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解释与估价

戚本芬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暨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

内容摘要：技术哲学是对于技术的估价，技术估价以技术本质的解释为前提。本文试图通过对技术哲学史上关于技术解释与估价的几种主要方式，特别是一种历史的、系统的技术概念的分析、考察和评价，来提高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行动的自觉性，同时对“技术时代”的难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 键 词：技术哲学、解释、估价、平衡、限制

现代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舒适、便利，带来原先梦想不到的物质可能性。但是它的负面结果和对于人类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深远影响也日益引起人们的焦虑。是否人们高估了技术的利益而低估它的代价和威胁？技术的本性和作用究竟是什么？面对技术扩张的负面结果和可能威胁，我们该如何行动？可以说20世纪以来兴起的技术哲学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技术哲学是对于技术的估价。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扩张，它的普遍性和深远影响的突显，技术估价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紧迫。显然为了人类的根本利益，一个审慎、健全的技术估价是必须的。而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们需要对技术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技术估价以技术解释为基础。鉴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技术哲学史上关于技术解释与估价的几种主要方式和一种反映当前技术哲学发展趋势的历史的、系统的技术概念的分析考查和评价，来提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行动的自觉性。同时对当前技术时代的难题及其可能的解决谈一点意见。

一、工具性的解释与估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在工程师和哲学家中被广为接受的技术观点是：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技术哲学的奠基者、地理学家和哲学家凯普（Ernst kapp）在他的《技术哲学的轮廓》（1877）中，把技术发明解释为想象的具体化，把技术活动解释为“器官工程”。在他看来，技术是由人体器官的缺陷决定的。技术产品是人体器官的替代物或者延伸。手是所有技术产品的模型或原形工具。比如，锤子就是对带有拳头的手臂的模仿。

对于工程师埃斯（Max Eyth）来说，“技术是一切赋予人的意志以一个具体形式的事物。”[1]技术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新的物质产品。他把创造发明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思想观念的萌芽；观念的具体化；发明的成功地传播和利用。

阿拉德（Alard du Bois-Reymond）接受发展了埃斯的思想。对于他来说，每一个发明都在于指出确定的、与特殊的人的需要一致的技术可能性。他把发明的行动（心理事件）与它的客观的具体体现区分开来，认为创造的理智的成就只在于认知行动。由它自身看，它只是物质要素的没有理性的结合。这也就是说，它既不善也不恶，而是伦理中立的。

对于迪索尔（Friedrich Dessauer）来说，“技术是从观念派生实在，通过有目的地形成和加工处理自然资源。”[2]又说，技术“是使发明成为可能的东西。”他认为自然包含人的需要的潜在解决，我们的任务是去发现它们。所以，一方面有一个拥有大量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自然，另一方面有能够发现它们的人的理智。

从上面几个技术的定义和解释看，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技术看作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从这种技术的观点出发，在技术的作用的估价上，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大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相信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的生活条件的完善、人的拯救和地上乌托邦的实现。比如，凯普就把技术看作是文化、道德、理智的进步和“自我拯救”的手段。迪索尔则认为通过使先在的技术形式的潜在存在现实化，人执行创造职能。上帝利用技术的人继续他的创世活动。

如何看待这种技术观点？几乎每一位对技术哲学进行考察和评价的哲学家都要反省这种技术观点，并把它作为深入讨论的起点或“跳板”[3]，靠着对它的评论，展开他们自己的思想。另外，大多数评论家们都肯定这一观点不是错误的，或者更明确的说，它当中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理思想，这就是它论述了技术与人的必然关系。与此同时，哲学家们也都指出这种观点是过于明显的，片面的。它包含一定的真理，但绝不是全部的真理。这突出表现在它不能对所有技术手段都有副作用和技术中的异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依照工具性的解释，技术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产物，所以它应当反映人的希望和愿望，而不能是异于人类的。进一步说按照人的需要转变的世界，应该使得一个高度的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治真正地成为可能。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从文化哲学到社会批判理论，再到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人们对近代技术的结果有广泛的报怨。人们强烈地感到人所创造的技术产品已经异化为人的支配者，它的许多结果肯定不是人们原先想要的。说明这一点，让我们转入技术解释与估价的各种反省和批判的方式的分析考察。

