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光明与黑暗

　　4．1．独居梅园

　　4．2．一颗未升起的新星

　　4．3．年轻的引路者

　　4．4．受压抑的人

　　4．5．图章的风波

　　4．6．拒绝放逐

　　4．7．去德国的梦想

　　1、独居梅园

　　在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我乘上了从北京回武汉的列车。我心里在说，再见了北京。对它我有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它的确是一个大舞台，也许我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表演者。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令我这个南方人不能满意的地方。特别是我作为肝病嫌疑者的那段时间，我感觉那些相关的机构和人物相当荒诞。我现在离开北京了，没有一点后悔的意味。走就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将来还想来北京的话，那么我还可以考它的某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或者采用其它方式。也许我还会到国外去生活和学习。对我而言，武汉和北京或者是其它地方并不是我生命的最终归宿，它们只不过是我人生漫长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

　　我又到了武汉，在车站取回了我的书和行李。行李没有变，基本上还是那么东西。但书有些变化，我扔掉了一些，又买来了一些。至于我本人依然故我。在校园里遇到了一些熟人，他们说我长得更壮了，也更成熟了，而且口音中似乎有些京味。哲学系和刘纲纪教授知道我回校后都很高兴，因为我将成为哲学系的新鲜血液。但也有些人不解地问我，北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回来？有的话甚至包含了弦外之音，他们好像是说，我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回到武汉的。

　　办完了报到手续，我领到了湖边青年教师宿舍的钥匙和简单的家具。湖边六舍曾是我居住了两年的地方，但现在几乎面目全非。在它旁边已盖起了数幢庞大的灰色建筑，它们超过了周边的树冠，显得特别刺眼。另外湖边也住进了大量的学生，他们的脚步声和喧哗声甚至盖过了湖边的浪声。看到这幅情景，我顿时涌起了失落之感。那曾经作为我的家园，那给我带来了美好回忆的地方，已经在现实中消失了。

　　我新分配的房间在二楼。听说现在还是三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想到此我心中就有些害怕。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将失去自己私人的生活空间，同时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和那些同居一室的人处好关系。我敲开房门，看到里面的情形出乎意料之外。这哪里是三个人集体合住的宿舍呢，它已经成为了装饰一新的爱巢：一张大床，一个高大的衣柜，还有冰箱电视之类。一对新婚夫妻已居住其间。我只好回到房管科汇报我所见到的住房情况，他们说这对夫妻属于非法占有房间，包括占有了我的床位。学校的宿舍已经没有其它的空位了。如果我不将他们赶走的话，那么我只能自己解决问题。

　　我既不想和房管科争论，也不愿和那对新婚夫妇吵架，自己找出路好了。本来我就不愿意住在那三人一间的小房子里，我要找一个可以让我保持我个人独特的作息习惯的空间。我很快听到，美学教研室在梅园的办公楼有几间房子空着，我可以暂居其间。于是我打开了其中的一间小房子，它只有六七平米，到处布满了灰尘。清扫之后我便将家具和行李搬入其内。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占据了基本空间，余下的只容许一个人在里面转身了。但我觉得这样一个空间很好，它使我的身体与周围的物体的距离十分亲近。也许这样它能帮我克服一个人独居时的空虚和孤独之感。

　　我所住的办公楼群位于行政大楼与珞珈山之间，我的小房子就在这个楼群的西南角，上班时间有些人在楼内楼外走动，下班之后则几乎没有任何人，特别是在晚上和周末更是寂静无声。在这个假期里，我独居梅园一个角，每天仍然是在从事自己简单的工作：读书与与作。当然我也在这小房子里思考我的生活，我在问自己：我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原来我试图走出珞珈山，但现在又回到了珞珈山。原来感到珞珈山之外才是我的前途，希望和幻想，但现在珞珈山内就能包含我的将来吗？我真的不知道，心里有些茫然。在这样零乱的思绪之后，我只好进入书本的世界，来到一个与我个人生活无关的思想领域。

　　毫无疑问，独居的生活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我不是住在东湖边的集体宿舍，无法与同代人往来；我也不是住在珞珈山南的职工宿舍，不能与师长们经常见面。一个人的生活所涌现的寂寞之情如同珞珈山和东湖水吹来丝丝凉风，我也愿随这凉风飘去，到他人那里获得安慰。但我不知道与谁往来，因此只好如同大学时代一样，去山水之间散步。我经常来到最近的珞珈山盘山道，在那里走来走去。一个人漫无边际地走着。但在途中经常会冒出一些火花出来。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但在珞珈山水之间也漫游着无数的孤独者。他们行路匆匆，谁也不知道他们内心的寂寞之情。谁又肯真实地坦露自己而勇敢的走向他人。有一天晚上，窗外细雨濛濛，我坐在书桌前伏案工作。忽然我听到了敲门声，当打开门时我看到一位瘦弱的小伙子。我问他找谁，他说找我。我说我们并不认识，他说是。但他马上解释到，他是学习文学的大学生，每天都要路过我窗口下的一条路。他说每当夜晚，尤其是雨夜，看到夜色中我窗口那透过窗帘射出的桔黄色的灯光，他就会获得一种温暖和慰藉。他说他有时深夜也能看到这灯光，那时他就会想，这位灯下的人是谁呢？他在干什么呢？他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呢？他认为这个离群索居的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因此很想结识这个人。但他不敢贸然敲门。今晚他鼓足了勇气才来到我的门前。现在他知道这个小房子里的人，但他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就消失在雨夜中。后来我一直没有碰到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但他的来访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几次在深夜里打开灯光，自己在窗外的路上徘徊，体会一个路行者对那在一片黑色中桔黄色的灯火的感受。我突然感到那小房子里的灯火多么美妙。

　　2、一颗未升起的新星

　　暑假之后，我迎来了一九八八年的秋季学期。因为教学活动早作了安排所以我没有授课任务。除了例行的在周四下午在系里参加全系大会之外，其它时间均由我自己支配。我仍专心于我的工作，也就是读书与写作，如同一个貌似散漫但实是勤奋的文人。

　　哲学系的教师流动得历害。有些青年教师到外地或者出国读研究生去了，但也有一批青年教师进来了，他们要么是系里留下的，要么是外地分过来的。但总体而言，青年教师以系里的一些老教授传带的弟子为主。那时青年教师形成一个庞大的队伍，大约有三四十人。在这样一个人员的图景中，我出生的身份有些特别。我是武汉大学的人，而且以本科所读学校为标准的话，我可以说是老武汉大学的人。但我不是哲学系的人。因此我与哲学系同事的关系既不像一些人那样密切，属于一个派系，也不像一些人那样疏远，仿佛自己是一个外来户和异乡人。但我很喜爱这种不亲不疏不远不近的关系。它实际上吻合了我为人为学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不热衷于搞什么学术帮派，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人的思考上面。也许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淡然使我比那些注重人际关系的青年教师能够在学术思想研究上更有所作为。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当时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让我在学术界小有名气，成为了哲学系的青年教师中引人注目的一员。当年我就被评为全校优秀的青年教师。

　　当然我有时也会想起前校长对我的允诺，给我提升为副教授。但现在他已经倒台了，那允诺再也无法实现了。我想这没有什么，关键是自己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如果我的确富有成就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武汉大学不承认我的话，我也可以远走高飞到一个能够表演的地方。我仍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让一个新星在珞珈山升起的时机似乎经常就有。学校和系里的一些负责人的弟子总是会出人意料之外地破格成为教授或副教授。这往往让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讲师汗颜，无地自容。至于那些没有当权者做后盾的青年人会有这样的良机吗？我常常对此怀疑。但不久学校发布了红头文件，说鉴于师资队伍年龄结构极其不合理的令人心忧的状态，学校准备破格提升一批青年教授和副教授。晋升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行。这看起来似乎众生平等和机会均等。它仿佛是一个诱惑，激起了我竞争的欲望。不过我冷静地考虑了一下，我才二十五岁，是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武汉大学年轻的副教授吗？我有可能破天荒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哲学副教授吗？也许这不过是一场表演罢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舞台上走一遍，但胜者和败者早就由那些游戏规则的制造者在幕后制定好了。我和那些没有后台的人只是陪同那些预定的胜者一起表演，顶多算是一个伴舞者吧。它无非是给人证明，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大家一起都来参与表演吧。

　　虽然许多人和我一样半信半疑，但系里的宣传却非常认真，系主任动员所有的青年教师主动申请。一旦哲学系能升起一颗乃至数颗新星的话，那也是他系主任莫大的功劳。他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是谁的弟子上，谁的弟子不上，这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尽管系里反复强调了学校的破格提拔青年教师的政策，但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一定参与，因为我还没有必胜的把握。

　　不过事情发展与我的想像有些相反，虽然我不主动走向幸运，但幸运似乎主动在走向我。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之交的夜晚，哲学系的教工在学校教工俱乐部联欢。许多教师登台表演，或者在舞池中跳舞，我则在一旁与人聊天。突然系主任走到我的身旁，单独同我谈话。他说据他的了解，我在青年教师中的科研成果是最突出的，由此我非常有可能被学校提升为副教授。如果我二十五岁当上副教授的话，那么这不仅对我个人有利，而且对学校的建设与宣传是有利的。他要求我回家后把我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准备好，并列好一个论著目录给他。我非常感谢他的关心，并表示会参与这次申报副教授的活动。在晚会之后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特别愉快。我一个人想跳起舞来或者放声歌唱。

　　按照学校的规定，我到系办公室填写了申请表，还附上了相关的申报材料，它包括了我写的一本书，译的两本书，还有几篇刊有我长篇论文的刊物，另外还有一个著译的详细目录。这一起包成了一个大包。从外观看来，它沉甸甸的。也许它能够慑服那些评委们的苛刻的目光，震憾他们冷漠的心灵，把他们手中的票投向这包文字的主人。

