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者与写作者

　　3．1．从南到北

　　3．2．山水与建筑

　　3．3．思想的饥渴者

　　3．4．文化界的众生相

　　3．5．在字符的世界里

　　3．6．肝病嫌疑者

　　3．7．何去何从

　　1.从南到北

　　火车到达北京站了，我提着随身行李跟随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地下通道出了车站。天空是明朗的，似乎比武汉显得更为纯粹，但空气却比武汉凉且干燥。我走在站前的广场，心里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以前我来到北京不过是匆匆过客，现在不同了，我将成为一名骄傲的北京人。我是属于北京的，北京也是属于我的。

　　在火车站广场的边上，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接待处。旁边还停有一辆大客车。我朝那走去，向接待人员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到行李托运领取处，将行李和书籍等领取出来并搬到了车上。在我之后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新生，他们都操着不同的口音。最后我们一起乘车去位于东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

　　汽车在街道上行驶，从东二环经过东三环到东四环。北京的街道真是宽阔干净，到处都是树木草坪和花坛，建筑物也非常高大整齐。天空中还不时飞来一群鸽子，留下一串清脆的鸽哨声。我在车上一边留意观察这北京的景色，一边也在筹划自己的未来。我似乎仍雄心勃勃，但也有些茫然，因为北京是一个看不见的大海，我目前还没有走进它的岸边呢。我想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学习了解北京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其它相关学界的动向，并借此了解欧美等国的思想状态，然后才能看看自己能做点什么。

　　大概经过一个小时，我们向东来到了首都机场路南侧的丽都饭店边，与它相对的路北的建筑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校区。我仔细一看，这不过是一个尚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从首都机场路到校园的大门的通道还只是泥土，没有铺好水泥，而院区内映入眼帘的却是脚手架和旁边深挖的大坑，据说那里要盖图书馆。在这尚未问世的图书馆北部，已建好了几座房子。南北西三栋是宿舍，东边一栋是食堂，它们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的四合院。其周边除了长了一些看起来非常凶恶的带刺的植物外，人们看不到树木，也看不到草坪，而只有裸露的黄土。它的颜色极其刺眼，使人感到仿佛来到了荒漠之上。见到这幅情形，我不禁深感失望。这哪里像一个研究生院，而且是中国最高的文科研究生院？它根本就不能与武汉大学相比。一个是灰色水泥所盖的简陋的巢穴，一个是充满想像与浪漫的中西合并的建筑群；一个是黄土高原，一个是青山绿水。

　　我住进了南边宿舍楼的六层的两个人合住的一个寝室。大学毕业后，我虽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基本上拥有单间。我不能忍受长期与他人合住一间房子的生活。我认为这是非人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自己的隐私。但这种日日夜夜的公共生活却剥夺和压抑了人的个性。与我同住的同学是一个夜猫子，每夜都弄到零晨两三点。而我在十一点就要睡觉，他轻微的咳嗽声，喝功夫茶的水声以及翻书页的声响都会传入我的耳朵，干扰了我的睡眠。这样住了几天之后，我便想调换寝室。好在许多同学已经结婚家住北京，一些房子都是空着或是一个人住。我很快找到与一位北京同学同住，于是我就基本上可以一人拥有整个房间了。

　　住房的问题解决了，但吃饭始终是一个麻烦。食堂里很少提供米饭以及南方所常见的蔬菜，而主要是面食。我是吃大米长大的，本来就厌恶由小麦所制成的一切食品。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强迫自己适应这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南方人相比，甚至与我们南方的贫穷人相比，北方人是不知道如何吃饭的。幸亏我在北京有十几个大学同学，他们生活条件较好，我有机会便去他们那里美餐一顿。

　　我在北京最初有所不适的还有语言问题。我长期不讲家乡话，也不讲武汉话，努力讲普通话。在武汉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难懂的南方方言的地方，我的普通话已经算是不错了。但生活在北京这个北方方言的空气中，我的许多发音和语调就显示出了南方普通话的许多方言特性。有些北方同学经常善意地帮我纠正发音，但到商店遇到售货员和到公共汽车上遇到乘务员，我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经常用极浓的鼻音以及儿化音斥责我，说我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说句实在话，我很佩服那些普通话讲得相当标准的人。但我以为北京土话并不好听，有种油腔滑调的味道。更不好听或者说更使人难受的是那些南方人模仿北京土话，所有的气都从鼻腔喷出，所有的词尾音都要用舌头卷一下。因此我自己一直保持我的半调子普通话。

　　大约过了一周，我们办好了各种入学事宜，准备正式开学。学校就在我们每天进餐的食堂里，举办了新生入学典礼，在开始之前，食堂里一片噪声，音响播放着一些名曲，人们在高声谈话，时时爆发出大笑声，但还可以听到噼噼叭叭吃瓜子时从牙齿中发出的声音。我有机会观看我的新同学们，他们大部分来自北方，我感到男同学普遍比北方的同学高，和我一样一米八的不少，还有一些居然比我还高还壮。他们的脸上虽然充满了男子汉气慨，但缺少南方男子特有的机灵和狡猾。我也和周围的同学做了简单的交谈，彼此介绍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学什么专业的。音乐声结束了，但人们的谈话声和吃瓜子的声音却突然显得强烈了。学校负责人都坐在对着进口的墙边的主席台上。一阵清理嗓子的咳嗽声后，学校负责人以宏亮的声音宣布开学典礼开始，紧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主席台上的人都依次讲话，但台下的同学们也在纷纷说话。有时主持人不得不中断发言人的讲话，提醒同学们安静下来。整个典礼持续两个多小时后结束了，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只知道我们的历任院长都是一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大人物。他们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不过有些如同从天边传来的遥远雷声。但这次不一样了，我坐在食堂里亲自听到了院里的负责人通过麦克风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先后是郭沫若，周扬和胡绳。当时胡绳是否坐在主席台上，我的印象已经不深了。总之开学典礼让我在这极为平常的地方见了世面。我想如果郭沫若和周扬还活着的话，那么我会有幸一睹他们的风采。另外我还通过与同学们的交谈，发现这些聚集在此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们充满了强烈的政治热情。这是我在武汉六年从未感受到的。同学们说，某位导师和某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就是某个智囊团的成员。不要小看了六公坟这个地方，这里培养的人才将来也许能改变中国。

　　开学典礼之后，我们哲学系的近三十位同学准备办一个入校晚会。那天晚上我们吃过了晚饭，来到了食堂东边一个破旧的平房。教室里稍微布置了一下，中间空了出来，桌椅围了一圈，四周的墙壁上还有用彩色纸条所做的装饰。录音机里放着欧美金曲，它们大多是在美国之音音乐排行榜上的。但录音带比收音机的效果不知要强多少倍。在桌上还放有糖果和其它食物。我们随意坐定之后，哲学所的负责人来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着各位同学轮流自我介绍，其中有些已经三十五岁以上，我深深佩服他们的求学精神。轮到我时，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由于我是唯一的湖北人，我特地引用了人们熟知的话：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从此以后有些同学又称我为九头鸟，或简称我为老九。紧接着自我介绍是节目表演，它也是轮流进行。看到我前面的同学一个个都能歌善舞时，我感到特别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表演什么节目才好。我不会唱歌，从来不能完整的唱一支人人都会唱的歌曲，即使吼一两句也是左右跑调。同时我也不会跳舞。三步四步和迪斯科没有一个能会。我对自己的身体随意的和有节奏的摆动似乎有些害羞。另外我也不是一个善于幽默和调侃的人，即使让一个人笑的合不拢嘴或者笑死的笑话，经我干巴的口讲出之后，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但不幸还是轮到我了。我只好现丑，唱了一首湖北民歌的第一句，便终止了。好在有一位同学爱唱这只歌，把它完整的唱了下去，替我解了大围。晚会的最后是舞会。男女同学们纷纷上场跳了起来。有一个男同学带来了他的妻子，对跳迪斯科，花样翻新，眼花缭乱，获得了同学的喝彩。还有一位剃光头的同学一人在那里自得其乐，把所有的舞曲都跳成迪斯科，他手持绿色军帽，随着节奏不断地戴在头上又不断地取下来，其动作极为娴熟，但又非常滑稽，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近坐在旁边，看着同学们翩翩起舞，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羡慕之情，同时也有些难受，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位女同学走过来问我怎么不去跳舞，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我说没有，我只是不会跳舞。她不禁大声笑道说我简直是浪费了自己的身材。她还神秘地对我说很多人从“中国青年”的报道都已经知道了我，有些女生开始注意我了，经常在晚上谈论我。我说这都是瞎编的哄我的。她说都是真的。她劝我应该主动的邀请女生跳舞。在她的热情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红着脸和她一起走入了逛舞的人群。幸好灯光很暗，人们不知道我的内心和身体的难堪。我开始总是踩不上音乐节奏，手脚的动作都不到位，没有感到跳舞有什么乐趣。但在群魔起舞中混了一段时间后，我慢慢找到了一点感觉，这时心灵和身体变得自由轻盈了。晚会结束时我意犹未尽。