二、各种反省的和批判的解释与估计

概括地说，19世纪前，在工程师和哲学家中有一种广泛地无反省地接受技术的成就和便利的倾向。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否定影响的突显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逐渐导致20世纪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对它的反省和批判。

20世纪30年代后，技术逐渐成为文化哲学的话题。一个最早的有影响的技术批判的解释是由贾斯珀斯（Karl Jaspers）在《近代人》（1931）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与大众社会的结合中，技术和表现技术的合理化、机械化的倾向已经在一般人那里产生一种对待事物的事实问题的态度和失去个性的人民。技术的压倒一切的权威已经把就个人而言是有意义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平庸沉闷的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扮演。技术倾向于把人与他的历史和他的本性分离，因此，一定不能允许它成为人的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它的适当的作用应当是一个非强迫人的自然的中介。要抗衡技术，人们应当使他的非技术的认知敏锐、清晰。贾斯珀斯这种把技术与理智上自治的个人理想相对立的探讨方法对现代技术哲学有很大影响。在现代技术哲学文献中，它以大量的多样的方式不断被重复。                                    

在《技术的考察》（1949）中，加塞特（Jose Ortegay Gasset）把技术置于广阔的文化人类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考察。他不把个别发明看作技术特有的特征。他指出在技术发明中，决定性的东西是人们把什么称为“生活计划”，人只是生物学上被决定的，而不是文化上被决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总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技术服务于他们的生活计划的目的。在这当中，生存的需要是从属的，决定性的是那种能把人提升到他的生物学的存在之上的东西。技术发明不可分离地与人的自我创造能力连接。要成为人就要有一种技术。今天的技术已经完善到一个在此之前不能想象的程度，它能为我们选择的任何目的服务，我们所缺乏的是为给定的技术潜能想象值得向往的目标的创造力。

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对技术作了一个沉思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依照他的观点，技术不只是目的的纯粹手段，它同时是现实世界的构造和展现。在他看来，被人们称为现实的东西并不是永远固定的，而是历史地不断地构造和展现的。在此过程中，手段和目的的设置不可能超越人们称为现实的那些东西。一切时代的技术活动都是在先前时代存在的展示基础上进行的，它们自身反过来又将成为未来技术活动的前提。人能决定采取或不采取一个或另一个技术活动，但是他并不支配它的可能性条件或方式方法。因为后者是先于人的行动的世界展示，而不是单纯的人的行动。它们构成人的行动的限制，而不是人的意志可以随便支配的。海德格尔看到技术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手段，而是具有肯定或否定价值的某物。作为现代技术活动的结果或一种存在，它们对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可能性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和限制。他说近代技术挑战自然，挑战人，以致人们想逃避技术展现都不能办到。人被技术世界的存在包围，他的行动到处都由它决定。人在不断生产（展现）技术对象的过程中已面临被卷入技术漩涡的危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由于这个危险，人也被给予了认识技术的实际本质即“真理”的机会。

阿恩特（Hannah Arendt）在《人类的条件》（1958）中，对近代技术的结果做了一个坚决地否定的评价。在他看来，古人坚持沉思的理想生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现代人依照功利考虑一切事物，并且只依据手段和目的来想象每一行动。以致在盲目过分的技术活动中，失去了所有确定的目标，并以无尽头的过程，不确定的技术活动取代了前者。在这个过程中，手段经历了不断的改进，而它们原来打算服务的目的，（无论它们是什么）却完全处在技术视野以外。