　　把申报材料及表格交给系办公室的同时，我按照要求还要将我的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请系里的两位教授分别鉴定。我复印了我在《文艺研究》（北京）和《美学》（上海）上的两篇论文之后，把它们交给了刘纲纪教授和另外一位老教授，请他们审阅后写出学术鉴定书。他们很高兴作为我的鉴定人，并很快给系学术委员会提交了他们所写的鉴定书。系办公室将所有的鉴定信的复印件在布告栏里公开张贴。刘纲纪教授与另外一位老教授的鉴定信也位于其中。因为他们的钢笔字如同他们的毛笔字一样具有书法艺术的意味，所以他们的鉴定信特别引人注目。我也和人们一起流览了鉴定信，并特别关注关于我的鉴定信。两位教授对我的代表性论文作了很高的评价，建议系学术委员会将我破格提升为副教授。这两位教授在学界都是著名的权威，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更不用说在武汉大学了。他们的鉴定已经为我的晋升加重了法码。

　　这些鉴定信公示之后，系里激起了反响。个别鉴定信有些溢美之词和不实之处，这被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至于那些实事求是对被鉴定人进行鉴定的意见，则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系里也形成了一种舆论，判定谁能上，谁不能上。但舆论普遍认为，我也许是最有希望的。

　　过了一段时间，系学术委员会组织了一场答辩会。在此每申请人陈述自己的成果，然后评委们向申请人提出问题，要求申请人回答。申请人都很看重这次答辩，因为不可能所有的评委能评阅我们申报的代表性论文。他们一般只能通过这种面对面的答辩方式来了解我们学术思想的研究水平，由此做出判断，选择和决定。因此很多人在会上都极力展现自己的独特之处，甚至有人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在理论上有伟大的创新。有一位申请人居然说自己已经创造了十几种学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连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也只认为马克思一辈子有两大发现：一个是历史唯物论，另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看来这位马克思的中国孙子已经超过他的祖父无数倍了。在这位申请人吹嘘的时候，在场的评委似乎没有任何表情，但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反感。轮到我自述的时候，我如实地叙述了自己学术思想研究的过程，所发表论著的基本内容以及报刊上针对它们所发表的评论。我的发言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答辩会结束后，有的评委告诉我，我的陈述是其中最好的之一。

　　自述后不久，我们这些申请者又参加了学校举行的晋升高级职称的外语考试。人们很难判断学术成果，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它也往往会形成外行评内行，这在于隔行如隔山。但外语的考试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个硬指标，是可度量的，人们凭考分可以排高低顺序。在学术思想研究和外语能力方面，大学教师往往会出现不均衡的情况。有些人发表了很多论文，但外语极差；有些人外语极好，甚至可以通过托福考试，但就是作不出一篇论文。这是大学校园中的跛腿奇观。既能从事学术思想研究又有很好外语能力的大学老师并不多见。因此那些来到外语考场中的人都只是抱一种侥幸的心里。他们平时写作论文只是根据国内的一些资料，根本不去阅读英文和其他专业文献。这样当他们要面对ABC等字母时，都只能头疼了。我也许属于那种少数两条腿走路的人，我一方面从事学术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加强英语和德语的学习，并且将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我的英语水平一直很高。当拿到试卷时，我认为它太简单了。在规定时间里，我非常轻松地答完题交完卷。分数很快就公布了。大多数人的成绩都不好，那位吹嘘自己创造十几种理论的人的外语压根就不及格，只有三十多分。我是所有申请者之中的高分获得者之一。外语考试的成功已经为我副教授的获得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这些程序完结以后，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非公开的会议，对每一个申请者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和讨论，并投了票。其结果是：在副教授的申请人当中，我获得了全票，排名第一。在我后面还有几位申请者。会议之后，作为评委的刘纲纪教授向我表示祝贺，认为我这次申报副教授十拿九稳。按照惯例，系学术委员会的投票是决定性的，校学术委员会的讨论只是对这一结果予以认定，一般不会改变其决定。这样我和那些关心我的人就期盼着学校的最后的评定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校学术委员会传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我作为哲学系副教授申请人第一名没有通过，而第二名倒是通过了。这一消息传来，不仅使我觉得莫明其妙，也使系里的教师感到不可思议。显然对于一个哲学申请者专业水平的鉴定，哲学系的学术委员会最具有发言权，而校学术委员会倒不一定有。这是因为它们由不同专业的评委组成的，其中除了哲学系的个别评委外，其它学科的评委对哲学系申请者的专业水平几乎无法评议。因此人们都在议论校学术委员会，认为这属于非正常现象。有的老教授对我说，哲学系评出的第一名不上，而第二名上，这在哲学系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他们还建议我直接找校长陈情，也许他了解情况之后，会重新考虑给我评定为副教授。

　　我不知道我是否要找这个新校长。我感到其中存在一种机遇，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如果他只是就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思想成果来考虑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提升我；但如果他考虑到我与其它人包括与他的对手前任校长的关系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打压我。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我还是不计后果地去找了校长。好不容易与他电话约好之后，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将自己的一些论著送给了他，请他审阅。他对我表示了非常大的兴趣。他的谈话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有些偏好人文社会科学，似乎是一个哲学与文学爱好者。他还和我谈论了如“哲学人类学”的英语名称与德语名称的同与异。谈话近一个小时，他最后说他会要求校学术委员会重新评定我的职称，他相信是没有问题的。此外他还建议我去找一找当时分管文科的副校长。不久我就敲开了那位副校长的家门。他说校长已经和他商量了我的事情，他会认真地考虑我的问题。我呆了片刻便千恩万谢地走了出来。我想既然校长和副校长都答应重新评定我的副教授职称，那么我这次算是躲过了危险而找到了机遇。他们的允诺不会像一阵飘逝的风吧。

　　时间在忍耐与期待中流逝得很慢，以至要使人窒息。我盼望着学校重新审定的结果，但是我从任何渠道都没有得到好的和坏的消息。有一天，学校一位与我关系甚好的负责人正好在我所住的办公楼里办事，他遇到我之后便来到我的小房子，关上了门坐在我的床边上，小声和我说话。他说校长在一次校级会议上点了我的名，强调说不能重用我这样的人，不能给我提职称，升工资，还要开除我的党籍。听了之后我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犯任何错误。而且校长的说话太晃唐了，我压根就不是党员，怎么就要开除我的党籍呢？这位负责人说，他了解我，我没有错。但与我有关的人是校长的仇人，因此他也恨我。这位负责人劝我尽快离开武汉大学，越早走越好，越远走越好。他说他自己也呆不下去了，也要走。

　　我还是不明白这位校长大人为何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我只所以受到打压主要是因为校长和其他人仇恨两个人，一个是前校长刘道玉，另一个是我的老师李泽厚。他们既然仇恨这两个人，当然也仇恨我这个相关的小人物。其实《中国青年》虽然引用了刘道玉对我的赞赏之词，但他与我个人并无太密切的交往。在他的当政时期，我本人不过是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青年教师，他还没有给我破格什么。当他许诺破格我之后，他已经失去了权力。至于李泽厚不可否认的是我的老师，他的哲学思想在一些教条主义看来似乎是洪水猛兽。但这与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是他在武汉大学的代言人，相反我自己始终试图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想到因为刘道玉和李泽厚而受到了校长大人的打压，我感到真是感到冤枉。

　　校长大人的话果然管用。学校首先取消了我的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由此原来答应的每年两百元的奖金也变成了泡影。同时学校明确表示我根本不能晋升副教授，甚至也不能晋升讲师。当时系里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地要我填一份助教表。原来我是要晋升副教授，现在变成了要晋升助教了。见到这份表格，我当时恨不得把它撕了。我告诉他们，我在一九八三年留校一年后就填过这个表格，现在怎么又要重填呢？我拒绝填这种令人感到耻辱的表。

　　我是珞珈山天空上没有升起的新星，甚至是一颗坠毁的新星。在这场风波以后，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压抑，常常一个人在小房子里独自饮酒，以驱赶心中的愤懑之情。这时我对大学这一神圣的学术殿堂发生了怀疑，它不是超人间的纯洁之所，不是思想知识和精神的圣地，相反它是权力场和名利场。许多人不过是把学术当作工具而实现自己对于利益的追求而已。

　　3．年轻的引路者

　　一九八九年的春季学期，我开始给学生讲授美学。虽然我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间曾在哲学系任教，但没有教学任务，因此未曾参与过教学活动。当然我也曾上过讲台，举办过多次演讲，但还没有任何系统授课的经验。在严格意义上，这次开设美学课是我作为教师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一个大学教师必须进行学术思想研究，使自己产生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的观点。作为一个哲学教师应该是一个学问家和一个思想家。但大学教师也必须进行讲授，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传述给他人。于是他不仅要与书打交道，也要与人打交道。唯有如此，一个大学教师自身才是完美的。

　　在讲授之前，我进行了认真地备课。当时的美学热已经消失，怎样把美学课讲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一个好的课堂讲授既要介绍这门学科在国内国际的发展状况，也要阐述教师自己的思想。鉴于这种想法我试图打破当时各种美学概论的结构以及以它为基础的流行讲法。而是讲授自己长期思考的人类学美学，并分析中国和西方美学史与它相关的问题。这样可以促使学生既能知道中西美学史上的思想家是如何思考的，也能了解我是如何分析他们的观点的，最后能让学生自己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第一次开课时，我骑车从梅园住处来到桂园南部的教学楼。一进教室我感到有些吃惊，一百多学生正在高声谈论。我仔细一看，其中居然还有一些比我年龄大的学生，也许他们是插班生吧。我来到讲台上，放好了讲课题纲，作了自我介绍。随后同学们交来了选课表，从表中可以看出班上除了哲学系的学生外，还有许多文理科的学生。我讲完了一些学习应该注意的事情之后，便开始讲授课程。那草拟的大纲只是作为我的基本思路，因此我在根本上摆脱了那种照本宣科的方式。在讲课的同时，我还给同学提问题，了解他们是否听懂了，并详细讲解他们觉得尚有困难的地方。另外我也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学生在课堂上就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和我一起思考。因为我讲课时非常集中注意力，所以讲完之后除了口干舌燥之外，还觉得精疲力竭。但我似乎又有一种轻松之感，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中，我回到了我的小房子。

