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林在线阅读
    (陈春敏 译)

    [译者的话：凯尔泰斯在下文中探究的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断定:“犹太人”这个词只是对反犹太主义者而言是一个明确的概念,虽然作者身为犹太人,但是他必须将自己的犹太身份看作一项任务来接受。
     作为一名犹太作家的事实,已经设定了一个已知的前提,至于作品用什么语言写成,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因为这种用来写作的语言具有偶然性,而且不可能是作家的母语。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故乡是本体的庇护所,但凯尔泰斯的这篇文章反驳了这样一种陈词滥调。这篇文章是作家在汉诺威进行的一次报告的总结稿。]

    我是鬼魂
    我想深入研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是自主的自由,简单地说,就是处于社会的每个人能够成为自己是的人。就是说,不论他身为何人、宣称自己是什么、认为自己是什么,都不会遭到蔑视、遭受公开的或者甚至是经由官方默许的歧视;另一方面就是,自然而然地也没有人只是由于他的出身、信仰、观念或人格而可以享受不正当的利益。在这里,在中欧,大家有目共睹,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并且已经变成了不言而喻的人权。因此,可能人们会不理解,为什么还要再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认为,假如我们不屈不挠地对这一问题寻根究底,结果就会表明,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尽管人权的观念、人的尊严和个人自由权利的概念的确是在西方文明中形成的,但是这仍然是一个甚至在西方民主中也还没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与人们乍听之下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同的。

    扭曲的人类观点
    但正是在西方,极权国家的观点得以生根发芽,而且20世纪专制体系的作风就是,将个体铲除干静,迫使人们挤到巨大的集体的围墙边上,人们马上就能认出来的显眼的名字被钉在墙上、打上特权阶层的烙印或显眼的标志。
    我提及的只是这些围墙中最极端的两堵,在这两堵围墙之间还有十几种有细微差别的围墙。难以估计,由这些集体主义的集合名词形成的体系以及这些体系的实际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歪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观点以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甚至也毒害了他自己。
    这一方面,纳粹的集体象征系统是最简单的、最容易看透的。纳粹分子要将一些民族根除掉,而另一些民族则像种畜一样得以繁衍。后来情况则复杂些。那些负责淘汰的官员总是逗留在围墙边上,不停地把人们从一边堵围墙送往另一堵。是的,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在规模最大的淘汰过程中,那些负责淘汰的官员自己也给别人从后面抓住、残忍地被钉在某堵令人厌恶的墙上,而他刚刚才把别人钉在那里。

    不知羞的平民主义者
    尽管我们当然知道,也有以非欧洲形式出现的集体歧视,而且就算在欧洲,也还有上文所提及的两个例子的温和变体存在,但是我不想继续再对把歧视和民族大屠杀当作其职能原则的专制体系进行分析比较,反正,我只是列举了20世纪两个极端的例子,我带着我的例子留在了欧洲。我们说这是一种效果显著的公民歧视,当局面对这样的歧视是无力的,而这种公民的歧视则被那些人们所低估了的、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政治家们随随便便地、恬不知耻地加以滥用。
    因此特别是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产生了一种半官方准许的、甚至半官方推动的歧视,而官方则矢口否认这种歧视。不久前,印度女作家Urwashi Butalia报道了她的经历。从她那里,我们可以得知,当政治突然在人们之间(这些人有相似的命运、讲同一种语言、由同一种文化孕育而成),也就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撕开一道鸿沟时,这一民族承受了些什么。
    从她那里我们还可以获悉,宗教狂热和疯狂的国家主义者怎样促使他们的生活和观念产生变形。这些人一下子发现自己身处两堵不同的围墙内,突然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历史事实(而这种历史事实是他们自己建立的)、清楚的身份界定以及直到那时为止还未被破坏的自主。

    无情的改变
    这类常常冷酷无情的政治改变,我们作为欧洲人,在过去一个世纪也时有经历——无论如何,在东欧或中欧比欧洲大陆的西半部分经历得更多。我们要补充说,这种改变通常会造成无可弥补的文化损失。从前的文化生活中心和大学(在这些地方人们讲三四种欧洲语言)突然变成了大帝国属下的闭塞的城市,就此从欧洲文化版图上消失。现在我们可能会想起造成了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一个“书和人类生活过的城市”。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听众们,那片好几百万人口的土地上,混合着多个民族、人们操着多种母语,这片土地首先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而正是德国人自己成为了根除这种德国文化影响的罪魁祸首,这就是德国力图在20世纪建立世界霸权的后果。他们将一个讲德语或犹太德语的少数民族铲除得干干净净,而这一少数民族曾赐予德语文化很多伟大的作家,如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和刚刚提过的保罗·策兰。

