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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尔泰斯：谁的奥斯维辛？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7-9 【哲学在线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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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奖之前，凯尔泰斯不仅不被我们国内的读者了解，就是在整个英语世界也鲜为人知。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的只有两种（但有5种德语译本）。 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少年时代的凯尔泰斯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后，匈牙利霍尔第政权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跟随法西斯德国，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遭遇空前的苦难。1944年5月，德国军队进驻匈牙利，大批犹太人被强迫去前线充当苦工或是被投入集中营。这年6月，不满15岁的凯尔泰斯和其他匈牙利犹太同胞一起被遣往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在少年凯尔泰斯心中留下了至深的烙印，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形成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凯尔泰斯当过记者，后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和翻译为生，他翻译的作品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名家的书籍。 1960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把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写给世人。“1961年，我开始写小说已经一年了。我必须抛弃一切。公园中的草坪仍泛着青绿，黄黄的落叶铺在上面，我漫步在这松软的土地上。不远处的一棵棵橡树上依然挂着枯叶，好像是一只只无精打采的手。我感觉，倘若我自己经得起忍耐，奇迹就会来临”。（《苦役日记》首篇）。这或许是一种预言，而如今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恰好实现了他的这个预言。凯尔泰斯在10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对我40多年所受禁锢的报偿”。 ] 当奥斯维辛从幸存者们那随着年岁一同羸弱的手中缓缓滑落的时候，奥斯维辛将会成为谁的呢？这其实并不是问题，——它将属于新的、而且是日新月异的一代代后者，当然，如果他们有那种接纳需要的话。 那些幸存者作为种族屠杀唯一的感性所有者，他们有一种坚守这种权利的戒备心态。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致命的模糊性。就像是获取了某种绝无仅有的巨大秘密，就像是在颓败中——特别是创伤之中守护着可观的财宝。如果他们被从创伤中解救出来，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过去的创伤，面对对这种创伤的滥用、伪造、形形色色的欺骗，尤其是最强大敌人的——泯灭呢？种种忧虑针对着有关种族屠杀作品的每一行词句，针对着有关种族屠杀电影的每一个胶片画格：人们的描写真实吗？所讲的故事准确吗？我们真的说过这种感觉吗？那里确实放过污水桶吗？那营棚果真就在那个角落吗？饥饿、集体点名、挑选谁去死等等此类当真是这样的吗？可以想见，随着鲜活感知的消退，那些难以想象的剧痛和悲哀会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继续存活在人的身上，因而不仅要坚持这种剧痛和悲哀的准确性，而且需要将其作为被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价值。 这里就隐藏着我刚才所说的所谓模糊性。种族屠杀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内的确成为欧洲的，至少是西欧的公众意识的组成部分。可以这么说，种族屠杀的风格化随着这个词的诞生立即就开始了，种族屠杀（Holocaust）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风格化，比其更加残忍的“灭绝营”或是“最后解决”（Endlosung）的字眼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抽象化概念。对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起种族屠杀问题，或许不应该感到奇怪，但种族屠杀的事实与人们所能想象的情形和范围有很大的偏差。在我的《苦役日记》这本书中我也不得不这样写：“对集中营只能用文学的词语，而不能用现实来想象”。活下去的驱使性使我们尽可能地伪造屠杀的现实——在现实中我们要保全自己；回忆的驱使性则让我们把一种满足偷偷带进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后来归从于激发团结（或是看上去团结）的不冷不热的浪潮，我们忽视了一个藏在官方各种悼词后面隐隐提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仍让人思考的问题：世界到底应该如何从奥斯维辛，从种族屠杀的包袱中解脱呢？ 应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愿望。因为幸存者并没有其它的追求。数十年的历史已告诉我们，解脱的唯一道路只能是沿着回忆的途径，问题是回忆的方式却是纷然陈杂。艺术家希望准确的描写——在描写中艺术家自己又从头经历了一次死亡的漩涡——最终能把自己引向最高贵的解脱。但在过去的几十年究竟产生了多少这样的作品？我掰起手指可以列举一下那些以自己在种族屠杀的经历真正给世界带来伟大文学作品的作家，这几个少得可怜的作家是一个Paul Celan，一个Tadeusz Borowski，一个Primo Levi，一个Jean Amery，一个Ruth Kluger，一个Claude Lanzmann，一个Radniti Miklos。 如今非常普遍的是，人们将种族屠杀的材料从掌握者那里偷窃出来，然后生产出廉价的商品。抑或将种族屠杀制度化，规定其道德的和政治的程式，再加工出常常是虚假的语言定制，并用这些东西自动替换听者和读者对种族屠杀的反应。总而言之，是用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方法疏远种族屠杀的问题，并指示幸存者应该如何思考所经历的事情，不管这种思维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切实的经历相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种族屠杀遵奉主义、一种种族屠杀感伤主义、一种种族屠杀的教规、一种种族屠杀的清规戒律及其仪式的语言世界，同时还形成了为种族屠杀消费而生产的种族屠杀产品，形成了对奥斯维辛的否定，诞生了欺骗奥斯维辛的人物。 