　　过了一个月，我明显地感觉到同学们已经进入到我所讲授的思路上去了。我布置了一次课堂作业，要求大家写出自己的体会和收获以及觉得欠缺和不足的地方。两个小时之后同学们纷纷交来了文章，其中有的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我将这些作业带回家进行认真的阅读。它们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大部分都认为我的课堂教学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和智慧。但也有一些人指出很多问题还是模糊的，朦胧的，还需要进一步解释。此外每一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和审美体验，包括对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学的看法。通过这些文章，我了解到了同学们的学习状态，并在下次的课堂上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一一给出了解答。

　　课堂教学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同学们的反响也很好。那些自愿选修的同学不迟到，不早退，从不中断，继续听课。同时一些爱好美学的同学也在课后主动找我讨论，试图与我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些同学甚至主动来到我的小房子，与我商讨一些学习上甚至生活上的问题。我似乎成了他们的偶像。在他们对我兴奋与向往的目光中，我获得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我看到了我成功的教学。这意味着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引路人。不过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充满了敌意，特别是那些年龄比我大的同学在背后散布一些奇谈怪论。他们一方面说我是少年天才，但另一方面鼓吹神童弱智，小之了了，大未必佳。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我不神，也不是儿童，智力也好像没有衰弱的迹象。我不过是一个一般的青年教师。我想他们只是想找到一种心理安慰和平衡而已。一个年龄大的学生和一个年龄小的老师在一起自然会使一些人感尴尬。我对这些言论一笑了之，继续认真地给大家讲课，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吸引了一批学生来旁听。

　　但在五月下旬，课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学生参加集会和游行，旷课现象特别严重。我发现了这种情况后，对大家说，学生任务主要是学习。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必须以获得知识为前提。但很多同学听不进这句话，逐渐地脱离了教室。五月底我来到教室，那里除了一对恋人卿卿我我之外，其它的座位都是空空如野。那对恋人也无心听课，我只好失望地且忧心忡忡地回家了。后来学生都离开了学校，我所开设的美学课也就停止了。

　　尽管当时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到处都是骚动不安，我却仍然始终处于一种平静和安宁的世界之中。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住在梅园的一个角落里，一方面远离学生，另一方面也远离教室，因此不了解师生的动态。同时我对这种集会和游行的热情一直持冷静的态度。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时候，曾经历过院内的同学为食堂伙食不好而罢餐以及几起在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的事件。那时我就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以思想建设的方式，而不是以其它的方式参与到现代化中去。同时集会游行作为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行为，在民主与法制观念及其规则没有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很可能越过自身的界线而事与愿违。因此我在八九年的学潮中对它虽然关注但不参与。

　　当我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散步时心情非常沉重。这本是学生读书的黄金时间，但他们却如作鸟兽散，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这几个月里，他们不再可能上课了。也许他们可以自学，但他们无法把图书馆搬回家里。中断了教学任务之后，我仍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阅读和写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研究中西思想史上那些思想家们是如何展开自己思想道路的，同时也希望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在这样的思想中，我似乎又回到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但当我看到空荡荡的校园时，我是多么急切地盼望学校恢复它往日的情景。

　　九月同学们都如期回校了。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我又继续开课了，讲完上学期尚未讲完的内容，同时也举办考试。同学们重新来到了我的课堂，但他们显然冷静多了，同时也惋惜浪费了的宝贵光阴。这时他们才明白了我当时的劝告：一个学生的唯一使命就是学习，舍此无它。我按时讲完了课程并举办了考试，由此也与班上的同学们分别了。

　　4．受压抑的人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后，学校与系里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某些部门的负责人更换了位置，而哲学系的系主任在住院期间也莫名其妙地被免职，被另一个在学术上毫无建树的副教授取代了。系开始在许多方面调整方向，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些人借时局的变化占据了制高点，实行一种非正义的帮派策略。凡是他一派的就拼命地抬举，凡不是他一派的就全部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青年教师对哲学系非常失望，不辞而别。另一些暂时没走的人也在考虑是否调离哲学系。至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离开的失意者，只能见面发发牢骚。

　　我也属于那种想走而走不了而只能发牢骚的人。我之所以想走，是因为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实在呆不下去了。我感到自己已陷入到由一些地头蛇所编织的魔网之中不能动弹。我过去在比较武汉与北京时，就非常喜欢北京的海阔天空，那里任何人只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突现出来。如果人在某个地盘被打压的话，那么他就可以逃离到另一个地盘上去东山再起。但武汉却不行。就哲学而言，只有武汉大学有一个哲学系，其它地方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虽然有的单位也有一些哲学研究人员，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阻挡武汉大学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武汉大学被某一帮派欺压之后，人们简直没有出头之日，甚至没有诉苦的地方。当时我是多么怀念北京啊。我自己有些后悔。如果我现在还在北京的话，那么我正在享受我的自由，我也许就是北京学术思想界天空的一颗不容人忽视的新星了。但我如今自身陷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被那些在道德上和学术上都十分低劣的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真是见了一个大头鬼。

　　八九年初评定职称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之后，终于在八九年底正式宣布了。从得到晋升的名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些校系负责人的弟子们都得到了提升。而我仍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助教。这一职称与我在当时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极不相称。一九九零年我去浙江金华参加全国青年美学会议。到会的有些人已经是教授和副教授，大部分也是讲师了。这些职称都极其醒目地印在他们的名片上。我不仅看到他们向我伸出的热情的双手，而且也看到了他们满面春风的笑容。我告诉他们自己还只是一个助教，且只好在大笑中掩饰自己的羞愧与愤怒。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在骗他们。当他们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时候，都口瞪目呆，认为这太荒唐了。他们说我即使当一个教授也是不过份的。但这种同情甚至是恭维没有任何意义。按照学校的规定，助教与讲师，副教授与教授的出差开会的乘车，住房，饮食和补贴都是分等级的。在会议期间，主办人也因此行事。教授和副教授们坐进了小面包，而讲师助教和工作人员同坐国产大轿车。我知趣地坐进了国产大轿车里，嘲笑这种等级制污辱了学术思想的尊严。正当开车时，主办单位的一位负责人却把我拽下车，把我塞到小面包里去。另外我的住房也变更了一次。开始我入住的是不带卫生间的三人合住的房间，后来那位负责人也是连陪不是，把我换到了一个带卫生间的两人间。总的说来，我讨厌那种非正义的等级制。虽然会议主持人强行将我由低等级升为高等级的措施似乎给了我一种心理补尝，但我对武汉大学给了我一个助教的位置依然愤愤不平。

　　我在职称上所受的打压不过是我在武汉大学受到打压的一个方面，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道理很简单。人们最惯常的理性都可以推断，你是助教别人是讲师或者是教授，这就意味着你的学术思想研究水平比别人差。如果你比别人差，那么在一些所谓的公平竞争中失去了资本，你必然失败，别人也必然胜利。这一效应是可怕的，它使低者更低，高者更高。因此在申报副教授失败之后，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一九九零年左右，学校又出台了一个政策，设置了一笔青年教师的科研基金，用以鼓励他们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优出成果。系里的负责人也是极力鼓励青年教师申报，我想我虽然不是副教授甚至也不是讲师，但是我发表的著作与论文在同行中不亚于任何人。也许我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没有必胜的把握，但在武汉大学内的竞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高兴地填完了表格，并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学术研究计划。我的申请不仅经系而且经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的审议都通过了。但在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最后定夺的时候，我的申请却被无情地枪毙了。有关办事人员告诉我，他们当时极力推荐我本人和我的申请项目，但那位副校长就是不同意，说学校经费有限，不能随便资助。最后获得科研经费的正是他的得意弟子。办事人员对我说他们也毫无办法。

　　后来系里进行了一次科研成果评奖。我虽然觉得自己获奖没有太大的希望，但还是参评了。我把自己的著作以及关于它的书评交给了系办公室。但在系主任的主导下，我的书在系里根本就没有通过。相反他所在的那个派别的人却纷纷获奖。虽然有几个权威教授为我说话，替我鸣冤，但毫无用处。

　　看来我在哲学系所有的道路都堵死了，甚至连上课都成为了问题。由于美学不是本科生的必修课而是选修课，这样它不需每学期开设。同时美学教研室已经发展壮大，如果每人轮流开课的话，那么得两三年才有一次机会。虽然研究生的课程比较多但必须是讲师以上的教师才有资格授课。这样我这个助教实际上被剥夺了授课权。

　　虽然我在晋升职称，获得基金，得奖甚至授课等方面没有优先权，但那些看起来冠冕堂皇而实质上是惩罚型的事情则非我莫属。在一九九一年春季学期初，学校就开始贯彻一个行动，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必须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虽然当时全国都有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锻炼一说，但各个具体部门都有不同的解释，并有不同的实施方案。当时的武汉大学对青年教师到农村锻炼一事作了极为夸张的诠释。他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说青年教师不了解农村，因此必须下乡。所谓的农村往往是最偏远最穷困的山区。同时青年教师必须下去至少一年，且根据表现确定是否还要延长锻炼时间。

