。当时的高中只设在片以上的地方。片是人民公社下面的一个乡村机构，管理几个生产大队。而我所在的片的管理中心在杨树峰，从我家东去走乡村公路经大队学校还有十几里的路程，来回超过三十里地。这样我读高中必须住读。

　　那天早晨我离开家里去杨树峰中学。幸好读高中不用带桌子板凳，我和村里的同学各自带上了旧的铺盖，背了一袋子米和一罐子辣椒酱，口袋里还装了母亲借的几块钱，那是书本费和学杂费。我告别母亲时，心里有些担心和新奇。担心的是，我长到十四岁第一次出远门，没人照顾，而家里也只有母亲和姐姐了；新奇的是，我要过一种从未有过的学习生活，而且它就是我所梦想的大学的序曲。

　　我们踏上了东去的乡村公路，充满稚气的脸上带着太阳的光辉。公路两边都是田野，是一片无际的庄稼。路上弥漫着静谧，偶尔被拖拉机和汽车的声音打破。从沔阳县城仙桃到杨树峰的早班车来了，但我们只能看它们擦身而过，因为我们买不起车票。当我们经过大队学校时，不禁涌现出一股骄傲之情，我们不再是初中生，而是高中生了。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来到了杨树峰中学。

　　这才是一所真正的中学，校园面积很大，几排高大的校舍整齐地排列着，旁边还有一个椭圆型的运动场。我们把行李安排好了就来到教室。听说老师都是县师范毕业的，而且还有一些刚分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都是城镇户口，而不是农村户口。用当时通行的话来说，是吃粮票的，而不是背米袋子的。老师很快就发给我们语文，数学等教科书，它们比我们原来偶尔用过的教材要厚一倍。看来高中和初中就是不一样。

　　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上了第一节课。他点了一下名，但并没有讲解教科书上的第一篇课文，而是在黑板上画了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接着他便开始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地教导起来。老师说，我们读高中就是为了考大学。考得上大学就能穿皮鞋，考不上大学就只能穿草鞋。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得看同学这两年的努力。老师还说，不仅要穿皮鞋，而且要穿好的皮鞋，希望大家都能考上北大，清华。开学老师的教导虽然没有叫我热血沸腾，但也叫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说得很幽默，很直观，形象生动，并能激起我们的想象。

　　从初中到高中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再也不搞什么教育革命，也不搞什么开门办学，而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地考试。读书和考试形成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培养了追求知识和崇拜科学的思想。而我们追求的具体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

　　在第一学期住读的日子里，我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学习上的，而是生活上的。我一天三顿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但我每次只是打来半斤米饭，而不打那五分钱一份的菜。然后回到近四十人住的集体宿舍里，拿出自己带来的辣椒酱开始吃饭。家里富裕的同学可以在食堂里买菜吃，或者从家里带来猪油，干鱼和咸蛋来吃。我知道自己的家境，从不和他们比较，自己一个在边上慢慢吃。但辣椒吃多了，人就变得厌食。我多么希望星期天回家吃上母亲做的萝卜白菜。我除了吃的差之外，穿得也不好。一些同学穿上了人们羡慕的的确良，也有的穿上了皮鞋。我穿的都是布衣和布鞋。而且我当时开始发育长个，有些衣服虽然没破，但已经穿小了。有天老师问我怎么把我弟弟的上衣穿来了。我告诉他我没有弟弟。正是因为家境贫寒，有些同学对我投来了白眼，不愿和我说话。但我人穷志不短，也不屑于与他们说话。

　　虽然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学习却是轻松的。这给我带来了快乐。其实我的学习并不勤奋，因为事情很简单，一是讲课听得懂，二是作业做得对，自然考试能得高分，而无须课外再重复学习课堂上已学过的东西。那些勤奋的同学往往是那些成绩落后的同学，他们讲课听不懂，作业做不对，考试不及格，因此总是要在课外预习，复习和补习。我们学习不久，我的成绩就在班上处于前列了。我语文第一，作文成为老师讲评的范文。数学和物理也可以排上第二名或第三名。在一次在我校和其它学校的数学和物理竞赛中，我就获得了亚军。但我的化学较差，主要是元素周期表难背。我在初中没学过英语，高中刚开始学abc。总的说来，我属于班上少数几位能考上大学的种子选手。于是我这个穷人的孩子不仅得到了老师的青睐，而且获得了许多同学的友谊。