    将德语写作当成自由
    这些作家常常是在另一种语言的国家环境下用德语写作的,因为他们在父母的家里学会了这 种语言,也因为,他们作为犹太人,正如他们的敌人所称的,作为无根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的国度里宁愿选择一种更伟大的语言。用德语写作,对这些作家来说曾经意味着精神的独立和自主的自由。今天德国文化将不能从这些曾经部分地——我要特别强调:部分地——受德语影响的地方汲取养分了。我们说,这些地方从克里米亚半岛开始,越过布科维纳(Bukowina)一直延伸到加利西亚(Galizien),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就是德国人自己。我对此表示一定程度上的遗憾;至于为什么,我以后将会提及。
    政治和文化不互为补充,而是各自敌人,这无论如何都是20世纪典型的现象。这不是自然发展而来的。而一种脱离了文化的政治、一种通过暴力达到不加限制不受妨碍的独裁统治的政治,将会造成可怕的破坏,假如不是对人们的生活和物质财富产生破坏的话,那就会对人们的心灵产生破坏。破坏的工具叫做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一个价值失落的可怕的世纪,一切都变成了意识形态,而这一切在某个时候造就了一种价值观。
    最糟糕的是,那些从未体会过文化的大众,将意识形态也当作了文化。

    西方的危机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无数的原因,在诸多原因中,有一个确凿无疑的:这些人出现时,西方文明正好经历着最水深火热的价值危机之一——如果说不是最严重的价值危机的话。我们在此不想考究原因和后果了。让我们满足于知道以下这一点:曾经有人借用精心设计建造起来的党派机器操纵并利用了大众。我想,托马斯·曼(Thomas Mann)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向大众发出号召,就足以促使他们去做任何事。为此,极权的国家权力和那些独裁政权,比如弗朗哥(Franco)、德弗斯(Dollfuss)和米克科斯贺西(Miklos Horthy)的政权,必须将宗教、爱国主义、教育——一切都变成政治,而政治则变成憎恨的工具。
    憎恨和谎言:这可能是人们在20世纪经历过的政治关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984年奥维尔(Orwells)的“憎恨周”就清楚这一点了。“谎言还从没有像过去三十年里一样,变成如此一种给历史打上烙印的力量。”Sándor Mèrai在1972年这样写道。这更是针对中欧国家而言的。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国家敏感性。顷刻间一个中欧大国,奥匈帝国,就消失了,这一帝国的衰变产物就向尸毒一样污染着在奥匈帝国的土地上产生的独立的国家。

    我还一直戴着黄六角星
    在人们的观念扭曲得历害的匈牙利,1920年在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中引入了对少数族裔实行的招收限额制度。这一制度几乎专门针对犹太人;1938年公布了所谓的第一部犹太法律;1944年我则被别上了一个黄色的六角星。从象征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仍无法摘下这一颗六角星。我承认,在这么多年后,只落得这种罕见的结局是相当让人吃惊的。事实上,在我完成某些现象的解释之前,要看清楚这种事实是不容易的、费劲的。这种尴尬的情况看来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一些症状,而这是我们不能马上察觉的。
    比如说,人们突然觉得自己的周遭就像闹鬼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自己也会变成鬼魂。或者相反:人们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的生命,只能通过异化的外部世界来识别。我的夫人,作为一名美国人,向我指出,只要我一到国外,个性就会经历一次真正的改变。在陌生的国度,我像到了家一样,而在家乡则像个陌生人一样。我和说着陌生语言的人讲起话来很轻松,而和我的同胞则很紧张。在专制政体里,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况;但要适应民主主义的种族主义我还要进行锻炼。我想,起码这个我深究的问题,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刺激就像电震一样
    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必须不断地对自己完全陌生的刺激作出反应。这些来自周围环境的刺激就你像轻轻地刮着皮肤的电震一样。用形象的话说,我得不断地抓痒。我们知道孟德斯鸠那句著名的话,说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法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奥斯威辛之后,又反犹太主义就不仅仅是反犹太主义——想导致这样的情况:首先我是犹太人,然后就不再是人。
    在最初的迷惘中,人们试图找寻自卫的证据,却突然发觉中,自己已经用一种相当野蛮的方式说话和思考了,因为人们要反对的东西首先就是粗野的。当人们被关进一个兽笼时,将会被迫用野兽的方式来进行斗争。人们所反抗的卑劣的思想方式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最后人们也开始认为自己是卑劣的。对,人们就根本不能再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成为另一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人格就被损害了