　　这样一个下乡的政策，谁都知道是对青年教师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非正常性的中断。一个大学教师的根本使命是教学与科研，而不是其它什么事情。但这一政策具有普遍性，任何人也不敢反抗。然而没有一个青年教师愿意主动下乡锻炼。其中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人们如果到乡下去，那么就必须放弃他们的研究，尤其是一些从事纯粹理论研究和进行实验观察的青年教师更是如此。同时在边远和落后山区的生活将是一种艰难的体验，那里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和电。因此很多人借生病和不可推卸的科研任务而暂时不去农村。人们也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这样一个青年教师去农村锻炼的政策可能持续不了几年。自己能推一天是一天，也许轮到该自己下乡时，下乡的政策早就中止了。

　　当时哲学系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近二十名，按照指标系里只需派下一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这都轮不到我。但系里的决定却仿佛导弹那样准确地打中了我，彻底地打碎了我的幻想。他们正式通知我，我就是一九九零年度哲学系唯一必须下乡的青年教师。系里已经将此上报到学校那里去了，因此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坚拒不去的话，那么这意味着我不服从系和学校的决定，甚至是反抗当时全国性的政策。

　　我认为这样一个针对我个人的决定是荒唐的。首先我本人就是来源于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农村，而我的家庭在当地就是贫中之贫。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六年，同时我每年都要回家探亲一到两次，对于农村的情况不仅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有切身的体验。因此我没有必须再去农村一年。即使不谈这一理由，我在哲学系的十几位青年教师中也不是首位人选。系里有刚分来的悠闲自在的大学生，有长期不上课的无所事事的人，也有几年没见发表一篇论文的人，不要这些人到农村去锻炼，而要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与泥土打交道，这完全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因此我明确地向系里表态，我不会服从安排到农村去。并且我还指出，这样一种安排是不公正的，具有明显的派系偏见。但系里说这是教研室推荐的人选，要我找教研室主任说情。我找到教研室主任，他说这不是教研室，而是系里决定的。这样系与教研室就相互踢皮球。踢来踢去，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但决定本身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这样校长也知道了我违反了他的命令，更对我生起仇恨之心。一般的教师也惧怕校方和系方，与我保持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哲学系里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珞珈山的天空对别人也许是明朗的，对我却是黑暗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压抑，仿佛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喘不过气来。我在遭受一场厄运，我在做一场噩梦，而且我感到它们似乎要一直持续下去。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如此倒霉？我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日夜思索，发现我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研究上没有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问题只是在于，我在哲学系是一个无根的人，我在学校有几个仇恨我的人。他们之所以仇恨我，并不是因为我自身有什么值得仇恨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所仇恨的人之中有些与我有点关联。事实上我不过是派系斗争中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我在想，这样令我窒息的时间还有多长呢？我盼望它的终结，但看来它遥遥无期。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光阴。如果它持续十年二十年的话，那么我的哲学家之梦就彻底完结了。如果这个梦不会成为我的现实的话，那么我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为了排除自己的苦恼，我必须寻找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虽然有一段抽烟的历史，但从来没有上过瘾，它对我不过是玩玩而已。但现在我开始大量吸烟了，有时一根接一根地吸。我似乎由于烟味在口腔和鼻腔中的刺激能忘掉其它感觉，并在腾腾烟雾中看到某种希望。我有时一天抽烟达两包之多。过了一段时间挟烟的手指熏黄了，而自身的身体和衣服也都充满了一股浓烈的烟味。除了抽烟外我就是喝酒。每天晚上枯坐在自己小房里，我的手就会开始伸向酒杯。在寂寞的独饮之中，我开始品味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它似乎痛苦的时候多，欢乐的时光少。随着更多的酒精进入胃部，又经过血液传遍周身，人开始发热，并有些冒汗。这时人的眼睛逐渐朦朦胧胧，到了最后疲倦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我便和衣躺在床上。到了天亮人醒，我已经回忆不起自己是如何入睡的。我经常一个人喝闷酒，但也偶尔与朋友们到外面聚会。有一次我在一酒家喝酒过度，在回家的路上踉踉跄跄，最后坐在珞珈山边的石头上不愿走动。我记得当时是中秋节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天上。看到这冰冷如水的月亮我不禁潸然泪下，嚎啕大哭起来。与我同行的朋友无论如何劝我，也制止不住我的悲嚎，甚至也使他非常感伤。我告诉他，我是如何的痛苦，如何的悲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扶我回到了我的小房间。

　　也许是我在武汉大学处境不妙，心情不好，再加上过度抽烟喝酒，我的身体明显地感到不适。睡眠是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加严重。我有时通宵无法入睡，只好起来坐在房子里，看着窗外天空的星星和月亮，以及夜色中珞珈山神秘的身影。或者我干脆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听着脚步声在夜的静谧中所激起的回声。在极度疲倦后，我才回房进入梦乡。除了睡眠问题之外，我明显地感到肠胃有毛病。我常常没有很好的食欲，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就觉得腹胀。人的身体的其它部位也觉得不顺气。总之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而是一个各方面都被病魔所折磨的人。

　　在这样一种心理和生理的状态中，我已经不能呆在武汉大学了。我总是在关注离开这里的可能性。我曾想调到武汉或者外地的一些高校去，但很多地方也有排外的思想。当然他们表达得非常动听，说我是一个大菩萨，他们只是一个小庙。我知道，凭我的学术思想研究的实力，对许多一个地方的同龄人来说，我都是一个威胁，我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切身的利益。后来我干脆打算放弃学术研究，不去什么学术研究单位而去一些文化公司打工算了。这样既可以逃避这种窝囊的命运，也会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也曾到一家公司了解情况，但觉得跳槽风险太大，很难保证成功。另外我内心还是舍不得我一直不懈追求的哲学研究。因此我觉得最好的选择还是出国学习哲学为好，我当时联系了美国和德国认识的教授和其它熟悉的人。我想出国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我的出国梦。

　　5. 图章的风波

　　当我真正下决心离开武汉大学时，心里还是有些发虚。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那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是离开了狼窝又进了虎穴？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些畏惧和气馁。我知道出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外语。去美国需要好的英语，去德国需要好的德语。我的语言尤其是口语方面还需要强化训练。其次是专业。我除了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外，不需要系统地把握西方哲学史。第三是经济。我要筹集大量的金钱。最后是心理。我要去克服许多难以想像的困境。当时一位女同事到美国后不久得了精神病，而且后来自杀身亡。她在死之前曾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当我收到她的明信片后就得知了她死亡的消息。这一噩耗强烈地震憾了我。我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也增添了对国外艰难生活的恐惧心理。

　　尽管我对出国怀有这样的态度，但在武汉大学的处境逼迫我还是要选择这条艰难的道路。但出国首先到哪里去呢？去美国和去德国都有其优劣之处。去美国，我的语言占有优势，我的英语要比德语好。但美国不能学习到地道的德国哲学。去德国当然可以研究尼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但我却必须在英语之外赶紧提高德语。最后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到德国去。

　　一九九零年，我得到了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便开始办理出国护照。人们知道我要出国了，便有些议论。当时人们对出国有些误解，以为到欧美国家去仿佛是进天堂一样。其实我过去也有这样的想法。不可否认，许多人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得很好。这特别是一些公派的出国留学人员和一些自费的但申请到奖学金的人。但对于一个自费而没有奖学金的人来说，前景则未必乐观。当然一般人不作这种区分，甚至认为在国外扫地洗盘子一天也能挣国内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他们也把我当成走向天堂历程的人。我隐隐地感觉到，那些打压我的人对此感到不快。他们愿意看到我在国内受苦，这样他们有一种快感。他们虽然不能见到我在国外如他们所想像的幸福，但不能容忍这种可能性。于是他们放出风来，说我出国不合乎学校的有关规定。据他们说，条件之一，一九八八年后毕业的研究生要工作满五年。其实我既可以作为一九八八年之后毕业的研究生，也可以作为之前的就已经毕业的本科生。条件之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必须首先下乡锻炼一年。其实这两条出国的条件根本没有写入国家尤其是教育部门的规定之中，同时也没有写入武汉大学的出国要求之中。它不过是一些人用来限制我出国的理由而已。

　　我知道自己出国的申请手续一定非常困难，于是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幸好我在学校与系里的有关部门有些好朋友。他们告诉了我有关的申办程序，并叫我在申办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情，还说他们会及时地透露学校与系里的负责人处理我的一些内幕，这样我就可以见机行事。

　　按照要求，我写了一个出国申请，申述了我的出国理由。其中包括了我需要继续深造，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研究水平。同时我还向系与学校方面做出保证，我学完一定回国，绝不滞留国外。当我把申请书交给了系的负责人时，他说这要首先征求学校的意见，同时也要征求教研室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找过学校的有关部门，他们说没问题，至于教研室我也问过，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签了同意的意见。但这样的签字仍是无效的，它还必须加上系里的红色公章。我又去找那个保管印章的人，他说没有系主任的认可，他是不能盖章的。我说系的负责人也同意了，并向他展示我那份签署了同意的申请书。但管印章的人始终不相信，他说他听到系里和校方都不同意我出国，现在怎么又同意了呢？我递了一根箭牌香烟给他，对他说，虽有个别人压我，但也有一些人是支持我的。我还对他吹嘘说，我与学校某一重要负责人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给系里的某负责人打过招呼了。那管公章的人抽了一口烟，满面笑容，一幅讨好我的样子。他终于打出抽屉，取出了印章，小心翼翼地在我的申请书上盖了一个红红的圆圈。见到它，我仿佛看到了一轮升起的太阳。