各种文化哲学大多关心技术对个人的自我形象或他的未来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此不同，社会批判理论特别强调与扩张的技术化相联系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是谢尔斯凯（Helmut Schelsky）在他的《科学文明中的人》（1961）中发展了的“技术国家”问题。他的反省来自这样一个观察：今天人们与他的环境的关系是由无处不在的技术决定的。是人创造了这个技术世界，然而它的问题只能由系统地计划、适当地执行的进一步的技术来加以解决。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必然征服丧失了他自己的自治的确定目标的人。科学和技术的命令取代了政治行动。国家和技术由此结合以形成技术国家，它的仅有的目标就是手段的完善。其结果是一种“技术统治”。包括技术专家和政治家都同样从属于它的统治。谢尔斯凯的这一观点明显地触及了一个近代技术的中心问题，所以由它引起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是不足为奇的[4]。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的论题与此相关，但着重点有所不同。他们强调的是社会解放的和社会政治的隐含和对于存在条件的批评，而不只是对于组织结构的诊断和发明。他们理论的参照点，除了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以外，主要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霍克海默在他的《理性的遮蔽》（1947）中，也描述了在科学技术工具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客观有约束力的理性地建立起来的目标失去了的问题。

马尔库塞在其《单面人》（1964）中，对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一般意识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批评。他无情地指责资源浪费，社会开发和军备的基督教的预言的完善等罪恶。依照他的观点，一个社会如果在具体生活现实和技术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的不一致，那么不管它的内在的技术有效性如何，它都必须被贴上无理性的标签。他还指出，技术进步已经变成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标准。在与生产率和持续增长的神圣要求的结合中，它已经导致把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化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控制系统，它不允许任何相反的可替换的和可能的共同选择的观点。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一文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技术统治导致对确定的基本权利的否定。因为技术的因素被不适当地用来为客观上过时了的权利结构的保留提供一个意识形态的上诉法庭。他的目标与马尔库塞的一样，在于把人民从他们的无反省，无批判的态度中唤醒，使他们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真正的意识”）。不过他们在政治战略上不同，马尔库塞赞成革命的措施，哈贝马斯则认为问题的解决在于那些有利于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和免予支配和压迫的价值标准的再定向。

如果说文化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是人的自治或解放的文化和政治价值定向的，那么罗马俱乐部的几个报告则是基于功利主义自身考虑的。它们对近代技术的加速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灾难发出严重警告，并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争论。在《增长的极限》（1972）中，作者们依据过去的倍增的发展趋势，使用有效的数据，根据世界人口的增长，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和有害物体对环境的破坏等几个模式计算，得出如果现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加改变地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大灾难得结论。尽管这些计算和结论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他们探讨技术世界问题的方法和基本理论假定还是得到人们广泛肯定的。地球是一个系统，因此全世界人口，环境污染和原材料和能源消耗不能没有限制地增长。他们蔑视物质增长的神话，认为即使伴随新技术的使用，如增进食物生产，更有效地利用综合材料，海底资源开发等，也仍然有一个增长的限度。作者们认为这个限度100年后将被达到，所以他们认为尽快改变这些增长趋势，建立生态和经济稳定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罗马俱乐部总裁奥雷利奥.佩西的报告《未来一百页》（1981）对由技术化，工业化而来的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灾难也发出了警告：人口爆炸；支持人类生活的全球生态系统由于占用和污染而受到威胁；以金融和财政混乱，通货膨胀，失业，消费过度和资源浪费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危机；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军备竞赛；技术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等等。他警告“世界正在迅速走向灾难”。而且“对我们人类最全面，最荒谬和最直接的威胁却是我们自己以严厉的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他指出，相信科学技术“进步”相信依靠纯技术的办法，物质的手段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是目前全球危机的原因之一。他提出解决全球危机的关键因素是提高人类素质，能力和责任感，是采取一种与现代人习惯的僵硬的技术数字的方法不同的“新的思维方法”。[5]