　　到了第二天，我们哲学系的新生又乘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我们的导师与系主任见面。这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这些导师们大都是名震海内的专家，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专业刊物，其中一些人的著作我也曾拜读过。见面仪式的时间极为简短，系主任和研究生管理人员分别讲了话，他们无非是说要大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三年内勤奋地学习。主持人也要求李泽厚教授讲几句，但他说他从不在这种场合讲话。见面后是各个导师单独与自己的学生谈话。我们来到了美学教研室，这时候我才发现李泽厚教授西装革履，与我们的学生的休闲衣着行成了极大的反差。他要求我们分别介绍自己在学习方面的打算，于是我们五个同学纷纷描绘了自己的宏伟蓝图。我说我想专注于现代西方的哲学与美学，对此李泽厚教授说那至少要懂两门外语。最后他说他接受大学读他的研究生，只是给了大家三年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耐住寂寞，方能有所成就。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做一个在孤岛上的灯塔的守望者，如果不能忍受孤独的话，那么人最好就不要当哲学家。他所说的话并不多，但他所引用的爱因斯坦的比喻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想李泽厚教授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哲学家与美学家，是因为除了他的天才之外还有这种生活在孤岛中的精神。正是在日日夜夜的守护中，思想才会缓慢地生长，才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作为李泽厚教授的学生，如果要成为他那样的学者的话，那么我也必须让自己生活在孤岛之中，哪怕在滚滚红尘中有无数的欲望和无数的诱惑。

　　2、山水与建筑

　　虽然我在读研究生前也来过北京，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一种漫游者的心态，来观赏北京的山水和建筑。现在情况不同了。除了学习、亦即读书、上课、写文章之外，也没有太多令人心跳的事情可做。同时人平常囚禁在六公坟这个现代水泥所构筑的四合院内，也常常觉得憋气。因此人自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出去走走，乘上进城的公共汽车，再转乘地铁，去转一转，看一看，去领略一下京城的风光。这样可以改变一下心境，使人再去学习的时候充满了活力。

　　北京作为京城，其实就是帝王之城。一个帝王生活的地方，也应该具有帝王之气。当然情况也许是互补的，帝王生活的地盘使帝王更具帝王气象，帝王也使他生活的地盘获得帝王之气。那么北京呢？当初的帝王选它做为帝王之都，可能的确是因为它的非凡。它的西边和北边是燕山山脉，南部和东部都是开阔的华北平原，在往东去就是无限的大海。从山水的角度来说，山的雄伟高大和地的宽阔厚实似乎就具有帝王的德性。自元朝始，经历了明清两代，这几百年来，北京作为帝王之都一直是中国的中心。这不仅赋于北京的老百姓有了皇城根的感觉，也使它的每块石头、每块泥土都吸纳了帝王的味道。在夏日的黄昏，我总喜欢爬上我们宿舍的屋顶向西北望去。太阳在燕山山脉徐徐落下，残阳似血，远处堆集的乌云的颜色更加沉重。由远而近是无数的建筑群，它们就象没有生命的灰色的生灵，但在黄昏的余晖中增添了朦胧之感。到了最近处就是楼前黄土和野草了，然后是楼上孤零零的我。我向往这样一个帝王之都，但不是为了见某位帝王，更不是为了狂想当一位帝王。我只是相信它是一个大海，聚集了天下精英。我来到它的岸边，可以开拓我的视野，提高我的境界。黑夜来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交相辉映，此时我才回到了我的斗室。关起门来一想，这个帝王之都与我有何关联？

　　当然京城的帝王意义已经消失了。其原因很简单，一代又一代的帝王早已在改朝换代中死去了，而且不再有复活的可能。另外新的帝王的诞生也不具备任何希望。除了帝王死了，似乎也风水不再。也许当时决定在此建都的人不过是一位风水先生，他充满智慧的眼光看到了在这山脉与平原的交界处的帝王气象。但现在已经变了。北京的风不再是清风，而是黄风，是黑风。只要有一点点风，房里都会布满黄沙。至于春夏之交的风沙天气几乎一场恐怖的噩梦。狂风漫卷，沙土飞扬，它们好像是一群没有生命的害虫，要吞没北京市民的生命。风不清，水也不绿。据说北京在历史上曾有许多泉水，但现在连干涸的泉眼也找不着了。市内的几条小河都成为死水。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不得不怀念我家乡的水土，思念的母校的珞珈山和东湖水以及山水之间的一阵阵清风。

　　北京的风水虽然变了，但它的历史建筑却没有变，而被保留下来了。在西方，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历史，在中国，建筑就是砖头写成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人们居住的历史，是人们生活的历史。当然北京所保留的主要的历史建筑并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帝王与天地沟通，与群臣谋事，与山水嬉戏。除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外，那里还有他们死后的空间。这一切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北京的中心屹立着故宫，它是昔日的皇宫。南北东西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构筑了好一幅天人合一的图形。我曾多次去过故宫，除了领略它的建筑风格之外，还欣赏各种珍宝，字画和瓷器。故宫的红色宫墙和黄色宫顶当然是帝王的专用颜色，它本身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这提醒人们它不是平常人家而是天子之所，由此马上唤醒人们的敬畏之情。故宫院内的空地都铺满了石头，没有一根草木。这也试图营造一种肃杀之气，它似乎要扼杀一切情欲，幻想和激情，而只能保持一种崇敬的心态。总之故宫的建筑是要显示出，帝王不是凡人而是天子；同时人对帝王所怀有的情怀不是如同对待人而是对待神那样。我急匆匆的从故宫的一个房间迈到另一个房间，站在它中间空地的石板上，我有一种异常的沉重之感。我认为故宫的建筑是为半人半神设计的，它既不是为人也不是为神。后来我去了欧洲的一些帝王宫殿，感到了人性的气息，而去了罗马的圣彼德大教堂，又看到了神性的光辉。但这两者在故宫都见不着。

　　也许帝王卸掉其神的面具还原成人的时候只是在颐和园这个地方。这里的山水不再具备天地神明的意味，而是春风夏雨日出日落。他们在此也不是天子而是山水的游戏者，甚至只是山水之间的一个凡人而已，如同山水之间的一切生物一样。遗憾的是我去这些地方时，由于参观者众多，我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旅游者，而是成为了一个游行者。我很难体会到他们在不同的时令和不同的时晨的风光。

　　北京的历史建筑以故宫为中心的平地上的建筑逐渐移向了山上的建筑。十三陵是帝王们的安息之所。我一直不想去这样的地方，这倒不是我拒绝与死亡的事物打交道，而是我反感帝王们这种死亡的态度。他们不仅在生前成为了真正的帝王，而且在死后还做着帝王梦。这个梦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它是虚幻的。为了它，死去的帝王们谋杀了许多活着的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去了一趟十三陵之后，我再也不愿去了。

　　北京北部最远的历史建筑也许就是在群山之间修建的历史长城了。它们是帝王们用以保护自己帝国的城墙。我爬到长城上，极目远望，长城就是群山之间的一条起伏的卧龙。我惊叹其美，惊叹其建筑与自然的合一。但在人们的语言中，长城还有另外的意义，姑且就笼统的称之为非审美的意义吧。这经历了一个转变。最早的民谣呻诉了人们对于长城的痛恨，如孟姜女哭长城所表达那令人伤心欲绝的痛苦和悲愤。但自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以来，人们对长城却变成了赞美，它成为了独特的象征，它代表坚不可摧的抵御和防守的力量。人们对长城的非审美的意义或者具体地说是其政治意义进行了讨论。但这里也许需要一种审美的转换。当我登上长城时，只是把它看成一个伟大的美的艺术作品而体验其美。