　　拿着这份申请书，我急匆匆地离开系办公室来到学校的行政大楼，将申请书递给了教师工作处的一位副处长。他面无表情地说先放下吧，过一段时间等消息。这一段时间真是漫长。过了一周又是一周，那位副处长就是不签意见。他还是重复那两个理由。我是一九八八年以后毕业的研究生必须工作五年；同时我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也必须到农村锻炼一年。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学校才能批准我出国。我努力地说服他说这两个条件都管不住我。其一，我是八三年毕业的本科生；其二，国家和教育部的出国政策中并没有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出国前要下乡这一条。他有些生气，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校也有学校的政策。这是土政策，我必须服从。我感到我无法说服他，便找到了那位与我关系甚好的学校负责人。尽管他在学校已经受到了排挤，但也有些实权，这样他就可以暗中给我一些支持。我告诉了他我在教师工作处的遭遇，他说从道理上讲，学校的土政策是不能违背国家的根本政策的。但那个处长站在这个位置，人们拿他也没办法。他说这个人非常贪，专门卡那些申请出国的人。如果人们送礼满足了他的胃口，那么他就会放人一马。连小偷也知道他家聚集了不少不义之财，连续偷了好几次。听说他为此哭了三天三夜。那位负责人建议我也不妨给那位副处长送点礼。我说我出国的路费以及其它费用都要找人借，哪里有钱买礼送人呢。那位负责人说他理解我的难处，他再想办法去说服那位副处长。不久教师工作处的副处长通知我，说经过认真研究，他已同意我出国的申请。当我到他的办公室拿到盖了第二个红印的申请书时，几乎要对他感恩戴德。这意味着我朝胜利的目标更进了一步了。他这次对我很友好，并说学校的某负责人对我非常关心。我则说关键是他给我提供了帮助。

　　从教师工作处出来后，我拿着盖了两个红印的申请书来到学校的人事处，把它交给了一位主管的副处长。他的态度与说话的方式与教师工作处的副处长如出一辙。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既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他们要等一段时间后才决定行与不行。有关系当然是行的，没关系当然是不行的。不过不行也有一线生机，这就看人们会不会通过关系和其它手段将不行转化为行。我等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我便找了很多关系到人事处打听情况，他们都说还没有处理我的申请。等我自己直接找那位副处长时，他非常生气，说教师工作处盖的图章不符合学校的规定。他重复了教师工作处最初阻碍我出国的两大理由，强调说这个公章不能盖。我只好气馁地出来，又去找那位与我关系甚好的校负责人。他有些恼火，亲自打电话给那位副处长，把他个人对学校土政策的态度重复了一遍。人事处的副处长也不敢得罪他的这位上司，给我盖了章，并通知我去拿。我去人事处时，副处长和办公室的人正在分吃西瓜，没功夫和我说话。我怯生生地在门口站了半天，生怕他又有什么变故。等他吃完，我赶紧进去，满脸堆笑地且轻声地询问我的申请批了没有。他哼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申请书，上面已有三个公章了。但他没有直接把它给我，而是拿出开介绍信的本子出来。我注意到他笔间的一笔一划。那介绍信是写给学校保卫处的。这时我悬着的心才开始变得踏实了。

　　我拿着自己亲笔写的申请信，有些兴奋。它上面有的三个红印意味着我经过了三个关口。这张粗糙的信纸关涉到我的命运。我生怕把它弄丢了，于是拿在手上。但我也怕把它弄破了或者弄出更多的褶皱，因此把它没有折叠就夹在母指与食指间。这张薄薄的小纸对于我来说十分沉重。我感到指头开始流汗。这样我赶快换一个手拿着，并把流汗的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带着这张纸，我去了保卫处。

　　比起学校的其它几个处，保卫处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令人畏惧的。它有武器，专门对付坏人。即使好人进入保卫处似乎也要经过反复检查，以证明他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好人。我进入保卫处大门时，心里有些发抖。我将申请书和介绍信交给了保卫处的主管。他们的态度和说话语气与教师工作处以及人事处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差异。经历了两次这样的遭遇之后，我也能想像出他们会如何对待我了。他们收了我的材料，要我交了十元钱作为手续费。尽管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但我还是赶快从钱包里掏出十元钱来，心甘情愿地递上，生怕怠慢了他们。我心想，如果保卫处马上给我再盖上一个公章的话，那么我愿意出一百元钱。交完了手续费，我离开了保卫处。我知道校内的关卡已过了三关。这是第四关，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关。想起过去的三关，我有如释重负的心理。但看到这前面的一关，我几乎有些不寒而栗。我能幸运地通过吗？愿老天爷保佑我。

　　我在离开保卫处时，遇到了一位前去美国自费留学的熟人。他正准备把申请交给保卫处。他也报怨说出国留学真是不易。学校设置了层层关卡，人几乎要脱一层皮。现在要看保卫处如何了。我们约定互通消息，如果他先在保卫处得到了同意，那么就通知我一声，反之亦然。

　　过了一段时间，保卫处关于我的申请的处理没有任何动静。但那位去美国的熟人告诉我，他已经拿到了学校的申请许可，准备到汉口的市公安局出入境处去办理手续。我想我肯定是碰到什么麻烦了。我急切地跑到保卫处询问我的情况，问我的申请批了没有。他们说没有。我说比我后来的人的申请都批了，我的为什么没有批呢？他们说各人情况都不一样。我说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们说没有。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拿到保卫处的同意意见呢？他们说不知道，说完就不理我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又求助于那位与我关系很好的校负责人，也找了校行政部门的一些关系，请他们找保卫处帮我了解内幕，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就通过各种渠道替我了解情况，并针对它给我提出了克服障碍的办法。

　　原来保卫处接到我的申请材料这后，就给各个相关部门打电话，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于是保卫处也以学校的土政策为由不同意我的出国申请。同时那位校长听说我正在办理出国手续，并且已过了几道关口，悖然大怒。他专门给保卫处打电话说不能批准我出国，其理由是我表现不好，有问题，至于哪一方面表现不好，有什么问题，他没有说。但人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就会给他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也许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这比人具体地在哪一方面有问题糟糕得多。人即使跳进黄河也无法洗清这一罪名。这位校长的确充满了恶毒的心机，他既不要我在校内正常发展，也不让我离校自由成长。他无非是想将我关在他的笼子里，让我窒息而死。保卫处遵循这位校长大人的旨意，再次认真调查我的所作所为，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使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得罪一校之长，轻松地让我过关；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违背良心捏造我的罪名。这样我的申请书在保卫处一直搁着。也许他们想经过冷处理之后再见机行事吧。

　　我的那份申请书在保卫处一直躺了三个月。我实在有些耐不住了，又去找那位与我关系甚好的校负责人。他找了保卫处，要他们不要惊动外界，将我的出国申请暗暗批准算了。保卫处考虑到校长大人日理万机，不至于每天都叮着我不放，同时也考虑有这么一位校级负责人替我说情，便在我的申请书上盖了红印。当然我没见着这个红印，他们不用把申请书退还给我，而是直接地呈送给学校负责出国事宜的副校长，由他最后审核签字。

　　学校行政部门的朋友告诉我，我的材料已经放在了那位副校长的文件夹里，但他一直没有签字。为什么没签的原因还不明朗，也许是因为学校的土政策在作怪，也许是那位校长大人给他也打了招呼，也许是其他种种不利于我出国的言论的影响。总之副校长仍忙于在其它的公文上签字，就是不肯将他的大名写在我的申请材料上面。我对这位副校长不熟，无法直接去找他。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即使找他，事情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只好把情况给与我友好的负责人描述了一下。他比那位管出国的副校长资格要老些，他当然能够给副校长施加一点压力。那位与我友好的校负责人找管出国的副校长谈了一次，了解到有人对副校长说了一句关键性的坏话。这个人说我出了国肯定是不会回国的，因此副校长对我充满了警惕性。不管他的内心是如何真实想的，但他不能容忍人们滞留在外不回来，尤其是经他批准的人出国以后不回来。那位与我友好的校负责人说，他相信我是爱国爱校的，是一定会回来的。他还说一个学哲学的人除了在国外能读书外，还能找到工作吗？他向那位副校长表明，我即使不想回来也会回来。那位副校长也去过国外，想来这话有道理，于是他在我的材料上写下了同意，并签上了他的大名。

　　这位副校长的意见最后反馈到了保卫处。于是保卫处给我开具了证明，同意我到市公安局去办理护照。拿到保卫处的信件，我终于通过了武汉大学的层层难关，获得了通往国外的通行证。这封信不过是用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装着，但它的封口处盖了红色印章，以妨止我在递交的过程中私自拆开。我匆匆地走出了校门，乘上了开往汉阳门的公共汽车。虽然我在武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但很少去汉口，即使去，也是去逛街。这次可是我第一次去汉口办事，而且是去办一件相关我命运的事。我在路上考虑，我申办护照会遇到麻烦吗？如果我有幸得到护照，那么这又需要多长时间呢？到了汉阳门我来到中华路码头，乘上了开往江汉关的过江轮渡。上船的人拥挤不堪。我急切地想早点达到汉口，我知道到市公安局我还要排队。轮船好不容易渡过了长江，我从江汉关又转车来到市公安局的出入境办事处。