如今，我们又生活在斯皮尔伯格硕大的拙劣和对于柏林屠杀纪念碑无聊争论的喧杂之中。我知道当我把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称为一种拙劣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人们认为，斯皮尔伯格为他的电影付出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电影吸引了数以百万的观众，甚至包括那些对种族屠杀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人。这确实是可能的。但是，作为种族屠杀的幸存者、作为依然保留着恐怖感知的人，他们有什么理由高兴让更多人在银幕上看到这种——更毋庸说是伪造的——经历呢？很显然，这个根本没有在战争时代生活过的美国人斯皮尔伯格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纳粹集中营真实的情景。可是，他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世界搬上银幕，并让人们觉得每一个细节都确实可信呢？我认为，斯皮尔伯格这部黑白电影中最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影片末尾以彩色出现的胜利的人群。电影中那些没有涉及奥斯维辛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描写，我也认为是一种拙劣，因为根据它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作为关键性的人——及人文的理想——此时此刻竟然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倘若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就没必要再谈论什么种族屠杀了，或者至多当成是一个遥远历史的记忆，就像说及阿拉曼战役一样（译者注：阿拉曼战役是1942年10月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与隆美尔率领的德军在埃及北部阿拉曼进行的一场战斗）。这也是一种拙劣，如果他没有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愿意——理解我们文明化和个体化的畸形生活同种族屠杀向可能性转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有一种拙劣，就是忽视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和心理的自然图景，把奥斯维辛只局限在直接受害者的范围内，而不将其视为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因而把奥斯维辛降低为单单是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问题，降低为两个群体间某种宿命的不相容性。我当然要把这所有拙劣的东西称作是——拙劣。 或许我还没有说明，我在这里一开始就想谈论一部电影——意大利导演罗伯特·贝尼尼的《美丽人生》。在布达佩斯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日后如果放映了，肯定不会产生据我听说的在西欧引起的那些争论。同西欧比起来，人们在匈牙利用另外一种情形谈着和听着种族屠杀的问题（而且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今天，种族屠杀在匈牙利被当成是一个“清淡”的问题。 诚心说，我不大能想象人们对这部电影有什么可争论的。我想，这又是种族屠杀清教徒式的、教条式的和垄断式的唱诗班的混音：竟可以这样描写奥斯维辛吗？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用幽默的、滑稽的手段？——很显然，那透过意识形态的眼罩看到（准确地说看不到）这个电影的人，实际上从中连一个词、一个情节都没有感觉到。 首先，人们并没有发觉，贝尼尼的构想不是喜剧的，而是悲剧的。这种构想本身与其主人公基多一样，是渐渐地展开的。影片的前二三十分钟让我们感到置身在一种陈年老调的滑稽戏舞台的场外，观众只是到后来才感到这个看上去荒谬的开场是该片的——和生活的——创作艺术非常有机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开始感到越来越难以承受主人公的笨拙时，在这个面具背后，一种魔力缓缓浮现出来。在录像带所附的介绍册子中我读到，电影的制作者们对集中营的场景和物品的真实性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这些努力“所幸”并没有成功：其真实性可以体现在情节中，但在道具的真实性中却不尽然。电影中集中营的大门倒是有些像现实中伯克瑙集中营（译注：伯克瑙集中营距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公里，又称奥斯维辛第二号集中营）的入口，就像费里尼的电影《行船》中的军舰与现实中奥匈帝国的旗舰相似一样。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部电影的思想和精神是真实的，它以其最原始的魔力和故事情节的力度打动了我们。 影片的故事情节初看起来有一些愚笨。基多骗他的儿子乔苏说奥斯维辛只是一场游戏，战胜了困难将获得分数，集到最高分的人在游戏结束时将赢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影片中有这样一个观众可能都会谈及的情节：基多充当翻译，将德国军官关于营规的话翻译给集中营的犯人们，其中也包括他四岁的儿子。这个情节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谬，也告诉了我们与这种荒谬抗争的弱小的人依然坚不可催的精神力量。如此果敢抗争、充满巨痛和伤感的描写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展示的如同是昏暗背景下的一把红色的利剑。一切是那么清晰、简洁而又沁人心脾，不禁使人泪如泉涌。电影的艺术构思也遵循了悲惨简单的基准点——基多应该死去，而且刚刚好在应该死的时候以应该死的方式去死。在死之前，基多想到生活是多么美丽和宝贵，他还做出了几个卓别林式的怪相，他要让藏在暗处凝视的儿子明白——要积蓄力量。还值得褒奖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主人公的死。但在片刻停顿之后，一排枪声又一次起到了戏剧化的作用，表达了重要的和震撼的内容。“游戏”的奖品——“真正的坦克”最终开到了乔苏面前，但这时悲哀已主宰了变质的游戏。我们懂得，这场游戏我们应称之为文明、人性和自由，我们曾把所有这些视作一种价值。当乔苏在母亲怀里高喊“我们赢了”的时候，它已经演化成一个无比伤痛的悲哀的诗句。 据我所知，电影导演贝尼尼生于1952年。他是一代人的代表，他与奥斯维辛的幽灵搏斗着，他有勇气和力量来继承这悲哀的——奥斯维辛。 （本文为凯尔泰斯1998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演讲，选自其演讲和评论集《流亡的语言》，匈牙利“播种者”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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