以上对各种反省的和批判的技术理论的一个一般的考查已经表明技术解释和估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理论立足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技术不只是人们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作为一种存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施加诸多的影响和限制。技术的加速发展不仅带来个人文化和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引发一系列全球危机。这些都表明盲目的无反省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得不到辩护的。相信技术进步，物质需要的满足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使一切社会冲突、悲剧归于消失，这只能是幼稚的梦想。以上思想家的著作和论述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这无疑是他们对技术哲学的重要贡献。但是应当指出他们的思想也有其片面性。当技术的工具性解释者相信技术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时，他们则强调技术的结果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冲突；前者强调技术中立的方面，对技术进步持乐观主义态度，后者则强调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对技术前景大多持悲观主义态度。除了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以外。双方都把技术当作沉思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参与选择、实践的生活形式之一。这些都表明技术哲学有待于综合，有待于深入。

三、历史的、系统的解释与估价

拉普（Friedrich Rapp）在概括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技术哲学状况时说了下面一段话：“在文献中，人们发现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如导致近代技术的动机，现在情形的本性，未来发展问题的正相反对的估价。大部分文献是与某个特殊的科学原理或哲学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专业结合的。比如，技术哲学在控制论，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语境中被讨论。因为从一个外部的参考框架派生它们的本质，所以这些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综合的技术哲学概念。这种概念和方法中的变化与内容上的显著差异相对应。……这些研究方式的不同在最近几次主题为技术哲学问题的哲学大会上表现是明显的。如果人们翻阅米切恩（Mitchan）和麦克西（Mackcy）关于技术哲学的综合注释的文献目录，这个印象会进一步加强”。[6]

面对这种理论状况和由技术增长、传播而来的种种实际问题，70年代后，技术哲学的兴趣开始转向关于技术的实践限制和控制问题。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感到“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没有关于技术的一般观点，人们关于技术的实践就不能深入”。[7]基于这种认识，一批哲学家转入了综合系统的理论思考。拉普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在《分析的技术哲学》（1981）中，拉普写道：“这本书的目的是提出一个考虑技术发展的历史的系统的方面的技术哲学分析，提供一个论题上有序的关于问题和它们的基本解决的总的看法，与此同时，对相关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8]鉴于拉普的历史的综合系统的技术概念反映当代技术哲学的要求和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在当代技术哲学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下面让我们对它作一个分析考察。

依照拉普的观点。技术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不是“技术时代”独有的现象。人由于他的生物学的缺陷，当面对自然和自己本性的要求时，总是得要诉诸技术。人的基本需要：食物、衣着、居住、健康护理、出行和安全防御等等都需要技术手段。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技术活动就将一直进行下去。它是不能由技术批评加以排除的。

拉普表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技术概念。如加塞特区分三种不同的技术概念：前历史时期的运气技术；古代和中世纪的工匠技术；近代的工程科学技术。舍勒尔区分四个根本转变：从魔术技术到肯定的武器和工具技术；从依靠锄头的耕种到农业（犁的使用）和牲畜饲养；从依靠手工操作的工具到依靠自我供给动力的发动机；从早期资本主义的体系到把煤作为能源的使用。依照拉普的观点，由于技术对象的生产和使用总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它们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活动的实际的结果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因而对技术的一个无历史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从整体上看，技术的发展有被使用的程序的复杂性和技术产品的操作的有效性不断增加的特征。各种技术之间有内在联系，如近代工程技术使信息技术成为必需，后者又使另一些技术成为可能。另外他肯定一个时代的外部现象必然由所包含的技术形成，后者必将对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施加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确实起重要的作用。

但是拉普反对把这种作用夸大成为决定性的。在他看来，技术像语言、伦理、宗教和社会制度一样，是人的生活形式之一。不仅现实地历史地看，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归根结底它是人参与选择创造的，因此技术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是不可接受的。他争论道：首先，在任何给定社会中，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生活都不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从相对应的技术状态中派生出来，比如在中世纪，技术的一般水平在中国，伊斯兰国家和欧洲差不多，而它们的个体特征和集体生活却是相当不同的。其次，关于技术是所有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的要素的主张不能被经验地证实。对于历史学家是有效的原始材料只证明确定的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之间的同时性，而不能证明哪一个要素是因果上在先的。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向进一步研究开放，它必须容纳互为因果的可能性。最后。历史的研究不可能陈述一个给定事件的必然结果，它只能表明一个确定的历史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因此今天技术状态的必然结果将是什么，这个问题绝不是清楚的。他说“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是主观知识不充分的反映，勿宁说是历史进程自身的客观的开放性的说明。”[9]