　　那里已经排了一条长龙，我也赶快成为这条长龙的尾巴，但不久我的后面又增长了尾巴。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才轮到我到了办事的窗口。我把早已捏在手中的申请材料递给了办事员。进行了大致的审核之后，他便我一个密封的信封，要我交给武汉大学保卫处，这样审办手续便算完结。我问什么时候可来取护照，他说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已办好护照的名单会公布在墙上挂着的小黑板上。我仔细看了看小黑板，上面的粉笔字写得很潦草。我在默默地祈祷，愿我早日顺利地拿到护照。如果我拿不到它的话，那么我的出国梦就彻底地破灭了，我在武汉大学也将永远痛苦地生活下去。因此我非常担心自己会由于种种原因拿不到护照。我在想，我在申办的过程中是否出了什么漏洞。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所有的材料是合乎规范的，是齐全的。我的表格也是按照要求填写的。但我还是有些不安。也许学校和系里那些打压我的人知道我申办护照的消息后，会打电话给市公安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我。这种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当时就听说过，一位教师已经办好了护照和签证，并准备登机飞往美国，但学校有人发传真到海关要求阻止他登机。幸好传真晚了一点，他已经登上了飞机。总之在等待的那段日子里，我会想可能出现的几种不好的结果。

　　过了一个多月，我又大早赶到市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处。一进大门，我的心就激烈地跳动，我担心在黑板上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但令我惊喜的是，我的名字也居然列入众多的名单之中。我怕自己看花了眼，出现了幻觉，定神后仔细看了半天，不错，那就是我的名字。我欣喜地走到窗口，交了一百多元的手续费，领到了自己的护照。它是我出国的通行证。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看这本护照。它是褐色的封皮，上有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里面有我的姓名和照片，并盖有红印和钢印。稍嫌不足的是，字是用钢笔写的，且写得歪歪扭扭，不甚美观。尽管这样，我仍然对它爱不释手。它仿佛是我的护身符，将伴随我去远走它乡。

　　周边的人知道我拿到护照以后，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个护照不是普通的证书，它意味着我与国外可能建立的某种联系，同时也意味着和那些与国外无关的百姓形成了区别。他们有时还专门找到我，要看看那神秘的护照是什么东西。特别是那些打算出国的人更是想一睹庐山真面目。一些对我友好的人总是爱问我什么时候走，还说出去以后不要忘记了他们。至于那些对我不友好的人心里也许不是滋味，但表面上却装出毫无兴趣的样子。

　　6、拒绝放逐

　　在拿到护照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没有去北京的德国大使馆签证。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在德国还没有找到奖学金和其它的资助方式，另一方面我在国内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我出国前后的庞大费用。拿了护照但又没有拿到签证，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它有点叫人进退两难，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如果压根就没有出国的想法和办理护照，那么我就会死心踏地地呆在国内和武大，确定自己发展的短期与长远计划。如果我马上拿到了去德国和美国的签证，那么我也会一心一意地筹划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种种蓝图。但目前却是另外一种情形，我既不能不考虑在国内的境遇，也不能不考虑在国外的将来。这可以说是双重忧虑和双重苦恼。比较烦的是周围的人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出国。我都害怕人们向我提出出国的问题，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到了九一年春季学期，我去德国办理签证的事已经有了转机。我也放出了风说我要去北京办事了。但开学初学校和系里又开始了关于青年教师下乡的宣传工作。我想我很快就要办签证了，一旦签证到手，我将远走异国他乡。因此我就根本不在乎我是否又要下乡的问题。我想即使命运在冥冥之中规定了我非下乡不可，那就等我从德国回来之后再下乡吧。我当时还不到二十八岁，离三十五岁的年龄界线还有七年呢。

　　但学校和系里关于下乡的鼓动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人们大力宣传青年教师下乡如何有利于自身的成长，有一些青年教师还做专场报告讲述自己的先进事迹。同时人们也批评了一些青年教师对于下乡的模糊认识观念，尤其是个别青年教师拒绝下乡的不良表现。我想这也许是在说我吧。对此我不作声，就让他们去说吧，他们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实际上下乡锻炼的青年教师远远不如校系所鼓吹的那样有利于他们的成长，相反浪费了他们从事学术思想研究的宝贵光阴。这些青年教师来到那些偏远落后的乡村，一般是在乡镇一级做一个兼职的副职干部。他们在那里不可能读书，成天就是和乡镇干部一起喝酒跳舞。尤其是青年女大学教师受到了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乡村干部认为，能和她们共同举杯和起舞是人生一大幸事。集中在某一地区的青年教师形成了一个交往圈，以克服喝酒跳舞之后的寂寞之情。这样一些已有的夫妻关系破裂了，一些新的家庭建立了。但有些聪明的青年大学教师在下乡之后又想种种办法回到了学校，其方法多种多样，有的开了假的病假条，有的女青年教师干脆在下乡前就怀了孕，便挺着日渐趋大的肚皮坦然地回到了武汉的家来，对此谁也不敢说一句。有一位从乡下回来的熟人对我说，其实我九零年就应该下去，在农村呆上几天，交几个酒肉朋友，然后弄个这病那病的证明便可以回学校了。我说是啊，也许可以这么一试。但我自己很难做出这种聪明的事情，它不过是弄虚作假而已。

　　哲学系下乡的青年教师马上就要确定了。九零年系里安排了我，但我没去，结果是一位刚分来的大学生去了。今年是谁呢？我想管他是谁，这与我无关。我马上要出国了，系里不至于还要我下乡吧。我横下一条心，即使系里要我去，我也是不会去的。这是因为一旦我下乡一年，那么我的护照说不定会被调销，我所有申办签证的材料必然都会过期作废，那么我这两年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为此我将失去我一生一次重大转变的机遇。

　　我基本上把下乡一事置之度外。我希望它是一个永远消失的梦魇，不再骚扰我出国的美梦。但这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当我来到哲学系时，我看到了布千告栏里用红纸黑墨写了一份公告。它说系里工作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反复斟酌，一致决定两位青年教师到农村工作锻炼一年，其中第一名就是我。我一看就呆了，这真是一个驱赶不走的魔影。系里分明是想阻止我出国，将我困死在武汉大学。我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办事员说这是系里的决定，我服从得服从，不服从也得服从。我说系里有十几名青年教师，这种好事怎么老是针对着我呢？他说这是我运气好。我心里在咀咒，让这好运气见鬼去吧。他们高兴把我的名字写十遍也好，到处张贴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情。我的决心不可改变：拒绝放逐。

　　系里在作出安排我下乡之前，从没单独找我商谈过，了解我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交换看法。如果他们事先找过我的话，那么这也算对我有点尊重。但他们就如此专断地处置一个青年教师的命运。在张榜公布了我作为下乡人员之后，他们也不曾给我任何解释和说明他们决策的合理性。其实他们把我根本没放在眼里，但也许把我看成眼中钉。我独立的性格，突出的学术思想研究能力导致了他们个别当权者对我的嫉恨。他们就是要借这次下乡的机会达到扼杀我的目的。因为我在系里没有任何后台，所以一些与我友好的人囿于学校当时的局势，也不便于公开出来为我说话。

　　系里将我作为下乡人员公布的同时，也将我的名字报告了有关部门，于是他们通知我做好下乡的准备。对此我依然不予理睬。系里知道我的态度后当然非常恼火，但也不想劝说我，而是准备采用行政手段逼我就范。当我再次来到系办公室从我的信箱取出信件时，发现了一张抬头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信纸，上面是手写的关于安排我下乡的通知。它与那份公开张榜的告示差不多，只不过是在信纸的右下角多了一个红印，借此来强调这份通知所具有的力量。我把它瞟了一眼，就顺手将它揉成一个纸团，丢到厕所里去了。我拉了一下马桶的手柄，在一阵哗啦的流水声中，那片纸被冲得无影无踪。这时我感到自己内心淤结的怒气有所舒缓。我又来到办公室，问是谁把那个通知放在我的信箱里。他们说不知道，说这是系领导的事情。

　　我回到了我的小房子，感到事情有些严重。我躲过了九零年的下乡。但不一定能躲过九一年的下乡。系里和校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对我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我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决不轻易就范。如果在我办理签证出国之前，学校一定要我非下乡不可的话，那么我就辞职算了。凭借我自己的本事，哪里还找不到一碗饭吃。辞职以后，我可专心办理出国的事情。想到此，我的心绪就安宁了一些。

　　过了几天，我在房里抽烟，在想去北京办理签证的事情，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我的门，并喊我的名字。我打开门见是系办公室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来到了我的房间，坐下后便把它递给了我。我一看便说这玩意我见过，不过已经被我扔到厕所里去了。他装得很大度，说他很为难。他一方面很同情我的处境，另一方面也不能违背系领导的旨意。他也抽起烟来和我闲聊。他说他也参加了系里的办公会议，其实只有系主任一个人主张我下乡，但其它人都不好反对。系里把我的名单报到了学校之后，这就不再是一个系里的事情，而是学校的事情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么我就是违背了学校的政策。我问系里有十几名青年教师，为什么非要我去呢？他笑着说了一大串话，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他说我之所以倒霉的原因有三。其一，我的专业太突出了。如果我是一个默默无闻者，那么谁也不会理睬我。其二，我没有后台，没有一个大老替我说话。其三，我办理出国之事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他们认为我出国到天堂去了，因此去天堂之前吃一点苦头是应该的。说白了，他们害怕我现在去了德国就不会到农村去接受一年的惩罚。如果我长期生活在国外，那么我将永远与中国的边远落后地区绝缘。如果我几年后回国，那么下乡的政策也许会终止。这是他们肚子里非常明白的事情。因此他们必须要在我办理护照尚未拿到签证时逼我下乡。这样不管我将来是否出国，我也吃了至少一年的苦头。此外这还隐藏着一种可能性：下乡一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使我错过出国的机会。这位办公室的人说，虽然大家都知道系主任是这么想的，但他却从来没有公开的说过。他决定安排我下乡是合乎学校政策的，已得到了系办公室的同意，且送到了学校。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位办公室的人对我有些了解，也知道我和当时校一级的个别负责人有良好关系。于是他建议我不妨去找一找人。但我说我办护照时已经麻烦过人家了，这次也就免了。我还笑着说我出国主意已定，下乡坚决不去，大不了辞职算了。那位办公室的人笑着与我告辞，说出国后不要忘了他。