　　除了这些历史建筑之外，北京还在解放初期新建了一些大型建筑。它们是在天安门广场东西的人民大会堂以及散布在城区的高大建筑物。新中国的人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它们当然抛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借鉴了苏联建筑的理念。但这又是古希腊以来西文建筑理念的变形。另外这些建筑又似乎力图发扬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其标志性的地方就是大屋顶及其变式。我在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大街散步时常想，如果我是一名建筑师的话，那么我将如何设计这些建筑呢？构想一种新的建筑空间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事情。

　　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北京平地竖起的高楼大厦，特别是一些居民楼就彻底地仍掉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空洞的屋顶，只是成为了由水泥钢筋所砌成的巨大的火柴盒似的房子。它们所有的外观看起来都好像是一样的。我曾在一个居民区寻找要找的人家，结果很难区分这栋楼和那栋楼。

　　3．思想的饥渴者

　　作为一个研究生，我又要开始当学生了。比起我大学长年逃课和毕业后两年无课的日子，研究生的学习依然是一个限制。但它比本科生的学习则轻松和自由多了。我们只是在第一学年有公共课，即政治与外语。专业课的上课时间与方式则比较灵活机动。此外还有一些讲座，于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自学。

　　政治课往往是令同学们头疼的事情。一般说来从高中到大学甚至到硕士博士，政治课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它们在根本上是重复教育，浪费同学的时间。但根据规定我们必须上课不能逃课。我正是在这种被迫的心理状态下来到政治课教室的。一看老师仪表堂堂颇有学者风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所讲的内容是“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听完他的课，我感到他对“资本论”有非常细致的研究。这位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绝对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教员。他能讲“资本论”，这本身就已经了不起了。我知道“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圣经，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我虽然读过两遍“资本论”，但对它精深的理论和庞大的结构理解得不够透彻。因此我对“资本论”有一种敬畏之感，如同对马克思墓前那尊他的雕像一样，它就是巨大的“资本论”上的马克思头像。现在有人讲“资本论”，这正好能引导我进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的神圣殿堂。这样我几乎不想逃课，坚持听这位老师的课程。后来得知，这位老师是全国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他曾长期陷身监狱。在那身心苦难的日子里，正是几卷“资本论”伴随了他的日日夜夜，拯救了他的身体和灵魂。在牢狱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关于“资本论”的研究的手稿。在出狱之后，他陆续发表了这些手稿，成为了“资本论”的研究权威。

　　我们的英语课这成为了了解英美以及西方世界的窗口。英语老师是一位北方大汉，曾多次去过美国。他在第一次上课时就开始讲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他非常得意，似乎在述说一个所经历的美丽的梦境。他说他曾和中国同行用两百美元买了一辆小汽车，用它去买菜，去工作，去远游。由于他后来经常重复自己在美国的短暂经历，他的故事连我们都可以背诵出来。在老师介绍完之后，每个同学也要轮流用英语介绍自己。带着各种地方口音的英语叫介绍者自己满脸通红，也使其它同学笑掉了大牙。轮到我时，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用英语翻译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等大家介绍完之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我们使用的是“新概念英语”，它比我们大学时代所用的教材地道多了。在开设这种正规的英语课程的同时，学校还开办了英语口语班，每人都可以自由参加。口语班的老师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她的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她一般先放一支美国摇滚歌曲，大家记住这些歌词，最后讨论它的内容大意，并借此正确地了解美国的工作，生活及其它方面。有一次我们举行舞会，放了一支交谊舞曲，一些男同学争先恐后邀请这位美女跳舞，但她说从来没有跳过。我们不禁大吃一惊，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女人都还不会跳舞，这怎么可能呢？她解释道美国的大学生和年轻人不跳交谊舞，只跳迪斯科，只有在正规的场合，那些绅士淑女们穿着晚礼服在舞池中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原来如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看来我们对美国和西方有许多误解。这样我们便放起了迪斯科音乐，大家开始群魔乱舞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来体会西方人的生活和学习其日常语言，我们感到将一种死的语言学习变成了活的语言学习，因此也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后来我们哲学系还专门开设了专业英语，请一位加拿大的教师来讲授现代英美哲学，并要求大家用英语进行课堂讨论。我最初对于老师的讲授简直是不知所云，但经过一段时间也能略知一二。

　　政治课与英语课就在六公坟的研究生院内，但专业课却在建国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内。李泽厚一年给我们开设了两门课。一门课是美学史，大家自学，主要是阅读“英国美学杂志”和美国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并要写文章摘要，最后提交一篇论文。另一门课则是他主持的哲学与美学讨论班，他从来没有单独的讲过课，而是邀请北京地区一些中青年学者来讲授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包括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还相对封闭的状况下给我们描述了一些哲学景观，或者说给我们绘出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导游图。每一次讲课，李泽厚教授都会给他们提问题，来引起大家的讨论。比起那种照本宣科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更具有创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西方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所普遍采用的讨论班。这种方式改变了我们大家教育中普遍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让教师和学生围绕问题进行对答式的教学。在这样的教学中可以达到教学相长，使人们沿着思想自身的道路不断前行。

　　除了这些学校和系里所安排的教学外，学校还经常邀请一些国内的专家来校举办讲座。他们基本上是各个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他们的名字和照片频繁地出现在国内的主要媒体上，其观点往往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焦点。因此他们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我在读大学时也曾阅读过他们自己写作的文章或别人介绍他们的文章，当时非常兴奋但也深感遗憾，因为不能一睹其真容。到了六公坟读书之后，我得知他们很多人就是研究生院的教授，与他们的距离变近了有机会见到他们了，在全校的系列讲座时就能够聆听其教诲了。我几乎每次是抱着朝拜的心理来到研究生院的大教室，并总是坐在前面几排，这样可以更接近他们。他们的讲座毫无例外地叙述自己的非凡经历，特别是在历次政治中的起起伏伏，这让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顿时生起了敬佩之情。然后他们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与别人论战时如何批驳别人的谎言而陈述自己的真理。当然最能激起同学强烈反响的是，他们对于当时国内的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往往能引得大家的热烈的掌声。但讲完之后似乎一切都随着讲座的结束而消失了。也许是对于这些学界领袖期望太高，我在听完之后总是感到非常失望，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创造性的观点。相反我只是感到他们依然沉浸于往日的岁月，为过去的光荣和羞耻而激动，而缺少一种深刻分析现实和引导未来的思想能力。

　　应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习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它给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去了解理论与现实的各种问题。当然作为一个研究生，我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是自学。在哲学的道路上漫游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德国哲学与美学，特别是不同于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德国哲学，如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一个人的自学其实也受两种基本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人，即周边有一些关注同一问题的人；另一个是书，即有丰富的最新的研究资料。在北京，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具备这两种因素。关于德国哲学，有一批著名的老学者，他们是康德和黑格尔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同时还有一批知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更关注最新的当代西方哲学家的研究动态。另外哲学系的同学中也有一些立志于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其中有些是学习英文和德文出身的，因此他们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具有很好的基础，口语中经常会冒出几个英语词和德语词来。除了这些人之外，哲学所还有非常丰富的图书。据我对国内一些大学图书馆哲学资料的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也许是拥有哲学资料最为全面的图书馆。其中德国现代哲学方面，它不仅有德文版原著，而且有许多英文译本和研究资料，并有大量的德英文哲学期刊。我尽了最大的可能利用这两种因素。只要德国哲学方面的专家有任何活动，我都会去参加，了解最新的动态。同时我每月都会从哲学所的资料室里背回沉甸甸的精装本的英文著作。我的阅读习惯比较独特，我从不作笔记，也从不作卡片。我只是将一些经典性的著作复印下来自己保存，反复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我会把一些重要的段落有笔圈下来。一本书经我阅读过几遍之后，就布满了我所画的条条道道。

　　通过在研究生院一两年的学习，我感到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思想也变得更加深刻。但我也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汪洋大海，它永远没有边际。

　　4、文化界的众生相

　　我在京学习期间，一方面读书，另一方面参加哲学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各种学术讨论活动。