拉普反技术决定论的思想依赖于他的历史的系统的技术概念。依照他的观点，技术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现象，对于它的理解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要素，而不是片面强调一种要素。他指出，首先，任何时代的技术活动总是与意识形态的预先假定（一种确定的世界观，一个相应的技术知识状态）和信奉，动机相联系，后者以确定的方向引导技术潜能。其次，技术过程的具体执行依赖确定的质料前提。如原材料和工具，以及与它们的使用相伴的适当的组织形式（专业化，劳动分工）和经济交换过程。最后，在直接的想要的结果以外，还必须说明技术活动对于人自己和环境的第二层次的影响。所有这些要素都是随着特殊的历史情景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些特殊形式决定每一具体情况的特征、技术的自我形象、技术发展的相应状态，以及技术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应起的作用。[10]

依据他的历史的系统的技术概念，拉普批判检验了三个不同的技术发展模式。他指出由于它们每一个都强调一个不同的驱使力量或技术发展的决定因素，因而每一个都存在着困难。

决策理论的模式认为给定技术行动的多种可能性，一个确定的选择过程必定发生以决定哪一个可替换的选择将被实现。拉普认为这个复杂的决定过程的一个简单清楚地描述有三个困难。工程师是技术行动中作决定的权威，但他们并不因此有权决定目的。产品是为了使用生产的，由此看是经济决定，但经济从属于政治制度干涉和调节。政治又易受特殊利益群体或专家，公众意见的影响。给定这个决策结构的复杂性（伴随不同的目的，决策者的各种利益，价值偏爱）那么很明显人们不能谈论一个清楚的唯一可规定的过程。

社会理论模式认为原则上人们能在技术行动的外部和内部前提之间做出区分，人们在两方面都做出决定，而又不能避免它们的影响。外部前提包括原材料和工具，人口统计，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以及与技术联系的交换和分配过程。内部前提包括人的文化、价值。人不只是依照确定的法则和本能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自然产品，而且是在自由中规定自己的文化产品。有意识有目的的每一行动都反映他想实现的价值和目标。拉普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内部和外部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应如何以一个概念上充分的方式被描述的问题。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又是技术的创造物，因此有一个人与技术的交互作用问题。而不是片面地不成熟地宣称或者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条件是唯一相关的要素。

行动理论模式认为技术是人的目的定向的对于自然的征服活动，拉普认为这个过程总是与技术的，社会的和哲学的前提连接的。技术前提包括原材料，能源，工具，机器和知识状况和能力。社会前提包括生产，分配和使用技术产品的个体，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具体工作过程，组织原则和经济交换过程。技术和社会前提只提供技术活动的潜能，它的实际的实现还有赖于一个哲学的前提，即关于人的存在和本性的确定的观点，它表现为技术行动的适当的动机，后者反映关于价值的一个特别的序列，它们规定什么被看作是值得追求的。依照它们，实际的决定情形才能获得一个命令的身份。而由工程技术自身，则只提供假言命令。它们陈述的是，如果确定的原因（前提条件）被满足，那么那些效果就会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然而由它们的本性，它们并不能提供存在资源应该用于什么目标的信息。⑾

总之，拉普反复强调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包含许多决定因素，许多方面的统一整体。因此“任何只集中注意力于那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一种要素的理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⑿从这种历史的系统的，人与技术交互作用的技术概念出发，拉普认为工具性的技术乐观主义是缺乏哲学的反省和批判的，同样各种技术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悲观主义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各种技术的和社会历史的前提并不提供技术行动的绝对命令。