　　办公室的人大概将和我谈话的结果告诉了系负责人。系负责人见他手下的人不行，便决定亲自出马来打击我的威风。一天我正在房里和两位朋友聊天，他们非常同情我的困境，但同时也给我打气，说我一定能如愿以偿，会尽快到德国去的。大家都在抽烟，房内烟雾腾腾，因此我把房门打开了。正在兴头上门口突然冒出了哲学系负责人的身影。他满脸愤怒的脸充满了杀气，仿佛是一副魔鬼之脸。他傲慢地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闯了进来。那两位好友见势不妙便出去了。系负责人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质问我：我为什么两次都不下乡。我说我办好了护照正准备去北京签证，而且可能就是下个月就去。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先下完乡再出国。我说一年后所有的申报材料都将作废。他说可以再做，我说不行。于是他便火了，大声地斥责我，还使用了伤害和污辱我的语言。这一下可激怒了我。我怒吼般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打压我，不给我职称和其它东西，为什么不准我出国。他作了一些狡辩，但我毫不客气地将他赶走了。从此以后，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系办公室里，我都不理睬他，如同遇到一个魔鬼一样。我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有这么一位不学无术且对人充满恶意的负责人而感到羞耻。

　　这位系负责人带着对我更大的仇恨走了之后，我想这件事也就如此算了。但过了不久我在房内又被急切的敲门声惊动了，原来是教师工作处的一位副处长和学校的一位专管青年教师下乡的负责人。看来我拒绝下乡的行动已形成了一个全校性的事件，惊动了学校负责人。但这两位学校的干部的态度倒是非常和霭可亲，他们似乎不是来对我采用高压政策威胁我，而是来说服我和劝导我的。见到他们这样的神情，我敌对的情绪便舒缓多了。我们一起抽起了他们带来的高档的香烟。他们说明天学校就要开今年的下乡青年教师的大会了，我最好也能去参加。他们还说学校考虑到偏远地区经常停水停电，专门为每位下乡的青年教师买好了水桶和手电筒，我今天就可以去领。听到这里，我就打断了他们的话，说我今天不会去领什么水桶和手电筒，明天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欢送大会。他们一听我的话脸便沉了下来，不过表现得还是非常有教养和策略。他们试图对我实施思想工作，其中一位讲他过去在工作上是如何不顺心，但忍一忍也就过来了，现在不是很好吗。我对这种话没有任何兴趣，而是把我不下乡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他们说学校的政策是不可改变的，但我也强调我的决心也是不可改变的。最后我和他们的态度和语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知道说服不了我，便仍下了一句话，说校长已经知道了我的事，让我看就办吧。我说我大不了离开学校。

　　我拒绝下乡的事情传遍了学校，赞成和反对我的声音都有。我不管这些，仍然天天去系办公室，查看我的信箱里有没有重要信件。一天我碰到了另外一位系负责人。他居然毫不知趣地又要我下乡，我一听就火了，肺都要气炸了，和他拍起桌子来。我究竟见到什么鬼了，为什么这些人成天无所事事就知道逼我下乡？我嗓门很大，大声地斥责这帮打压我的人。也许因为我的声音如同雷鸣一般，所以大楼里的许多办公人员都跑了过来。大部分的人是在看热闹，但也有人解围，仿佛是仲裁者一样，还有个别拍马屁的人装出了随时为系负责人护驾的姿态。不管这些，我大声宣布我决不下乡，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也许是我这个口头宣言发挥了效力，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胆敢和我提起下乡的事情。虽然我在哲学系没有后台，但人们通过这件事也知道了我，我是一个血性的汉子，不是那种甘愿做奴隶的人，而是一个敢于反抗自己命运的奴隶。

　　既然校方和系里不再逼我下乡，我也就不再主动提出辞职的事情。但我在系里却成为了一个异乡人，虽然他们仍没有能最终将我放逐到偏远的农村去，但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我放逐到哲学系一个孤立的角落去，除了每月领工资算是和系里保持一种关系之外，我和他们没有了其它的任何关联。一年一度的晋升职称评奖申请基金都没有我的份。系的负责人也许认为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性措施。我也这么认为。但我不在乎，我真的是要走了。我还计较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7、去德国的梦想

　　在一九九一年春季学期开学不久，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北京申请前往德国签证的所有材料。去德国的梦想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我的德国梦几乎做了十年之久。在刚上大学时，我从农村来到城市已经完成了一个乡村少年能做的最大的人生之梦了，当时根本没有梦想去国外去欧美，但入校后一段时间，我就不断地听到有人被选拔公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去。这就开始激起我出去的幻想，但我知道这个梦离我极其遥远。因此我要立足现实，学好自己的专业。但当我为德国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的伟大作品所吸引时，我就不得不憧憬这个伟大的国家，向往这个享有美誉的哲人与诗人之乡。特别是当我将自己的学习与研究重点转向德国哲学与美学之后，我的案头就放着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而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箴言般的话语常使我年轻的心激动不已。我多么想去德国深造！当时我就买了德语教科书，词典和语法书等，开始自学德语。虽然我坚持不久便放弃了，但我去德国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中。

　　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更是集中于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研究。同时我也感到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界在关注英美和法国哲学的同时，更为重视德国哲学，但事实上，很多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并不懂德语，而是借助于英语文献，有的干脆只能借助于汉语文献。这使我对国内的德国哲学研究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而且对自己的学习也感到可疑。如果我不能借助德国文献研究德国哲学的话，那么我的研究究竟有多少价值呢？于是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便选修德语作为第二外国语。经过了一年的学习我已掌握了德语的一般基础知识。就在当时，德国明斯特的一位美学教授来到北京，想与李泽厚教授合作研究中国美学，并要求我们研究生参与。这更激起了我对德语的兴趣。遗憾的是这项计划最后并没有把我们包括进去。

　　我刚回武汉大学时并没有考虑一定要出国，但后来所出现的危机逼迫我一定要走这条路。当时的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生活上和工作上的。我在武汉大学的恶劣处境使我无法再忍受下去，在那里的继续逗留很可能浪费我生命之中最宝贵的时光，而使我一事无成。因此我必须寻找出路，而去德国这是当时可以实行的选择之一。另一方面是学术上和思想上。我虽然在武汉和北京学习研究哲学和文学已达十年之久，但我感到自己仍然游弋于真正的思想之外，还没有能力进入到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些巨人的思想之中。一个号称思想者的人却不会思想，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种想法强烈地刺激我，它要求不顾一切，去德国学习真正的西方思想。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现在我就计划去德国了。因此我每天更是关注与德国相关的事情，而重中之重就是德语的学习。一门外语的学习在根本上不仅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且也是一种体力劳动，它关键要动口动手。我买了许多德语方面的书，并挑出一本德国人自己编的教材而背诵其课文。同时我还备有一本简明的德语语法书，把一些基本的语法规则抄下来贴在墙上，每天温习。此外我随身都带有一本袖珍词典，有空就翻。我采用了通读词典的办法，每通读一遍时便将熟悉的词汇划上红线。这样当我再次通读时，便将重心转向那些生词。如此反复，整个词典中的大多数词汇都变得比较熟悉了。除了语言之外，我还抓紧学习德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将来居住在德国时不至于一窍不通。当然德国哲学家的汉译著作是我反复阅读的读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在一般的阅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但在德语的听说方面还不行，远远不能适应将来在德国的生活与学习需要。我明白德语日常语言的交流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在德国将寸步难行。于是我想聘请一位私人教师，每周帮我进行口语训练。在朋友们的介绍下，一位德语专业的女同学成为了我的女教师。她来到我的小房子，直接商谈了每周谈话的时间以及报酬。我们约定每周四小时，每小时十元钱。之后我们又确定了一本我熟知的德语口语教材作为我们谈话的基本内容。每次的上课无非是围绕其中的一篇课文进行讨论。时间过了一个月，我感到这位女学生只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认真上课，我的口语进步很慢，于是辞退了她。但她还努力和我保持联系，希望我能帮她到德国去。

　　对自己口语能力的低下，我感到非常着急。我认为自学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而找中国人陪练也不是上策，最好能找一个德国人来对话。当时有一大批外国留学生在武汉大学留学，于是我请留学生处的熟人帮忙，看是否有德国学生愿意和我相互学习语言，他教我德语，我教他汉语。熟人很快帮我找到了一位德国留学生卡罗（Carlo Humberg）。他是波恩附近人，在波恩大学学习汉学近两年，接着在武汉大学学习一年半，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回德国去海德堡大学继续深造。我也是计划一九九一年七月去德国，在此之前我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学习语言了。

　　我们每周学习两个单元时间，每一单元都是半天。前一半时间是他教我德语，后一半时间是我教他汉语，之后就是自由谈论。每一单元的学习都轮流更换地方，在我那里，我们就一起品尝绿茶或乌龙茶。在他那儿，我们就一起喝咖啡，甚至还吃他父母从德国寄来的巧克力。于是我们的语言学习就不是那么单调乏味了。

　　我和卡罗在共同的语言学习中相互从对方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而言，他所代表的德国人的说话，思想，行为与生活方式是我在书本上没法体会到的。对卡罗而言，他认为他跟我不仅学习到了汉语，而且也学习到了中国的智慧。因此他和两个女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由我来给她们上课。其中一个女同学来自瑞士的苏黎士大学，另外一个来自德国的波恩大学。她们和卡罗一样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再三的考虑，我决定给她们开设老子的《道德经》。她们都有德文和英文的《道德经》译本，我又给她们找到了《道德经》的中文版。每次上课时，他们分别朗诵中文段落，并将它翻译成德文，然后中德英三种语言并用，解释其大意。在她们讲完之后，我再一句一句地讲解，并指出她们翻译和解释中的错误。这实际上和欧美大学中实行的讨论班一样。过了几个月，我们基本上通读完了《道德经》全文。