　　北京的文化界始终存在一种首都情结，即北京是中国的中心，其它不过是外省而已。因此北京的文化界是中国文化的领袖。谁要是在北京成为了名人，那在中国也就成为了名人。谁在中国成为了名人，当然也就在世界上成为了名人，至少在国际汉学界成为了名人。这样在北京的人就怀有一种老大心态，并要永远维护其霸主地位。那些在外省的精英们，不服自己二等学界公民的地位，想尽办法如通过考研究生等，抛弃其优越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挤进北京的队伍，希望有朝一日扬眉吐气。还有一些学人呆在北京近郊的一些知名度甚低的学校，住在没有卫生间的简陋小屋里，也不愿到待遇更好的南方去，而要死守北京的地盘。他们知道自己虽然不能成为领袖人物，但在心理上觉得第三流的北京学人也强过了第一流的外省学人。

　　在八十年代，北京与全国一样，学界的老一辈基本隐退，而中青年正在崛起，他们都怀有做思想领袖的宏大心愿，甚至大言不惭的将自己的想法公开表达出来。如在北京我就见到了许多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当然这些第一的人物，绝对是相互瞧不起而不买帐的，至于对那些连自己都不认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更是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一位自封为领袖的人物喝的差不多了，说要做北京学界的皇帝。我和其他朋友开玩笑的说，他现在还不是皇帝，是否需要我们帮点小忙，为他共打天下。他不屑一顾的说，不用我们了，他一个人就够了。我们听了以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既然北京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学界的中心，那么它也成为了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是群雄激战之所。但什么人能参与战争呢？当然是那些武装强大的人才能耀武扬威，即有才能，有学识和有思想的人。然而一个三十至四四十的年轻学者成为学界的霸主，按常规来说是很难实现的。这样他就必须寻找一种突破的机制，仿佛一颗耀眼的新星从天空突然升起。为此很多青年在寻找捷径。

　　当时的中国学界，如同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一样，是传统话语的消亡。西方话语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话语的垄断。八十年代的学界更突出了现代和当代西方思想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这样谁要在北京的学界获得发言权，谁就必须是某位西方乃至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如此这般他就成为了这位死去的或者活着的西方思想家在中国的代言人。如果他在说话的话，那么他就在代表那位思想家在说话。他就是那位思想家的当前化，如同天主教的神父就是主基督耶稣的当前化一样。于是他自然就具有了灵光圈，获得了光荣，而引起人们的敬畏和崇拜。当时流行的西方人物无非就是尼采，雅斯贝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还有伽达默尔等人。因此在学界流行的口头禅是：我是搞某某某的。这就是说，我是研究某某某的，这还意昧着更深的东西，我如同某某某一样具有说话的权力。但当两个人都是搞一个人的时候，彼此都会在心中说：你也配搞某某某吗？某某某在中国只允许有一位代言人一位独生子。其他人没有说某某某的权力，面只有义务去听某某某的话，也就是有义务听我的话。这当然隐藏了争夺话语霸权的险恶用心。因此通过搞某某某，尤其是搞一位著名的某某某，人自然就会戴着某某某的面具在北京的大舞台上跳舞了，由此他就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而引起观众的喝彩。

　　搞某某某是一个获得话语霸权的策略，同时骂某某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途径。在一种平淡无奇的转述他人观点的学界里，跳出一个骂者当然会引人注目。骂就是批判，否定。但骂除了说理之外，还需要修辞等一系列技巧，使骂声更富有刺激性，更能挑动看客和听众的情绪。骂本身作为言语行为当然打破了学界秩序，但所骂的对象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骂一个无名之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时还会给人带来嫌疑，这是在欺侮小字辈。因此最好是骂一位大人物，骂一位红得发紫的人。由此骂者就会被认为具有英雄气概，具有冒险和挑战的精神。在一阵单骂和双骂之中，这位挑战者很快就会像一位黑马那样横空出世，获得与那位被骂者同等地位，甚至能够取而代之，超出其地位。

　　除了搞某某某和骂某某某之外，获得话语霸权的另外一个主要方式是就是“我创造了一个体系”。一个学界领袖人物如果只有一些思想的火花，一些东拼西凑的玩意，那么他不仅会被一些明眼人看出花招，指明其皇帝的新衣，而且会让自己的良心痛苦，觉得一事无成。这样学界领袖必须靠其思想体系来证明其权威性。但这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姑且不谈一些反体系的现代思想，关键问题在于，在哲学图书馆里，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已经创造了不少体系，真是可谓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人们如何才能创造一个体系呢？那只好寻找一个开端，如同走路时要走第一步一样。但东南西北方向的路都被别人走过了，现在剩下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上天入地。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标新立异，保证能领风骚一百年。当时哲学界的新人构造了各种各样的体系，但除了其开端的基石颜色有点不同之外，其整个建筑结构都大同小异。这样一种拼凑的怪物连他们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抛弃了。

　　那些或长或短获得话语霸权地位的人很快和他们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往往以某某丛书的编委会正式公布于众。但要在一两年出一系列著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于是这些丛书往往不是以著作为主，而是以译著为主，或者是以编译的著作为主。编委们除了自己动手以外，还要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招纳大量的编译队伍帮忙，使丛书的书名能排列一大串，而显示自己的成就。因此人们发现，许多所谓的学界领袖就是丛书主编，所谓的著名学者就成为了著名的编者。

　　由这些学界领袖所组成的圈子是封闭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和同学就是这些圈内人。他们会得到出版社的经费赞助，定期地讨论编辑出版事宜。这些消息就会通过圈内人传到圈外人中去，由此他们在民间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引起发那些想挤进圈内人的圈外人的崇拜。我本人在学术思想研究上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因此从来不与任何人结盟，不参加任何一个固定的圈子。在我看来，思想研究只是个体的事情，是孤独者的事业。人只有孤独地面对自己的思想，他才能真正地生活在思想的世界里，走在思想的道路上。在这样的基础上思想者之间对话与交流才是可能的。如果相反把学术思想研究变成一种集体劳动的话，那么这种思想不过是一种无个性的混合物。它是违背思想的本性的。

　　不过我倒是很热衷于那种非小圈子的活动。它往往是由一些刊物组织的座谈会。那里各种各样的人会边抽烟边喝茶发表自己的高论。最后还有一顿招待宴席，大家可以美餐一顿，还能喝些啤酒。随着酒兴上来，大家也会继续讨论问题，将座谈时尚末完结的话题延续下去。在学术，文学与艺术界的座谈会中，我最爱北京几家电影厂和相关单位所举办的座谈。在这样的场合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此尚未公映的国产电影，而且可以看到在欧美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电影，它们是在研究生院和一般电影院看不着的。看一场这样的电影，在当时的北京往往是一种特权的标志。有些刊物还会将我们的发言整理刊发出来，寄给我们一笔可观的稿费。这为我改善自己的生活提供了难得的资金来源。

　　5、在字符的世界里

　　在北京读书期间，我仍坚持写作。尤其是在第一年级之后，我们基本没有了公共课和专业课。我的日常时间就是读书和写作，还有自由地参与座谈会和讨论会。这其实和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没有太多差异。只不过有些自由职业者独居一处，不象我们几十个人集体住在一起。在自由时间里，我最大的欲望冲动就是写作。在写作中，人的思想得到了释放和表达，由此人可以变得更加宁静和愉悦。

　　在研究生阶段，我基本上不再从事文学写作。这却成为了使我常常深感遗憾的事情。显然只有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文字能够表达生命的过程，能显现为如尼采所说的用鲜血写成的文字。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一般小说的感性叙事又具有它的局限性，它很难说明人生的真相和事情的道理。即使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也需要借助于哲学的思索。在这样一种哲学与诗的冲突中，我还是坚持了哲学，放弃了诗。我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成为箴言，成为格言，它具有闪电般的力量，撕毁黑夜的幕帐。

　　但对于哲学我又抱有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仿佛总要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哲学从事相关理性的事业，它的语言就是概念，它的工具就是判断和推理。当时国内的哲学刊物和著作就充满了这种死气沉沉的文字。有些人所构筑的哲学体系仿佛是一个建筑物，他自己没有居住其间，更不可能让别人居住其间。它们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物体而已。我在想，如何建立起一个语言空间，它既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也能为他人的居住提供一定的启示。我对自己意识得很清楚，我不满足于学术界所说的语言，但自己也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我不过是处在追求这种语言的途中。