　　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是依据教科书的安排有计划地教与学。但在课堂外，我们则解放了自由了。由于吃住读均在学校，我们便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特别是在晚饭前后，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消磨。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瞎逛。杨树峰也可算上是一个小镇，有一条青石板铺的老街，还有一条砖渣铺的新街。它们都不长，且没有多少可看的。但对于我来说，就有许多新奇的东西，除了一般的商店之外，还有修收音机的，刻公章和私章的，照相的等。到了晚上，学校还没有要求同学去上自习，我们就更要想办法去玩一玩。听说学校周围哪里放电影，我们必定结伴而行，前去观看。这几乎成为了我们的最大的精神享受。有时老师也会将办公室的小的黑白电视机放在露天，这就会把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住读生吸引过去。尽管老师说不准学生看，但在黑夜里他们也无法管那么多。

　　不过我的课余生活和一般同学仍有所不同，就是喜爱读各种文化读物。比起我原来读的大队初中那样的文化沙漠，杨树峰中学就是文化的海洋。学校有图书室，是给老师专用的。但我曾在它的门口瞟过几眼，看到有“红楼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之类的大部头的书。同时很多同学是镇上的，他们家里也有几本藏书，而他们自己也有钱买一些书。虽然我没有买一本书，但他们都成为了图书资源。我已经找同学借了几本小说了，但我最想看的是“红楼梦”。我知道一位同学的舅舅是学校的副校长，他主管图书室，便通过这位同学将“红楼梦”偷偷借了出来。当“红楼梦”一到我手上，我便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并把其中的诗词歌赋工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其实我当时根本读不懂“红楼梦”的真义，既不能领会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心理，也不能明白这一悲剧与道佛的关系。我所爱看的是其中一些荒唐和怪诞的东西，它们能满足我的好奇。

　　在一段时间里，“红楼梦”和我形影不离。我在下课时无拘无束地读，在课堂上偷偷摸摸地读。有一次上数学课，我把教科书放在桌上以遮人耳目，同时则拿着“红楼梦”在悄悄地阅读。我读得如醉如痴，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刚好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但我没有应答。老师直接走到我的身旁，取走了“红楼梦”，并要我站起来，不得坐下。在老师返回讲台时，他又抓住了一位读小说的女同学。她的书也被收走，而她本人也逃不过如我的厄运，站起来直到下课。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同时在课堂上读小说，并同时被抓住，真是一样的爱好，一样的命运。这在班上成为了一个话题。虽然那位女生漂亮可爱，我对她也颇有好感，但因为她是镇上人，我是乡下人，所以我在事情发生的前后都没怎么和她说过话。几年之后，我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她突然给我来信，说她始终记得我们课堂读小说而被罚站的事，而这件事使她不断地思念我。这可是我当年偷看“红楼梦“万万没有想到的浪漫事情。

　　我在杨树峰中学很快读完了第一学期。进入到第二学期不久，老师找到我和班上其他几位尖子开会，说我们是学校的高考种子选手，校长已经作出决定，我们要由高一跳到高二，与毕业班的同学一起学习，准备参加一九七八年的全国高考。听到这个决定，我感到很兴奋，今年说不定就可以成为少年大学生了。但同时我也感到很担心，这次真的能考上大学吗？

　　我们几个很快调到了毕业班。有的到了理科班，有的到了文科班。我以为我可以到理科班，却到了文科班。这使我一时很不高兴。学校当时流行“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人们推崇理科并只办理科班。我读的高一就只有理科班，高二最重视的也是理科班，但把一些理科成绩较差的同学单独办了一个文科班，他们是受到歧视的。现在我要到文科班，感到脸上无光，同时也很为难，我要放弃以前所学的理科，而要重新开始学习历史地理等。不过老师对我说，我的理科当然也不错，但我的文科更好，尤其是作文是我的特长。因此我读文科是明智的。至于历史地理我可以突击一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坐到了毕业文科班的教室里。开始我还是有些害怕。其一是怕人欺负。班上的同学一般比我年纪大，个子高。其中有些还是复读生，年龄都二十多岁了。他们和我的想法都不一样，他们之间的争吵和打架都很可怕。其二是怕课太难。文科毕业班的课基本上是超常规的的应试教育。所有的科目不再按教科书的课程来讲解，而是按学校从武汉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来教学。这些资料完全为应付考试而编写，如政治，历史，地理等就全部分成名词解释和问答题。老师在课堂上安排部分时间学生背题，再安排部分时间答疑，最后就是举办各种模拟考试。经过很短的时间，我既熟悉了班上的同学，也熟悉了考试的资料，这样什么也用不着怕了。在模拟考试中，我总是名列前茅。由此同学们不得不佩服我这个最小的同学。