    将犹太身份作为一种任务来接受
    众所周知,这种被损害的人格为自己作出的辩护中最尴尬就是:最终人们为了反抗非人的意识形态,竭力证明自己的人性。这里就有一些值得遗憾和同情的东西。因为恰恰如此,我们就抹杀掉了自己的人性。人们曾经以为,种族主义者的分类只是使某些人变成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正如我们刚才讲过的,已经不再是人了。他越是要努力证明自己的人性,他就越值得怜悯、他就越丧失自己的人性。在种族主义的环境下,犹太人不仅不再是一个人,他也不再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这个词只是对反犹太主义者而言是一个明确的概念。
    以下这句话出自在埃德蒙·雅拜(Edmond Jabès)、一位法国作家:做犹太人是很难的,相应的,要描述这种艰难性也一样困难。还从没有过别的人为我将自己的处境如此准确地表述出来。但我从中还是看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别。成为一名作家,是我自由的自主的结果,但是作为一名犹太人,则是我与生俱来的。为了将自己作为作家的存在和犹太人身份在体内融合,我必须将我的犹太身份也看成一项任务,就像要完成那些最无可指摘的艺术品一样。
    我的处境越来越明朗
    在已经成为事实的存在或自我否认中做出选择。如果我选择了前者,一切都会变得对自己有利起来。我是犹太人的事实,最后还是我自己决定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我不能再陷入同样一种所谓的身份危机中去,而且,也是因为我的处境甚至会越来越明朗。尽管如此,过去我常常分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恰恰是由于我独一无二的犹太身份引起的。
    在二三十年前我还认为我到底在为谁写作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错的。当然是为了我自己——这是那时候的答案,从本质上讲,也是今天的答案。但现在我更倾向这样的观点:在产生这一被称为“自己”的实体的过程中,其他人以及被称为社会的环境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少有时候我是社会境遇的俘虏,这也在我思想表达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充当覆灭的信使
    假如我说,我是一名犹太作家,我并不是说,自己就是一名犹太人。因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不会讲希伯来语的、几乎不知道犹太文化发源著作的、不是住在以色列而住在欧洲的人,怎能被称为犹太人?但我可以说,我是一种不属于这个年代的错误的生活方式的作家,这种生活方式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我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承受者和表述者,以及这种最终将不可避免走向覆灭的生活方式的信使。
    在这方面,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奥斯威辛对一个人来说主要意味着犹太身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能再被称为犹太人。按照德国人的看法,他是一名“非犹太的犹太人”,是无根的欧洲变种,他和强迫在他身上的犹太人身份已经不再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他摊得了欧洲艺术一个可能重要的角色(如果有这样的角色的话);但是在奥斯威辛后的犹太人民族历史上,总而言之在犹太民族的革新史上——在此,我还得补充,如果有这样的事的话——则没有他的份。

    没有语言能够描述大屠杀
    实际是,描述对犹太人在大屠杀的作家处境艰难。我已经在“流亡语言”一文中指出: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大屠杀,而且也不会有。欧洲的幸存者只能用某一种欧洲语言讲述自己的苦难史,但这种语言不是他的语言,也不是他借以叙述苦难史的国家的语言。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东欧和中欧。在那里,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大屠杀导致了跨国民族语言的丧失,那些语言从前存在于从布科维纳至克拉科夫(波兰)和从布拉格至阜姆(Fiume)之间。那些不能或不想被归入某个国家文化的作家运用这些语言取得了表达上的自由。
    我在那篇文章中也探讨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文化如此不情愿接受大屠杀的世界经验,而这些经验也是它们自己的历史经验组成部分——反而显示出刚好相反的征兆。在此除了要控告那些种族主义的公开代表或控告别的什么人之外,要提及的是一件糟糕的事——或者说更糟糕的事,那就是“母乳喂养的反犹太主义者”。

    严重的伤害
    虽然流传下来的反犹太主义是一份沉重的遗产,但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不是遗传而来的,相反仅仅是由于历史和历史—心理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国家恰好在国家自尊心方面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实际上,它们在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为自己赤裸裸的生存而斗争,可惜作为这种斗争的一种手段,它们运用了一种特有的但并非它们所独创的反犹太主义。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纯洁的19世纪还因为自由,也就是自主的自由被关进监狱。他写道:“在古代世界门上写着‘认识你自己’。在现代世界门上将会写着‘成为你自己!’”但正是现代世界在路上设置了未知的障碍。于是我们的努力就和尼采在他们的著作《看哪,这人》(Ecce homo)中所写的无异了。尼采用一整章描写这种努力,那就是:人们成为自己是的人。

    我们必须顺从自己的命运
    我们必须顺从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必须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不论这种结论是多么让人痛苦。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走在前往自主自由的道路上,最终却到达不了任何地方。实际上,作家运用的语言和其他语言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一种语言是他自己的。但对一个总是认为自己运用语言更优越的作家来说,要认识到这一点不容易。
    归要到底,我从属于那种产生于东欧的犹太文学,这种文学从来都不是用作家所处国家的语言而成,而且也从未变成这种国家文学的一部分。从卡夫卡到策尔,我们可以从这种文学中理出一条线,而且这种文学的继续也是明显的,人们只要对国际流亡文学进行一次彻底的回顾就行了。这种文化讲述的主要是根除欧洲犹太人的历史,运用语言具偶然性,而且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从来都不会是作家的母语。
    我们所运用的语言,只有我们讲话时,才会存在。如果我们沉默,再加上没有一种伟大的语言对它表示同情、并且像圣母玛丽亚抱着基督的尸体一样将它抱在怀里的话,这种语言也就丧失掉了。现在德语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伟大的语言。但德语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栖身之所、一个流浪人暂时的庇护所。
    认识到这一点是好的,满足于知道这一点也是好的,能够从属于那些从未属于任何人的人也是好的,并非永生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