历史的系统的、人与技术交互作用的技术概念由于它自己的整体性和开放性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它自己的理论困惑，它不能陈述或预见现在技术状态的必然结果。尽管如此，它较之以往的技术哲学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就是它不把技术看作沉思的批判研究的对象，而是看作人的生活形式之一；它不是技术批判，把出现的问题归罪于技术，而是要求人们依照历史的系统的技术观，针对自己时代的技术问题而有所行动，有所改变。“因为，所有的技术行动都反映确定的价值概念，所以一个再思考和态度的改变是必须的，如果在存在的实践中任何的变化应当发生的话。……实际的问题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存在和未来技术活动的可能性，使之实际上服务于人类的幸福。”⒀

四、“技术时代”的难题及其可能的解决

依照前面关于技术解释与估价的一般观点，下面我想就“技术时代”的难题及其可能的解决谈一点个人看法。

技术虽然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但是现代技术确实有许多以往技术所没有的特征，是这些特征使人们把近代称为“技术时代”，是它们引发了人们对近代技术发展的结果的焦虑。关于现代技术的特征，不同的作者为着不同的目的已经做过许多概括。与技术时代的难题相关，表明技术估价的紧迫性，我想强调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如许多作者注意到的那样，现代技术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用了一百年，而当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只用了二十年，变化发展如此之快，以致人们来不及做出反应，人们不得不转而预计将来要发生什么。”⒁发展加速是技术自身的累积和加强机制的必然结果，所有已经获得的技能，程序和工具都将被用于解决新问题，由此有了新的技术。由于每一种根本的技术都对所有技术过程有一种基数的不断运算的效应，所以技术自身的一般水平越高，由此产生的结果就越宏大。现代技术的爆炸性的发展态势不仅使得个人和社会跟不上它的步伐，来不及做出适当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假定了技术自身的实在性，它的副作用，这种加速发展的结果会是什么，人们普遍感到忧虑。

其次，现代技术具有普遍性或无处不在的特征。正如拉普所说，近代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世界的外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从地域上说，它已经扩展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物理世界方面来说，我们被技术世界包围，举目所见，各种建筑物（工厂、街道、桥梁、机场、居住区）和生活用品（衣物、食物、医药、电器、交通通讯工具）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外部世界的改变，不仅直接改变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人类的理想和自我形象。数量和物质的进步被看作最高的价值，绝对的参照点，通过大众化生产，技术拉平了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情趣，使他们失去了个性。技术（程序）对于人的制约从个人和社会领域的计划和合理组织的标准化一直扩张到增长着的国家的权力。技术系统和自动装置虽然使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的减少成为可能，但也使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成为必须，使物理的工作日益从属于控制的功能。普遍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全球扩张，西方技术伴随西方文化已经扩张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其结果是一个技术的超级文化正在形成，它夷平一切其他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由此不仅使发展中国家产生文化不适，而且长远地看，必然使人类文化失去活力和多样性，在遇到问题时失去文化借鉴和创造的资源。

最后，现代技术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宏大的结果和深远的影响。它们对人的存在构成威胁，使人感到对自己的创造物所带来的威胁无法控制。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它们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范围的同时，也使外国干预和虚假新闻，舆论操纵成为可能；工业化，技术化使全球自然环境破坏，生态不平衡，原材料和能源耗尽；由核技术而来的武器的完备有使基督教预言的世界末日来临的危险，基因工程有使生物的免疫力下降，并通过生物链对创造它们的人的存在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

现代技术的加速，普遍性和深远影响的特征表明了技术估价的紧迫性，同时也表明技术时代人类面临的窘境：一方面，人类的存在离不开技术，技术产品已经构成我们的生活所依赖的“第二自然”，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舒适和便利。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产品的具体的客观的特征和内在的发展要求，它们最终反映物理世界的结构，因此导致对人的行动自由的许多新的限制，甚至可能支配我们的命运，对我们的存在产生严重威胁。这正是为什么技术由人有意识地创造，现在人们却感到它成为一种异己的可怕力量的原因。