　　到了学期末，我和同学来到公社所在地杨林尾中学的教室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我的心情是高兴和轻松的，因为我考上大学是光荣的，考不上大学也是光荣的。与我不同，那些应届毕业生和复读生们个个都如同面临生死抉择，因而忧愁无比。在考场上，大家都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思考和答题。但每个科目考完之后，大家都聚集在教室前的空地上互对答案。这时就会有人欢乐有人忧愁，欢乐的是答对了题目，忧愁的是答错了题目。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一门科目考完了，大家总算作完了一件事情。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分数的通知。

　　考完之后，我也回家了。我觉得自己考得还可以，估计应该能够达到大学录取的最低起分线。但我并没有将上大学的赌注彻底押在这次考试上，我不过是将它看成一次预演而已。因此当我知道我的成绩离最低起分线只差四分时毫不痛苦。但一些好心的人建议我找人去查一下分数，通过复查，也许能够补给四分甚至更高的分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读大学了。早上大学意味着早毕业，也就是早工作赚钱，这样就可以早拯救我家的贫困和痛苦。但我没有这么想，我希望的是考更高的分，如果不上北大清华，那么至少也要上一个重点大学。

　　度过暑假，我又到杨树峰中学读书去了，与我那些过去高一的同学同班。糟糕的是，这次学校对于学生不再分文科理科，而是通通地归到理科。我必须放弃我曾学过半年的历史地理，而补习物理化学。有一位老师嘲笑我原来考文科的经历，说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虽然我觉得学校多变，有损我上大学的希望，但也毫无办法，那也只能和其他同学一起学了。我对自己充满自信，因为我的语文，政治绝对可以拿高分，数学，物理可以拿较高分，只是化学会拖后退。至于英语据说只是算参考分，因此不用害怕。我甚至作好最坏的准备，如果理科考不上，那么我肯定可以回大队中学教书，我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业余作家。通过我的作品，我能够走出田野。

　　但不久学校的政策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根据上级指示，片属中学的优秀教师和尖子学生要集中到公社中学。用最好的老师培养最好的学生，那么学校肯定能输送更多的大学生，达到更高的升学率。这样我被选拔到到杨林尾中学去读高二毕业班。当我离开杨树峰中学时，很多留守的同学都带着一种羡慕的眼光，他们也希望一起去啊。但也有的同学劝我不要去，说我在杨树峰是第一名，在杨林尾就不一定是第一名了。当然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不愿看到我和他们拉开太大的距离，将他们甩得太开。

　　杨林尾中学位于杨树峰中学东边十五里地，这样它离我家有三十里，来去六十里。去杨林尾中学报到时，我也如同当时去杨树峰中学报到一样，只是路走得更远了。跟杨树峰中学相比，杨林尾中学当然更大些。校园里栽满了高大的梧桐和水杉，这使它具有一种历史感。我们很快获悉，这里的老师个个都非常厉害，语文老师是过去的反动学术权威，政治老师经常发表一些作品，数学老师是清华毕业的，外语老师是从中山大学分来的。最厉害的是守门和敲钟的老人，他居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但他一直沉默寡言。听到这些关于教工的介绍，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敬佩之情，并暗暗告诫自己，要向他们学习。

　　高中毕业班共有四个班，三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分到了文科班，这样我又放弃了物理和化学的学习，重新背诵历史和地理。但这对我而言无疑是轻车熟路。我感到，即使一般用功，也能过高考大关。

　　但学校对于我们毕业班实行了强化训练的策略。除了正规的课程安排得满满之外，还增加了早自习和晚自习。每天早晨人还在梦乡时，起床铃就响了。我们必须尽快洗漱，排队做广播体操，然后开始自习。好在我们不一定要呆在教室里，可以在室外的树林里坐着或站着。老师会来突击检查，因此同学一般不敢偷懒。每天的晚自习差不多要延续到十点。其间如果有电，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日光灯下读书，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每人就使用用墨水瓶自做的煤油灯照亮课堂。这种强化的学习也剥夺了我们的节假日的休息。我们只能在星期天的下午回家，过一夜之后星期一大早返回学校，换下衣服和带来米和菜。在寒假，我们也如同在学期中一样地学习，那一年的春节只过了三天。