　　由于语言学习，我和卡罗等人建立了密切的交往中。但一个黑头发的人和一个黄头发的人在一起总会引起人们注意，当然根本的原因不是我而是他。在路上，常常有人主动跑来用英语与他打招呼，问他会不会讲英语。他倒用汉语回答他们，弄得那些人大吃一惊，也不再答话了。这么多人找他无非是想和他套上关系。人们一方面能满足心里的虚荣心，有了一个外国朋友，另一方面也许能实现出国的愿望，说不定哪一天这种关系就用上了。卡罗还说有许多中国姑娘与他见了一次面以后，就不断地打电话给他说爱上了他，让他烦不甚烦。他在德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甚至只是一个穷大学生，但在中国却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我和卡罗也不时在校园周边的一些小餐馆吃饭，经常点的菜是回锅牛肉，红烧鲫鱼。另外每人要一瓶啤酒。这些菜当然比学校食堂的菜的味道强多了。晚上我们偶尔也去校大门外的小酒吧去喝咖啡和啤酒。这些酒吧是外国留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因此里面的招待也学了几句蹩脚的英语以便与顾客交流。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好之后，便来了一位女服务生。她高兴地用英语招呼我们，并点燃了蜡烛，接着问需要喝点什么。我们都用汉语说话，但那位女服务生却用英语把我们所点的酒水重复了一遍，惹得我们一阵大笑。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卡罗他们力图用汉语说话，有困难的地方借助德语和英语，我则力图用德语说话，说不清楚的地方也夹杂一点英语和汉语。我给他们讲了我小时候听到的关于鬼的故事，他们说这很刺激，遗憾的是现在没有鬼了，也没有人讲鬼话了。

　　我在进行语言强化的同时也进行了经济准备。去德国的费用至少也要一万元，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当时工资很低，每月不足一百元。我要解决经济问题没有其它办法，只有靠借。我找家里借是不可能的，老母亲本来就需要我来赡养，要我给她钱。我找亲戚也不成，他们大多处于一种贫穷状态。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同学和朋友借。如果我多找几个人，他们每人给我凑一点的话，那么我的困难就可以克服了。我分别向他们发出了求助的信息，他们马上就给我筹集了一大笔钱，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在感谢之中接到他们的钱，很多人是把自己积攒多年的钱借给了我。拿到钱之后我在考虑我怎么合理地使用它们。出国前我要置办行装，购买车票，还要对付其它开支。出国后我也要吃和住，另外我还要给母亲一笔钱，作为她一段时间内的生活费用。

　　待一切准备就续以后，我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初便拿着相关的申请材料前往北京，去申办到德国的签证。虽说我平时放风，说随时可能去北京，用以反抗下乡的安排，但我这次真正去办理签证手续时却不敢声张了。我害怕个别小人会捣鬼，给我增添麻烦。于是我偷偷地买了去北京的车票，没给任何人打招呼便乘上了火车。我知道几乎每天都有武汉大学的人乘坐这趟车上，因此尽量不走动，以免碰到熟人而走漏了风声。我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小心为妙。

　　我到了北京，便住在朋友给我找的一间房子里，然后开始找与德国有关的人，询问德国驻华使馆的具体地址，以及签证面谈时所应注重的问题。他们说去德国的签证很困难，因为它排外思想很严重，不仅新纳粹公开表明了这一观点，而且其他人包括一些政客也在暗中支持。我有些担心，生怕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事情。但我给自己打气，千万不要心慌，一定要沉着，等弄清楚签证官提出的问题之后，经过思考再小心翼翼地回答。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完全亮，我便骑着自行车奔向朝阳区的德国大使馆签证处。路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大街，路上几乎没有车和行人。于是我骑得飞快，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一看我吓了一大跳，那里已经排了十几位等待签证的人。我赶快放好车，排了上去，并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大多数比我年轻，是刚毕业的和在读的大学生，都是前往德国自费留学的。他们说大学中正涌起出国潮，人们除了去美国之外现在又兴起了去德国。其原因在于德国免学费，且签证时语言要求不高。当然去德国也有些问题，一是进入专业学习的德语考试较难，二是没法申请到奖学金。但不管怎样，大家认为先去了德国再说。这些排队的人都抱有这样一种侥幸心理。他们还告诉我，德国签证处每天只接受有限的申请者，因此人们务必排在前头。在我前面的人有的是零晨两点就来了。排第一名的小伙子整夜就睡在门口。但他排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姐姐。她现在还在天津，但在签证处开门时会准时赶来。我在签证处院外焦急地等着。东方的天空慢慢地变白，马路上也开始活跃起来。随着太阳的升起，路灯逐渐失去了它的光辉，并在人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熄灭了。在一声铃响之后大院的铁门朝我们打开了。人们蜂拥而上，直奔院内签证处的窗口。在工作人员的喝斥下，人们在窗前排起了队，但原来在院外的排队的顺序已经有一些变动。人们依次将申请表格以及相关材料递给了窗口内的工作人员，然后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等待签证官的点名面谈，每当一个人被叫唤时，他后面的一个人也往往会激动地跟过去。大概过了十几名终于轮到我了。见到签证官，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表达不清楚或者说错什么话。但我还是努力控制自己，要求自己泰然自若。那个签证官只是问了有关我个人的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便说一个月之后签证处会通知我的。我出来以后在签证处的大门外逗留了一会，与一些人聊天了解情况，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当面拒签了，充满了沮丧和愤怒。看来我还算幸运的。

　　我悄悄回到武汉后便等待消息。过了一个月，我几乎每天都会到系办公室打开我的信箱，看是否有德国驻华使馆的来信。有一天系里的收发员手里拿着一封信，神秘地问我是不是要走了，并要我请客。我告诉他请客没问题，但是不要声张。我打开信一看，它正是签证通知书。我要带上一些外汇券，前去使馆领取获得签证的护照。

　　为了防止意外，我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德国的一个大旅行箱包，里面装满了我的衣服，但我还必须处理掉我房内剩余东西。我将书籍部分送人，部分卖了。至于衣服和生活用品，我准备带回老家。我给家里发了封电报，请我二哥来汉帮我把东西搬运回去。我们坐长途汽车回到了老家。母亲更衰老了，家里那间瓦房也更破旧了。我就要离开家人，但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自己也不清楚。想到此，我心里不禁有些感伤。我给了母亲一点钱，并告诉她我还会托我的同学以后寄生活费给她。知道我回家了，我的姨也来了，和母亲在一起说话。我的两个姐姐也赶回来看我。看望我的母亲和家人之后，我又去洪湖探望我的叔叔，他是我父亲唯一在世的弟弟。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他几乎认不出我来，但还能抽烟。我买了一些烟和酒送给他，并给了他一点钱作为他的医疗费。看到了我的叔叔，我就会想起他死去的哥哥，我可怜的父亲。但我也知道，我的叔叔只怕也活不了多久了，那时我不一定能参加他的葬礼。

　　六月底，我将我的房间清理得干干净净。里面除了一张我借来的睡觉的席子，就是那将随我远行的黑色旅行箱。很多朋友知道我要走了，都跑来与我道别，并准备轮流给我饯行。但我婉言谢绝了。这主要是怕有人知道而阻止我出国。只是在离开武汉那一天的晚上，我与几位密友在珞珈山庄聚了一下，随后他们一起把我送到了武昌火车站。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我们分别了。我们谁也不知道将来是否有重逢的机会，我看到他们其中几位眼里充满了泪花。

　　我一到北京站，卡罗和我的几位好友在站前接我。安顿好之后，我和卡罗来到了德国大使馆签证处。我领到了签证，但看到有效期只有一个月，便觉得有些不解。于是卡罗去问了签证官究竟是怎么回事。签证官说这没有任何问题，我到了德国之后马上就可以延长一年。因此我们放心地出去了，到了建国门外大街上一家饭店的酒吧里去喝咖啡。卡罗说如果我坐火车的话，那么现在还必须尽快办理苏联，蒙古和波兰的过境签证，同时还要预定火车票。

　　我在北京的寄居地休息了一下。第二天天没亮，我便来到了苏联大使馆前排队去办签证。天啊，那里的人比德国签证处的人不知要多多少倍。我在那转悠了一下，才知道他们都是些倒爷，全是到莫斯科做生意的。他们说，我今天排队肯定没指望不过还有补救的办法。这就是多出一两百元钱托人把材料从后面送过去。门口有许多人就是做这种事情的。我的每分钱都要数着花，因此我只好回到寄居地准备明天更早起来排队。我一夜都在似睡非睡的状态。大概到了四点钟，我便起床了。我赶到使馆前发现人不多。这样在开门后不久我就把申请材料递了进去。他们说过两天就可以来拿签证，并带上手续费，付人民币就行，不用付外汇券。我拿到苏联的签证后又去了蒙古使馆。那里的人也很多，有些人是我在苏联使馆前见过的。不过蒙古签证办得非常快，当然也得等两天。如此这般我还去了波兰使馆。

　　我就这样马不停蹄的办理了三个国家的过境签证。之后我又去买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当时车票很不好买，据说票价是一千，但指标也值一千。幸好我的一个同学是新华社的记者，他去苏联时坐过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这趟列车，并与铁路局的官员交情颇厚。于是他带我直接找到那管票的，轻而易举买了张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票。拿着拥有四个国家签证的护照和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票，我知道我的德国梦就要实现了，那个遥远的国度已经不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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