如何面对或解决这一技术窘境或难题呢？由于与技术相关的异化问题是基于技术程序自身本性的，它们如克卢森（Wolfgang Kluxen）所说是只能在人们愿意放弃近代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或利益的范围内才能被消除。所以一种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是停止技术活动，废除技术发明，放弃现代技术的舒适，便利。但是似乎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既然如此，那么“那个任务立即就变成对付而不是取消异化”。⒂因为与技术相关的异化问题归根结底证明是人的自我选择的命运，所以它们只能通过系统的思考、决断或价值序列的安排来加以解决。

杜威早在“民主信仰与教育”（1944）一文中。在评论当时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就指出：“双方都遗漏了一个前提或忽略了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并不是非人格的宇宙力量，它们都只能在人类欲望、预见、目的和努力的媒介中起作用”，所以人们不能“在实践上否认人类对于其发明和应用的东西所引起的结果负有任何责任。”⒃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技术窘境（难题）不仅源于我们对技术本性缺乏认识，对技术期望值过高，把只有人类智慧和努力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适当地委之于技术本身，而且源自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内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技术定向的价值和那些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之间的一个平衡。严格地说，我们应当使技术的进步从属于社会的和文化的标准，“每一个当前的技术创新都应当依据它是否合乎社会的需要来估价”这也就是说“可以想象一些技术改进被放弃，如果它们在整体上会使社会条件变得不是更好，而是更坏。”⒄

技术是人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但是技术自身有一种自我加强的力量，它一经产生就有了自己的实在性，有了自我发展的要求。技术的问题要求新技术去加以解决，后者产生的问题又需要更新的技术来加以处理，如此下去，常常会使人为了技术而技术，而忘记了人最初发明技术的目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技术的无限制的扩张要求给予必要的限制。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人口的增长和对自然的开发占用有它的限制。同样，在人的关系方面，在技术的组织的可行性方面也有它的限制。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如婚姻、爱、友谊、忠诚等如弗瑞尔（H.Freyer）所说，是基于它所包含的人的直接的联结，它不能是有意识地打算或系统地计划的。在社会问题上，即使最完美的制度，组织结构和技术帮助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提供外部框架。关于这些东西的实际的生气则需要真正的人民和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希望和兴趣。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它们只能由一个时代的哲学，文化和社会科学提供，而不是由科学技术提供。

鉴于当前技术估价中，是那个加速构成实际的问题，也鉴于当代技术的普遍性和深远的影响和人们对于它的结果还缺乏明晰的认识，在技术的广泛应用上，对于技术的限制和可能性的一个健全的研究和一个审慎的自我限制的态度是必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技术活动应当完全停顿下来或现在取得的技术成就应当被抛弃。它只是“意味保证关于技术的决定等候关于它的副作用和长期影响的批判的估价”。⒆

总之。如果我们能像杜威、拉普和许多后现代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克服西方长期的理论沉思与人自身的伦理实践分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是把技术看作沉思批判的对象，而是看作人类的生活形式，那么应该说它所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物理的，还是存在和文化的，都有待于人的技术价值的再定向，系统地通盘的思考和对于未来技术发展（包括发展的强度，深度和速度）的引导。这可能是我们能接受也能做到的处理技术时代的难题的仅有的方式。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Friedrich Rapp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 translated by Stanley R ．Carpenter and Theodor  Langenbruch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 Holland ．Boston ,USA ．London , England 1981

P.34;  P.34 ; P.14;  P.20-21;  P.21;  P.69;  P.25;  P.59;  P.70;  P.172;  P.171;  P.177;  P.168;  P.178

[3]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4页

[5]奥雷利奥．佩西《未来的一百页》 汪帼君译，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4年版第103 页

[7]Louk Fleischhacker. Technology and Human Dignit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March 1999  P.77

[14]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 梅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6-17

[16]约翰．杜威《人的问题》 傅统先 邱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