　　对于这种强化学习，我在内心里非常反感。也许其他同学需要如此，但我不需要。所谓的强化训练，就是将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东西不断地重复，永远地重复。那些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住的同学的确要通过重复获得知识，但我不仅理解了，而且记住了。因此再课堂上，当老师又在重复一些问题时，我就只好开小差了，或者干脆睡起觉来，来弥补晚上睡眠的不足。这时老师就会大喝我的名字，把我飘走或沉睡的灵魂唤回到他的面前。不过老师却并不因此批评我。

　　虽然我并不真正地去强化学习，但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始终是优秀的，每个月的模拟考试分数排列都是第一名。老师不仅把同学的姓名按成绩序列抄好贴在黑板旁，而且将同学的座位也依成绩的顺序来安排。教室中间一排的座位有四个，朝着黑板方向从左到右的第一个位置就是第一名的宝座。它自始至终被我占领。

　　我在班上的这种独特地位当然引起同学们的关注。有些同学不服气，尤其是那些家住在杨林尾镇上的学生和那些在他们原来所读的中学是第一名的同学。他们会在我面前炫耀我所欠缺的东西，如他们读过莎士比亚和普希金，而我还只是听到过名字，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到老师面前告状，说我骄傲自满，眼中无人等等。同时他们还在不同的地方嘲笑我的贫困和土气，如我只是吃家里带来的咸菜，我穿的都是破旧的衣服，在冬天的暴风雪中光脚穿着凉鞋回家等等。对于这些不友好的同学，我一概不予理睬。我知道，不久我们就会各奔东西了，我就要读我的大学去了。与这些同学不同，另外一些同学却给与了我真诚的友谊。有一次班主任病了，同学们都买了水果罐头去看他。我也想去，但我没有钱买罐头。这时一个同学将他刚买的海军衫卖了，帮我买了瓶罐头送给老师。

　　经过了近一年的强化学习。我终于又参加了我的第二次高考。大家知道我平时成绩好，高考试卷一定能答对题，就非常希望能和我在考场上同桌。我一进考场拿到第一科目的考卷，就认真做题。等我做了一半，后面的一位镇上的同学开始踢我的凳子，他是要我把卷子竖起来，好让他看到答案。我没理他，但他就开始不间断地骚扰。我只好把凳子移向前，让他的脚够不着。这样他就无法捣乱了。后来几门课的考试基本上平安无事。考完后他对我说，他考不上大学，也不能让我考上大学。他是怕老师发现，才停止了干扰我答题的。

　　高考完之后，我们文科班举行了一次聚餐。菜都是用盆子装的，有青椒肉片和西红柿蛋汤等。我们仿佛都是饿鬼出生，将所有的饭菜全部吃尽。然后就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回家。

　　回到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就在半年前，小姐出嫁了。母亲一人劳动，家境更加贫困。虽然一些人劝我好好休息一下，准备上大学了，但我还是如同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要为家里挣点工分。夏日的棉花林里，异常闷热。我就和同村的男女青年们在田里打药灭虫。其中有几个和我今年同时参加高考了，但他们考的不好。因此我们在劳动的时候都避免谈论高考的事。

　　不久杨林尾中学就给我发来通知，告知了我的分数，并要我到学校去填志愿。班主任跟我说，我的能力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一般。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还过得去，但数学居然搞糟了，拖了后退。我的成绩在全省排名为一百五十名左右，北大是上不了，但其它重点大学是可以上的。这样我的第一志愿填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最后一个志愿还填了北京广播学院的采编系。有一位老师去过武汉大学，说武汉大学好，风景非常美丽。

　　从学校回家之后，我就只是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发通知书的那几天，我等待的心情就变得焦虑了。每天我都会在村头的公路边，望着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的到来。我问了他几次，他都不耐烦地说没有我的信，我只能失望地回家。这次高考之后我可失去了上次高考之后所特有的无所谓的心态，而是担心，害怕。我怕我的档案丢了，也怕通知书不小心被人忘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落里了，总之我害怕读不上大学。比起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唯有上大学才是我真正的希望，它将让我马上离开这片贫穷落后的土地。在害怕的心态中我期待着。我每天还是来到村头的路边，等待着邮递员。一天上午，那位穿制服的青年骑车来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彭富春”，我说我正是。他说这是我的挂号信，请我签个字。我颤抖地在他的本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一看正是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读大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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