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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明镜》周刊在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发表评论说：匈牙利作家，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姆雷·凯尔泰斯，在他的小说《一个没有命运的人》中，令人愤慨地打破了奥斯维辛的神话。这一评论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是对迄今为止，有关大屠杀的所有著述与报道的一种下意识的否定呢？

    在题为《奥斯维辛属于谁？》的文章中，凯尔泰斯探讨了人们在大谈特谈大屠杀时，所采用的基本叙述结构和主要潮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这些叙述中，大屠杀的真实，灭绝人类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脱离人们所能想象的范畴。在凯尔泰斯看来，这种大屠杀的感伤主义，这种带有禁忌体系的所谓正规的大屠杀的经典，及其与之相应的仪典般的语言世界，有时甚至是在教导那些幸存者，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去思考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对于这种思考是否符合他们真实的经历，则完全不予考虑。

    把大屠杀作为一种廉价的商品，使之制度化，或者围绕大屠杀设立一个道德－政治的仪式，凯尔泰斯对于所有这些偷盗的形式都予以了激烈的抨击。应该让那些牺牲者的经历与体验从个体的视角，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对于凯尔泰斯来说，牺牲者无法想象的痛苦与悲哀是一种价值，一种值得尊重与接受的价值。

    作者的这种愿望，在小说中借助一个十六岁的犹太少年传达出来。没有伤感，也没有自怜，这个在布达佩斯长大的少年讲述着自己在集中营中单调的日常生活，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和采兹，他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放逐。通过一个十六岁少年平淡的、天真的目光，凯尔泰斯描述了自己和集中营其他囚犯的生活，那些循环往复，充溢了限制、刁难、劳累与忍受的每一天。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采兹，我才领悟到监禁也有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是的，真正的监禁是由灰暗的日常生活组成的。”（152页）开始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一种模式化的生活，是其它地方所没有的，而且即使在监禁状态下，道德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象其他许多囚犯那样，他也遵守着这些规矩，从一开始就准备努力做一个好囚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身体的衰弱和严重的疾病，类似于囚犯“义务”的那些东西失去了意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濒于衰竭时，他感到平和、安宁与轻松，他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留意那些外在的东西了。他先后两次被送进医院，并在那里度过了囚犯生涯的最后一段日子。战争结束时，他重新获得了自由，从布痕瓦尔德回到了故乡布达佩斯。

    凯尔泰斯小说的基本思维框架和叙述方式，让人联想到加缪的早期作品《局外人》。一起可笑的偶然事件，一下子就改变了一个法国青年的日常生活，使他最终领悟到生活的意义。在凯尔泰斯的小说中，少年生活的改变同样是由于一个可笑的偶然：他是一个犹太人。成年人要让他明白，犹太人到底是什么，但他无法理解。他还年轻，他的生活经历与生活视野，还不曾被什么东西沾染过。生活自有他的安排，他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自然而然的。在边缘的状态和集中营的现实里，他才慢慢理解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即使是丑陋的一面。和加缪一样，凯尔泰斯并没有把这种“可怕的丑恶”戏剧化，而是运用了一种平淡的、有一定距离感的叙事流。感觉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这种叙述方式的运用中自然产生的。读者所感受到的现实的冷酷与强硬，是无法逃避的。读者被迫面对着这一切，无法转移自己视线。

    对于集中营日常生活的描述，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而这些都是从这个十六岁少年的视角来讲述的，他一步一步地感受着集中营内残酷与灰暗的生活，直至习以为常。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他回到了布达佩斯。他遇到不同的人，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又回到了过去。在谈话中，他逐渐认识到，在他和那些仅凭想象来认识集中营的人们之间，理解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大屠杀的牺牲者和局外人之间的认识问题，也就是想象与真实之间的问题。所探讨的还有那些局外人与牺牲者间的关系，从不想知道，到无知、天真和愚蠢，直到对历史的无助的夸张。他们无法理解，残酷的东西往往是平淡乏味的，如同这个少年所描述的，是正常的，日常生活化的，自然而然的……

    在集中营里感到无聊，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荒诞，甚至有亵渎神圣之感。在布达佩斯，他遇到了一个记者。“那里一定是个地狱”，记者请他谈谈对于“地狱般集中营”的印象，旁观者的偏见，预先选择的印象，在这里一览无余。少年的回答简明扼要，他没有见过地狱，只见过集中营，而且只是某种程度上的了解，如果一定要想象的的话，那么地狱是一个不太无聊的地方，而集中营则与之相反。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表述，有时会使读者产生反感，但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刻意，正如凯尔泰斯所批评的那样，让人们看看自己对大屠杀的想象是多么机械化和标准化，有关大屠杀的流行叙事风格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这就是对牺牲者的认同，以及遗忘与排斥所造成的牺牲者的生活失去价值的问题。忘却所有残暴的记忆，邻居提出的这个建议虽然难以做到，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好意，因为带着这种心理重负是无法生活的。小说中的少年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驳，他说，人是无法开始新生活的，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继续旧的生活。人无法命令记忆停止思考。忘却，从经历者失去生活价值的意义上说，无异于一种剥夺，所有的正直与昔日所有的步伐都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少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一种命运，不是他的命运，而是别人给予的、被经历的“一种错误”，“一个事故”，一种“失足”，或者根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相对于同时代人所经历的生活，为什么他的生活就不如别人有价值呢？

    在小说结束前的一个关键性的对话中，他和昔日的邻居争吵起来。当邻居们回首往事时，好象一切就是“这样发生，这样结束，最终不可改变，这样转瞬即逝的”，好象“不是按照一分钟、一小时、一星期、一个月，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顺序发生，而是一次完成的。”（280页）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是一种挤压，它把每一个新的转折，每一种改变，每一种运动，都看成既定的命运。他们把这个少年的怀疑当作一种偶然的情况，好象一切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少年的想法使两个邻居感到愤怒，好象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最终有过错的是我们？我们，这些牺牲者？”少年终于领会到，希望被他人所理解，是徒然的。

    独自走在街上，“所有奇特的氛围，所有琐碎的记忆”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对集中营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思乡的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种更为单纯与素朴的生活。记忆的净化最后在一段发人深省的思绪中结束：“没有什么荒谬的状态，是人们所不能自然地存在于其间的，在我的道路上，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幸福就象一个无法回避的陷井，期待着我。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些烟囱之间，在痛苦的间歇，也有一些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关于不幸，关于‘恐怖’：虽然对我而言，这些经历也许正是最值得纪念的。是啊，要是我能够向他们讲述集中营里的幸福该有多好，下一次，如果他们问到我。如果他们这样问，并且，如果我自己没有忘却。”（287页）

    初到集中营时，少年意识到，在家里，他并没有真正地生活过，他有太多可以后悔的事情了。重又回到故乡，少年昔日对未来所有充满希望的等待，都已经在集中营里老化了。回到家乡，他只能与过去对峙，把过去的阴影作为今天的思考。过去的他，不是今日的他，占据今天心灵的，是过去的记忆。过去就是他的未来，未来是对过去的思考。未来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过去更为重要。

    200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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