　　针对当时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界所讨论的热点，我写了一系列文章。我试图把美学与艺术的现象不再置于一种概念的和逻辑的讨论的领域中，而是建基于人的生命，变成人的生命的现象。同时我也不再使用一般流行的语言和大量引证名人名言为自己壮胆，而是努力将问题本身揭示出来。这些文章在一些刊物发表之后，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这样我的名字也慢慢越过六公坟的范围，被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同行所知道。他们通过我的文章，了解到我对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有些研究，同时还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些民间舆论传到一些敏感的编辑那里之后，他们就开始向我约稿，要我写一些书和译一些书。我早就不满足于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搞法，想能集中注意力写作和翻译。将自己的想法系统的表达成一本书，这是我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一大宏愿。对于翻译，我认为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阅读水平，另一方面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西方思想，避免他人的误读和误译。

　　一九八七年春，我开始动手写作第一部试图阐述自己观点的书。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几乎什么都不想，除了思考自己所要写的那本书以外。当我在考虑要写一本表达自己哲学观点的书时，心情不免激动起来，仿佛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盼望着生产。但究竟写什么呢？我想还是写一本美学书为好，它是我长期思考的领地，这样我可以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但我不想如当时的各种美学书那样，变成各种中外美学理论的资料堆积，或者是用一些美学观点来分析艺术作品，成为艺术的审美欣赏。我的基本出发点是，将美学置于哲学的基础，写一本哲学化的美学著作出来。因此这样一本书的核心问题将不讨论一般美学理论中的美，美感和艺术，也不是所谓的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综合。与此相反，它将审美现象导入生存领域，即把美看成人的生存的自由实现。同时它也把生存现象导入审美领域，让人的生存在审美中获得自身最高的意义。由此我将这样一本书叫做“生命之诗”，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它，我还使用了一个副标题“人类学美学或自由美学”。

　　“生命之诗”的导论部分主要强调了哲学就是人类学，而它必须包括美学。美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审美化。由此出发，我阐述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一般生存的意义。它明确了人的生存就是人的自我创造世界的过程，其本性就是自由。第二，一般审美的意义。它强调了不是美和美感，也不是艺术，而是审美活动才是美学的关键之所在。审美活动其实就是生存的自由活动的另一表达。第三，生存与审美的悖论。它分析了真善美与假恶丑作为人的生存的悖论的必然性，并且具体地解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精神三个层面中的二律背反现象。第四，生存的荒诞与审美的毁灭。它描述了在一个异化的情况下，自我不是自我，世界不是世界。第五，生存的超越与审美的超越。它指明了人对自身超越的几种可能性，而根本性的超越只有审美。第六，生存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存化。它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生存与审美的分离以及它们相互生成的可能性。第七，审美化的人格和审美化的心灵。这回到了导论所强调的美学的核心：人的审美化。

　　我在那段写作《生命之诗》的日子里，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几乎每天要写上几千字。我用的一种纸质非常粗糙的笔记本。当坐在写字桌前打开它，我几乎是文思泉涌，思想的运动超过了笔尖滑行的速度。于是我的汉字龙飞凤舞，已经完全线条化了。有时写完之后连我自己都不认识那潦草的笔迹，只好结合上下文的语义，来确定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写完初稿，我又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然后象抱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编辑手上。

　　《生命之诗》作为我二十四岁时的作品，带着一种明显的新生者的气息。后来我重新审视当时写作它时是如何思考的，发现了其中隐秘的动机，即我要使我的文字成为我生命的表达。也许这一欲望一直支配了我，使我冲动，痛苦，快乐等等。当然它明显的受到了尼采写作的格言式风格的影响。它没有论证，没有推理，既不引经据典，也不列举例子，讲述历史，甚至也没有引文。但它仍然保留了体系化和结构化的痕迹。可以看出，它试图营造出一个有开端，中间和结尾的整体。

　　把我的著作交给出版社之后，我就考虑要译些什么东西。并不是随便一本什么东西都是可译的，它必须与自己思考的东西一致。我当时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关于人的哲学，也就是所谓的哲学人类学。其实我在大学毕业时就已经复印了德国哲学家蓝德曼的一本著作《哲学人类学》。它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我在毕业后的时间里，将其部分内容译了出来，但未曾考虑出版。现在既然有了出版的机会那么我将它整理一遍就行了。于是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认真修改了一遍，并写了一篇短序。它表达了我当时对于哲学人类学的思索：

　　哲学本身就是人生命的天性。人的生存总是包含着哲学解释这一事实，人为此探询和解答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活动永远是源于人类家园并必然返回人类家园的活动。哲学真正的主题就是人本身。这就是从根本上规定了哲学的内容。哲学即人类学，是人类生存的思考。

　　尽管哲学也和人本身一样会处于迷误之中，尽管哲学的历史曾呈现出本真和非本真的形象，但哲学的历史向人所昭示的却仍是源于人类家园和返回人类家园活动这一根本线索。

　　让我们简明地追寻这一线索。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开端具有关键意义的人物之一。当人们把哲学变成自然哲学、宇宙哲学以及种种非人类学哲学形式的时候，苏格拉底将哲学的中心指向人自身的存在。他向人告戒：“认识你自己。”因而苏格拉底实际上将哲学从天国带到尘世。康德所构成的哲学转向是多重的。人们称他在认识论上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称他在伦理学上完成卢梭式的革命，但康德真正的革命则是在人类学上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康德曾自述其哲学的三大问题：①我能认识什么；②我应做什么；③我希望什么。但他指出还有一个问题则是人的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正是马克思的人类学。它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此人类学的核心是在人的现实分析之上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和对自由的向往。可以说，哲学从天国转回尘世，哲学的普罗米修斯革命，唯有马克思才真正使之成为现实。

　　２０世纪初，随着传统形而上学根基的动摇，人们纷纷去建立新的哲学地平线。如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解释学，英美的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尽管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述二十世纪的哲学史，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泛人类学倾向，这导致人们称二十世纪的哲学时代为人类学时代。作为特定哲学流派的哲学人类学便是这种人类学时代的产物。

　　蓝德曼的《哲学人类学》则是我们了解西方哲学人类学的向导。它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介绍当代哲学的人类学倾向；

　　2）描述哲学人类学各派别的主要观点；

　　3）阐释自己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

　　蓝德曼在当代哲学的人类学倾向的介绍中，主要比较了人类学和存在主义，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蓝德曼指出，人类学从外看人，存在主义从内看人；人类学注意人的整体，存在主义注意人的个体。马克思主义曾批评人类学把人从历史进程中分离出来和把人从社会现实中分离出来。但人类学却申辩自己依然注重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

　　蓝德曼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当代人类学各派别的基本内容。如宗教人类学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与中国天地人三者合一不一样，西方是天地人神的四维同一。神是西方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理性人类学探讨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理性的肯定和否定，理性的赞美和废黜，不光是一个空洞的学院问题，而更是一个现实的生命问题。生物人类学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人的邻近动物和远离动物，人的生物性和人的超生物性，通过这种比较，确立人的形象。

　　蓝德曼在上述基础上阐释了自己的文化人类学观点。他认为文化人类学乃是未来的人类学，所有以前的的人类学不过是它的序曲。文化人类学第一次把握了真正完整的人。蓝德曼指出，人生活在他创造的文化之中。他进而揭示人作为文化存在的而重结构：一方面，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是文化的创造物。所谓文化不过是人自身生命的创造，它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人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

　　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学？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人类学？蓝德曼自己提出并作出了解答。当然，他的一些观点也许我们也难以苟同，有的观点甚至应以批评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在思想的途中有必要自己提出问题并作出解答，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种可能。（见《哲学人类学》译序）

　　在将《哲学人类学》的译稿交付工人出版社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应约开始翻译海德格尔讨论诗与艺术的英文版文集《诗.语言.思》。比起阅读康德和黑格尔等理性哲学家的著作，阅读海德格尔的文章完全给我一种奇异的感觉。在大学时代，我曾在数种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文集中读到过海德格尔论述存在的文字。我当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晦涩的哲学家，他说的话试图让别人听不懂，并且以此来折磨别人的思想，而获得自身恶意的快乐。但现在静心地阅读这些文章时，我完全改变了对于海德格尔的印象。我认为其文字具有魔法般的神奇力量。海德格尔已完全抛弃了理性哲学的概念语言，而是倾听在日常语言当中所包含的诗意的声音，然后将它说了出来。当然海德格尔语言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它把诗意和思想作了完全的结合，使诗意中有思想，思想中有诗意。我想如果我能学习到海德格尔这种独特的语言的话，那么我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思想道路。出于这种渴望的激情，我两个月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就坐在我的斗室里日夜不停地将《诗.语言.思》译了出来。译稿先转到了湖南一家出版社。责任编辑看了以后大发雷霆，说这是一部没人看的懂的天书，鬼才会去买它呢。不过他倒是用红笔大肆窜改我的译文，连书名都改成了《诗歌.语言.思想》，也许他是想借此让读者能看懂这本书吧。当译稿退到我手里之后，我看了这位先生的手迹，不禁啼笑皆非。他根本不懂我使用《诗.语言.思》的深意。故且不谈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不是指诗歌而是指诗意，我用“诗”不用“诗歌”，用“思”不用“思想”，就是试图激活汉语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让它说出它尚未说出的话来。后来这部译稿幸运地在北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刊行了。

　　对《诗.语言.思》我写了一篇序言，它看起来像散文诗一样。我主要解释了什么是存在，真理和诗意。在序言的最后，我谈到了诗人的使命：

　　诗人何为？海德格尔说：“诗人是短暂者。他热情地歌颂酒神，领悟远逝诸神的行踪，留意于诸神的轨迹，于是为其同源的短暂者追寻走向转变的道路。”

　　诗人最深切意识到了时代的贫困。人们并没有领会自己的存在；诗人却领会了自己的存在。人们并没有发现诸神的远逝，诗人却发现了诸神的远逝。因而当人们还不是深情地寻览神的踪迹时，诗人却如此深情地寻觅着神的踪迹。

　　诗人在时代的贫困中讴歌时代的神性。因而世界之夜乃是神性之夜。哪里有贫乏，哪里有诗性。

　　诗人似乎处于在于人、神圣者与短暂者之间。他与在最亲近、与神圣者最亲近。他犹如在的信使、神圣者的信使。他给我们带来了在的到来和神圣者到来的消息，也就是我们走向存在和神圣者的消息。我们由此诗意地居住。

　　所以海德格尔说：“我们这些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倾听诗人的言说，正是倾听在的言说，神圣者的言说。

　　诗人何为？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见《诗.语言.思》译序）

　　我所译的《诗.语言.思》是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它使很多人的兴趣由海德格尔的早期转向了后期。这一译本曾在十年间多次刊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6、肝病嫌疑者

　　在北京读书的日子里，我的身体状态一般。如果说因为我身材高大而判定我身强体壮的话，那么人们恐怕是被假像所迷惑。但如果说我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的话，那么这也不切实际。我其实是大病不患，小病不断。

　　所谓的小病最主要是顽固的失眠所引起的。它始终是我的一个问题，如同我在大学时代所发生的那样。好在我独居一室，没有同学的鼾声或者是其它的噪音干扰我。但门前不远的首都机场路上那风驰电掣的汽车声，有时使人觉得它疯狂的车轮仿佛像野马在自己的心头跑过。在这种恐怖的声音中，人自然很难入眠，同时也极易被震醒。由于夜间睡眠不足，人在白天总是感到很困倦。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夜间睡不着，白天却想睡。为此我不知到学校的医务室领过多少有助安眠的药。我知道失眠这个病不好治，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因此对它的态度也是无可奈何。

　　在北京我得上了一种在武汉未曾有过的病：鼻炎。也许是北京气候比湿润的武汉干燥的原因，我的鼻子总是发痒，一段时间后会突然爆发出喷嚏声，接着自然是流出了分泌物。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病，它既使人厌恶自已的身体，也使人丧失了平和的心态，因为它随时可能爆发的声音会破坏人的注意力，把人从忘我的境界中拉出来，而关注并照顾自己的鼻子。为了使自己的鼻子问题在整个身体中不是太突出，我在医务室向医生诉说我失眠的痛苦之后，又继续抱怨鼻子如何使人难受。医生只好给我开了两种药，然后叮嘱说，要多喝水，不断地喝水。最后他还强调，这个病关键是身体素质不好，免疫力低。因此要多运动多锻炼。医生的话我没有全听，但也没有不听。如多喝水就慢慢地成为了我的习惯。

　　除了失眠和鼻炎的问题有时强烈地刺激我，使我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之外，我对自己的健康状态并无太大的担忧。

　　但在一九八八年春天，即研究生学习的最后一个阶段，这种无忧的感觉却被彻底地破坏了。那是在春节之后，我和同学们陆续返回学校。当时人们到处都在谈论上海爆发的甲型肝炎的事情。上海人爱吃一种海里的贝壳类食物，由于它携带甲肝病毒，结果使食用它的人普遍感染了甲肝。上海的医院一时人满为患，有些没有及时治疗的病人都纷纷死亡。人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抱着非常复杂的心理。首先当然是好奇。日常生活的日复一日总是单调乏味，突然爆发了这样一个事件，而且是与生命的死亡相关的事件，给日常生活的贫乏注入了一个兴奋剂。那些谈论者自己感到无比兴奋，往往是唾沫横飞，滔滔不绝。特别是那些了解内情和机密的人，在人堆之中仿佛是在发表一个重要的新闻消息，对于自己话语的优先权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不过人们谈论甲肝流行的时候也有一种恐惧。这是因为这种疾病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导向死亡。同时它也极易传染，人说不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打交道不知不觉的感染上了。但人们最后也会暗暗庆幸，幸亏今年没有去过上海也没有贪嘴吃了那令人倒晦的鬼东西。我们身在北京，甲肝与我们远着呢。其实这也是我当时的心理。我想甲肝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我对自己的身体感觉很好。由于在春节期间放松，人已聚集了一些能量，准备在学期中认真地学习，写好毕业论文。另外从南方回到北京，从一个与室外差不多寒冷的屋子住到一个有暖气设备而温暖如春的宿舍，人觉得舒服多了，身体也自由多了。在刚回到北京的日子里我经常和同学们一块聚餐饮酒作乐，品尝各人从自己家乡带来的美味。由于酒精麻醉的影响，我晚上的睡眠也特别地香。

　　但等到正式开学之后，学校的空气突然紧张了。人们传言北京也有流行甲型肝炎的可能。这是因为京沪线上的南来北往的旅客，已经将上海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将上海的病毒和北京的身体紧密地接触在一起。更糟糕的是，我们研究生院也有回家探亲的上海同学，或在上海度过了春节的外地同学，他们回到学校之后也许将那带有死亡阴影的病毒带到了六公坟。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小小校园里，人们已经埋藏了一颗定时炸弹，它随时可能爆炸。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心理上都感到不安，甚至畏惧和恐慌。人们都在怀疑，也许周边就有人是甲肝的携带者。同时也在担心，也许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也许正在感染，也许将来而且是不远的将来也会感染上。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采取了紧急行动，强行要求所有的师生员工进行身体检查。一大早我和同学们成群结队横过首都机场路的人行横道。去一所学校定点的大医院去检查。在路上，大家不免要谈论甲肝的问题。虽然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和周边的人是否被传染上了甲肝病毒，但还是害怕这次检查。在检查之前，我们是未确定的，有可能感染上了，也有可能没有。但一旦检查确定自己被感染上了，那将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听说过，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抽血或者输血也是感染病毒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来到医院的。当护士用橡皮带将我的左臂捆扎后，好找出暴突的血管抽血的时候，我的心脏砰砰地开始跳动，人似乎有些炫晕。就在此时，护士快速地将针管插入我的血管内，我感到了瞬间的针刺的疼痛。看着红色的血液被吸入针管，我希望它里面没有那该死的病毒。护士很快就抽出了针管，用药棉止住了伤口，并要我自己用手按住。我总算舒了一口气，只是要等待那决定命运的结果了。

　　过了两天学校贴出了通知。这次检查已查出了十几名转胺酶偏高者，他们尚不确定是否就是甲肝病毒携带者，但是甲肝嫌疑犯。一看名单我有些恐慌，我就属于其中之一，我真的得了甲型肝炎。但对此我又有些疑惑。我没有吃过那见鬼的贝壳类食物，也没有和任何一个上海人有亲密的接触。另外我的周围好像也没发现什么人就是甲肝患者。但事实就是事实。医生经过严格的化检检查，确定我就是转胺酶偏高者。不过我还是要弄清楚，转胺酶偏高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就等于甲肝患者。我找了一位医生咨询，他说转胺酶偏高不一定是因为得了肝炎，也有可能是因为其它方面的问题，例如，经常饮酒。这一下我明白了而且轻松了很多。我的转胺酶偏高可能就与那甲型肝炎病毒无关，而是我在春节前后过度饮酒造成的。这酒，我怎么对你说呢？你居然使我如此难堪！那我只好在相当一段时间与你告别了。

　　自从身体检查后，学校的心理氛围发生了变化。那些血液检查没有甲肝嫌疑的人，自然是兴高采烈。而那些嫌疑者当然是忧心忡忡。这样学校实际上划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健康者，一个是病患者。前者对后者怀有一种畏惧，憎恶和躲避的态度，而后者由前者感受到了歧视和压抑，因而心怀不满。我当然不与那些嫌疑者往来，因为我是健康人，但那些健康人却拒绝与我亲近，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一个病患者。平时我们同学之间都相互串门，现在他们却不欢迎我，更不用说他们会来找我了。在食堂里，健康人与病患者的界线标明得更加清楚。食堂的窗口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对一般同学，另一种是专对肝病同学。一进食堂，我已经看到了同学们对我投来的异样的眼光，没有同情，没有爱。虽然他们面带笑容，但显现出一种友好地拒绝瘟疫的那种神情。我坚信自己不是肝病患者，因此还是坚持到一般同学的窗口排队。但食堂马上派人过来，强行将我赶到肝病患者那边的窗口前去。我感到委屈，愤怒，并反复强调说我没有甲肝，但食堂的管理人员就是不听。这样我就只好毫不情愿地与那十几位嫌疑犯在一个窗口里打了饭菜，并和他们围在一起吃饭。我们同病相怜，对于学校的分离政策大骂起来。

　　过了几天，学校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住在校园，而要把我们送进医院隔离治疗。那天我正关在我的陋室里读书，忘掉了这肝病嫌疑者的称号给我带来的耻辱。但突然听到了窗外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和它嘎然停止的声音。不久就听到了人们急匆匆地从楼下跑到楼上的脚步声，接着就是砰砰的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校医务室的护士和我们那的辅导员（一个没有文化的退休老军人）。他们大声对我说要我快点收拾好脸盆，毛巾和衣服住到城里的医院去，而且可能要住一到三个月。我说我不去，并声明：第一我没有什么甲肝；第二我要开始写毕业论文；第三我还要找工作，很多同学都已经活动了。但那位满脸横肉的老军人和充满微笑的小护士争先恐后的说，这是对我好。我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学校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说完那小护士就毫不客气地抓起我的脸盆，把毛巾，牙膏，牙刷通通塞了进去。抱起来就走。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下，我不得不投降，收拾了一些东西和他们一块下楼，钻进了一辆面包车。我想到医院看一看，然后找机会逃出来就是了。

　　汽车起动了，把我们带离了学校。虽然平时我对这个没有绿色的校园无甚好感，但这一次却居然对它产生了些眷恋之情。我多么想留下来，在我的陋室里进入我思想的世界。我不知道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里不可能有哲学。汽车朝城里驶去，拐了几道弯，终于来到了一个部队医院。这是一个院落。我们进去之后，看到了几个小平房。它是传染病区，也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来了，说要我们安心治病。我们随后住进了其中几间病房。每间不大，四张铺着洗得发旧的白色床单的病床，占据了其主要空间。我们把行李放好之后，马上就接受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这次检查的规模是我从与医院打交道以来前所未有的。他们动用了一些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我们全身内外进行仔细的搜索，看是否能发现甲肝病毒以及其它方面的病症。我记得光验血一项，护士就采集了我们身体好几个部位的血，除了手臂之外还有手指和耳轮。这倒使我们对这个医院不能等闲视之了。在检查初，我还是有些恐惧，生怕自己被发现除转胺酶偏高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潜在的可怕病症。当人们不知道自己得了某种病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已经病了。一旦人们知道自己患了某种疾病的时候，这些疾病的病症就会突然地爆发出来。在检查完之后，我的心里倒踏实了一些。我想这样也好。如果我有病，那么就及时地去治吧，不能讳疾忌医。我和病友们只是焦急地等待这次系统检查的结果。医院分管我们的负责人说只是有问题，但不说明究竟有什么问题，甚至也没有明确地说肝脏是否有问题。我们这些肝病嫌疑者成为了一个抽象的有问题的人。

　　经过了最初的检查，我们就开始服用一些药片。内行的同学说，这些药片只是助消化，易睡眠和保肝之类的玩意，压根就不是治疗什么甲型肝炎的。除了定期的检查和每天早中晚吞掉床头柜上护士放好的药丸之外，我们就是吃饭睡觉。

　　吃饭是我们期待的美妙时刻，但每次的期待都化成了失望和痛苦，这是因为医院的饭菜极其糟糕，比研究生院的数量和质量不知差多少倍，病友们戏称为猪狗食。我们抗议也没用，他们说病人的伙食本身就是如此。我们真想用那硬梆梆的可以砸死人的馒头，把那些师傅们也砸得头破血流，让他们躺到病床上，去尝尝当病人的滋味。

　　每天的熄灯睡觉往往是一个难受的时刻，无聊仿佛黑夜的沉重颜色袭击了我们。我们必须很早上床，值班护士在走廊上踱步监督我们。但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实在很难入眠，只好躺在病床上东扯西拉，讲讲自己的经历和听到的奇闻异事。时间一长这种故事也没有了，即使有也没有太多的刺激性。于是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现实，对于它我们只有咀咒。在这里我们如同生活在监狱里一样。我们对医院的痛恶转换成了对于医生和护士的谩骂，并不禁指名道姓地骂了起来。正骂的时候，值班护士推门而入，说大家太不像话，居然还敢骂她。我们也不服输，把她轰了出去，怀着胜利的快感大笑起来。

　　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无事可做。大门紧锁，我们无法外逃，只好在院内东游西荡。但院内又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只好回到病房内。那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有的病友只好到值班室把报纸偷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早已过时的新闻。幸好我自己当时带了几本哲学书，可以躺在床上慢慢阅读。但在这种恶劣的心态下，那些黑色的字符仿佛长了翅膀，它们像苍蝇一样从自己的视野中飞了出去。

　　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觉得自己就是病人，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段病人的生活方式，于是疾病和死亡等问题都隐隐地压在我们的心头。有一天，几位病友发现我们旁边的几间病房搬空了。后来他们在食堂里听到议论，说那里原住了几个晚期肝癌患者。这些病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尸体已运到太平间去了。护士们正在对那些病房进行清理消毒。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原来自己是在与死亡为邻。但愿死亡的幽灵不要飘到我们的病房里，更不要飘移到我的床上。我的同室的病友们都为这可怕的消息而感到畏惧。谁都可能被这厄运袭击，只是遭受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不同而已。这样我们更希望了解自己患病的真实情况，更想知道这一段时间治疗的效果如何。但医生和护士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复。我们仍然是一些抽象的有问题的人。

　　由于医院一直不告诉我们是否是真正的甲肝患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有一天一位同室病友起床时准备服药，但发现由护士分发的白色药片上居然爬着两个黑色的大蚂蚁。本来病人肝火正旺，这无异于点燃了导火线。那位病友马上就大喊大叫起来，拿着爬着蚂蚁的药丸走到值班室。我们也非常愤怒，跟着他一起要弄个明白。那位值班护士说她分发药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蚂蚁。它也许是后来爬上去的。但我们坚持认为，不管蚂蚁是什么时候爬到药丸上去的，护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医院的负责人闻讯也来了，批评了护士，并劝我们要心平气和，回房间休息。那位值班护士后来板着一副死脸，给那位倒霉的病友更换了药片。

　　住院快一个月了，我们既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病变的感觉，也没有什么恢复健康的感觉。我急切地想回学校。这时我想起了那水泥盖起来的四合院，我的斗室，我的温暖的床，还有我书桌上的台灯，以及那打开的书本和那铺开的稿子。至少我也想出去呼吸一下没有药味的空气，看看那蓝色的天空和白云。过了一个多月，医生说我们治疗好了，学校要派车接我们回去。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时那位受到领导批评的护士来到我们病房，说我们全是一些傻瓜，被卖了还以为到外婆家去了。然后她喋喋不休的说，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感染什么甲型肝炎病毒。学校害怕意外，就将我们送了过来。医院只是为了赚钱，因此就将我们关了一个多月。到了这最后时刻我们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医院从来不告诉我们的检查结果，也怪不得我们平时总是吃一样的药，帮助消化和睡眠。到走时，我们不禁对那位护士充满了好感，尽管也会把她和两只黑色的大蚂蚁连在一起。

　　我们回到了学校。这时上海和全国的甲肝流行风波已经终止。人们对我们这些消失了一个多月的甲肝嫌疑者又投来了温暖的目光。有的还明知顾问说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气得我恨不得揍他一拳。我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同学们和我又在宿舍里相互串门，在吃饭的时候也混在一起排队。但是我的心里仍然留有阴影，不能抹去，甚至刻骨铭心。我曾作为肝病嫌疑者遭到人们的轻视和敌视，同时我作为一个住院者过了一个多月监狱般的生活。这都使人思考，我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尊重一个人，尤其是尊重一个病人？

　　7、何去何从

　　那住院的一个多月的确不是时候，因为它是我们毕业班的关键时期，即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毕业分配的确定。回到学校后我知道许多同学已经写完论文和找好了工作。只有部分同学还在为论文和工作忙碌，但也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因此宿舍里缺少以往的那种学习的气氛，完全是一场历时三年的宴席即将结束时的情形。只有我在论文写作与工作分配方面仍需付出精力。

　　关于毕业论文我倒没有什么担忧。当时李泽厚在新加坡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在他出去之前我曾和他仔细地讨论了我的毕业论文大纲。我最初的计划是一个人类学哲学和美学的纲要。其结构过于庞大被他彻底否定了。后来我在他的指导下，确定写作德国哲学美学在历史中的结构转化过程，即“康德，席勒和马克思的审美哲学”。我将论题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李泽厚审查后，觉得非常好。我准备在开学时就按照这个计划开始写作。但它不幸被住院打断了，浪费并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出院后，我只好抓紧时间收集资料，分析文献，并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过了一个月，论文总算完稿了。我的基本观点是，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思想主题是自由。但康德是理性自由，席勒是人性自由，而马克思才是现实自由，并为人性自由和理性自由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条路线实际上是将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理性传统转入现代的感性思索，同时避免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这使它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以这篇论文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核与答辩，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在我回校时，我一方面在从事论文写作，另一方面也在选择毕业分配的去向。当时我几乎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几个单位非正式地表示了要求我去工作。当然我只是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回武汉大学哲学系，二是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曾多次要求我回武汉大学工作。他不仅通过他人向我传达了这一消息，而且他本人也对我这么说过。他许诺，如果我回武汉大学的话，那么我就会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同时他还说武汉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在武汉大学可以安心从事学术思想工作。当时刘纲纪教授也是反复叮嘱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去充实他所组建的美学教研室，并作为他之后的学术骨干。我一直在考虑回武汉大学的可能性以及它对我的一些有利因素。我想湖北是我的家乡。有许多亲友，这样生活与办事无疑会方便许多。同时武汉的学术环境也还不错，它不如北京那么喧闹，而是安静平和。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珞珈山与东湖水的美丽风光曾经是我美好青春时代不可分离的风景。在北京三年，我曾多次梦见它山水之间的绿色的飞檐。当然也有同学劝我不要回武汉，说我在那里只不过能当一个地头蛇而已。个别友好的同学甚至愿意为我在北京解决住房以及其它生活方面的困难。

　　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当时在新加坡的李泽厚教授在给哲学所负责人的信中明确表明，如果他的学生有留所工作的可能的话，那么我则是首当其一。李泽厚在我们毕业前回国时，又反复地强调了他在信中所表明的这一态度。同时我在哲学系毕业班中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属佼佼者。当哲学所的负责人在哲学系的班委会征求意见时，班长认为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可以作为留所科研人员考虑。关于哲学所，我认为它有其它单位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有许多著名的专家，丰富的图书，还有广泛的国内国际交流。这使它始终可以在全国哲学研究机构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另外北京是中国最大的舞台，谁要想让全中国人民看到自己表演，那么他就必须在北京的舞台上起舞。当然北京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生活上不习惯，不方便，学术上心态浮燥，追赶时髦，如此等等。

　　是留北京还是回武汉，我在心理一直面临着抉择。同时我也要考虑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伤害那没有被我选择的地方的师长们的美意。

　　正当我为武汉和北京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已经下台了。他曾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是第一位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校长，也是第一位在大学锐意改革的教育家。但现在他被比他年长的一位对手取而代之了。这一变动也许会关系到我的选择。显然刘道玉不可能用校长的职权来召唤我回武汉大学，并实现其允诺。当我与武汉大学哲学系通信的时候，其负责人说系里今年的方案已经在去年年底确定了。因为我没有按规定程序及时提出回武汉大学工作的申请，所以他们并没有考虑给我留下一个指标。如果我现在要回武汉大学的话，那么这必须要校方特批。我想既然如此麻烦，我就不作回武汉大学的准备了。即使我回武汉大学的话，前景说不定并不那么乐观。

　　这样我就回头考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但我从一些人打听到了消息，就在我住院时，所里已经确立了留所名单。我们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将留所工作，他们已经得到了正式通知。所里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话，这意味着我已经排斥在外了。当我找有关负责人询问情况时，他们说谁留所谁不留所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我说李泽厚教授强调我是他最希望留所的学生。对此他们大声说，他并没有决定权。

　　我回到我的陋室里，在考虑何去何从。原来好像是几个单位都争着要我，现在结果是一个单位都不再要了，这真是老天爷在捉弄我。我想这都怪那场肝炎风波，是它害得我与世隔绝，失去了时机。当然我也不能怨天尤人，最要紧的是要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我认为去武汉大学不是不可以想办法，而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也是可以争取的。于是我给武汉大学校方，哲学系以及刘纲纪教授，还有其他熟人都发去了信件，希望各方能够对我回武汉大学工作有所帮助。同时我也继续找到了哲学所负责人以及李泽厚教授，试探留哲学所的可能性。

　　有些朋友知道了我的这一困境，就说不要拘泥于这两个地方，还可以问问其他单位如文学所。我给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教授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情况并问我是否有到文学所工作的可能性。他说虽然文学所的留所和进人指标已经确定，但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青年学人，因此他会用他的权力将我破格招进。为此我非常感动，并到刘再复教授家里与他会面，进行了交谈。他再一次表明了他留我的态度。不久研究生院人事处通知我，说刘再复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要求将我分配到文学所，并要我去拿派遣证到文学所报道。听到这一消息，我兴喜若狂。我也深深地感到，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是多么好啊。

　　我高兴地拿着派遣证到建国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报到。他们看了我的派遣证后说我只需到文学所人事处去直接报到就行了。我又跑到了文学所人事处，向他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派遣证。但一个操着京腔的男子叫了起来，说文学所的分配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因此我无法办理报到手续。我又只好回到研究生院问人事处和刘再复教授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刘再复教授的这一特批指令还需要完成一定的程序，于是他们要求我耐心的等待，等一系列程序完成之后我再去报到不迟。

　　就在我一日三秋等待时，武汉大学方面传来了消息，说学校和哲学系决定接受我前去工作，要求我尽快回校报到。这一下可使我犯难了，是回武汉呢还是留北京。对此我实在有些苦恼。但在那天晚上，我连续几次都梦见了珞珈山。在我的梦中，珞珈山似乎是仙境，处于虚无飘渺之中。当我醒来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思念。于是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回我的母校。

　　我把这一决定很快告诉了周围的人。他们却觉得这一决定是不明智的，它会限止我在哲学界和文化界的发展，将来也许我只能成为珞珈山下的一名隐士。但我归去之意已定，不可动摇。这样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要他们给我办理去武汉大学的派遣证。但一位女负责人极不高兴，不愿改派。我只好找到当时的常务副院长，他曾是中央某位极其重要人物的秘书。我请他干预人事处改派我回武汉，他愉快地答应了。当我又去找人事处那位女负责人时，她居然破口大骂，说天下竟然有人敢告她这位老娘的刁状。因为她没有指名人和事，所以我压根就没有想到她是在骂我。可能见我脸上没有任何反映，她一会就消了气并平和地对我说，她第一次见到有人丢掉北京的户口要外地的户口。许多人都是找关系进北京，我以后想进北京恐怕都进不来。看来我是愚蠢之极。我笑着说是的，并向她表示感谢。我归还了留北京的派遣证，拿了一份去武汉的派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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