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结论：创新的多元化

　　当代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新转折，一方面显示了当代法国哲学本身的创造精神及其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现象学本身的强大思想力量，证实现象学不愧是忠实于它的原创者所恪守的科学精神，始终在精益求精的更新道途上开辟新的思路。

　　总的来讲，八十年代后法国现象学的新转折，表明法国现象学研究，同此前各个阶段相比，显示了研究创新的深化及其多元化；正因为这样，它不但没有远离胡塞尔的现象学，而且还不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深钻’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的结果。庄·格莱斯在总结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现象学运动的成果时，引用胡塞尔在1913年为其研究计划撰写的前言，胡塞尔在那里说，他所从着手进行的，是一种‘深钻’的工作(ein Werk des Durchbruchs)；它与其说是终结，不如说是起步(Jean Greisch, Les yeux de Husserl en France. Les tentatives de refondation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In Dupond, P. / Cournarie, L. Eds. Phénoménologie : un siècle de philosophie. Paris. 2002 : 46)。同样地，马里墉本人也承认：“现象学，原本应该比其他原创性理论更加是一种开创新的开端的事业”(Morion, Reduction et donation. Paris. 1989: 7)。

　　法国现象学研究深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第一，坚持和发扬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并使之进一步多样化。按照庄·吕克·马里墉的观点，现象学在法国，尽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和在德国一样，基本上仍然保持它的三大特征：‘现象学还原’、‘意向性’、‘现象学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在法国的现象学中，“对于诠释学的优先重视，并不是放弃现象学的建构，而只是使其诠释学领域进一步得到扩展；对于伦理的重视，并非否定意向性，而是使之扭转，并给予深化；至于法国现象学所进行的‘解构’，也并不是破坏现象学还原，而是无条件地把还原极端化”。“因此，如果硬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对现象学的某些方面有所忽视的话，那也由于列维纳斯与萨特、利科与德里达、梅洛·彭迪与昂利以及其他的法国现象学家，为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比较，可以在基本问题上引起担忧”(Jean-Luc Marion, Un moment fran?ais de la phénoménologie. In Rue Descartes No. 35, Phénoménologies fran?aises. Pairs. 2002: 11)。

　　第二，胡塞尔和海德格等人所提出的论题，进一步得到较为详尽的阐述，并以新的形式加以论述。不论是神学的转折，还是生命现象学的发展，都早在胡塞尔和海德格的著作中有所预见，并在基本问题上，有过深刻的反思；只是他们一方面在内容上尚未全面深入展开，另一方面也在观点和方法上尚未找到法国现象学家所采取的多样形式。正是胡塞尔自己，而不是别人，最早坦诚现象学终将导致对神的思考；而海德格也在其探索存在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承认一种作为万有的终极根据的、具有神性的‘最优越的存在者’，并由此提出‘存在论神学(Onto-theo-logie)’的概念。至于生命现象学，胡塞尔和海德格也提出过自己的深刻看法，强调现象学的还原，不只是要通过超越，而且也不能忽视生命的切身体验。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几乎同时代的谢勒，不论在神学现象学和生命现象学方面，都已经展现出后来的米歇·昂利的理论的端倪。谢勒认为，每个人身上都隐含着由神赋予的具有高尚价值的所谓‘位格’(Persona)，促使人永远朝向‘伟大的基督’，并因此不断地反思和修炼自身。正如迦达默所指出的：“谢勒以其资料价值伦理学，论证了一种现象学研究方向；它首次将天主教道德哲学传统与现代哲学最进步的立场相融合，并使它至今仍然发挥作用”(Gadamer, Hermeneutik II. In Gesammelte Werke. Bd. II. Tübingen. 1986: 109)。也正是谢勒，使现象学的研究，首先指向生命内部的精神运动及其亲切体验，发现“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都是“对神的普世之爱的回报和回应之爱”(Gesammelte Weke Schelers, Bd. VII. 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 Berne/München. 1973: 133; 152)。由此可见，米歇·昂利把生命定义成‘自我感发’以及将生命理解为对神的终极追求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谢勒现象学思想的发展。

　　第三，法国现象学成功地将德国原创的现象学与法国思想传统结合起来，与现实生活世界所提出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又同各个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创造风格特征结合起来。在同法国传统的结合方面，法国现象学家们各自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思想风格，灵活地从蒙田、笛卡儿、巴斯卡、孔狄亚克、曼·德·毕朗、柏格森、巴舍拉、庄·纳贝尔特等人的思想遗产中得到了启发，也从法国近现代文学遗产（波德莱、马拉美、瓦列里、巴岱、阿尔托、普鲁斯特）中获得灵感。在同生活世界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方面，法国现象学家也各有不同的重点，从自身对当代生活世界的理解中，找到进一步扩大视野的方向。最后，法国现象学家明显地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语言风格，也为现象学发展的多样化开辟广阔的前景。

　　但是，对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新转折，究竟可以在什么意义上进行估价？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及其他国家，都存在激烈争论。

　　最突出的，是在法国现象学家中，有一部分人，以庄·吕克·马里墉为代表，并不认为这些新转折具有特殊的法兰西特色；现象学只有一个，没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现象学之分。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现象学过分强调它的民族性及其特殊性，就有可能面临脱离基本原则的危险。庄·吕克·马里墉说：“现象学，就其定义而言，它所考虑的，不应该是它自身，而是现象。它也不应该探询其他哲学家对它的谈论，同样不应该探究现象学家对它所思考的。这个适用于其他哲学的原则，相对于其他哲学来说，更加强求现象学，因为它声称‘回到事物自身’”(Jean-Luc Marion, Un moment fran?ais de la phénoménologie. In Rue Descartes No. 35, Phénoménologies fran?aises. Pairs. 2002 : 9)。为了谨慎起见，马里墉不愿意把法国现象学的成果称为‘法国的现象学’，而宁愿称之为‘现象学在法国’，就像德国波鸿大学的瓦尔登费尔常说的：“Ph?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Bernhard Waldenfels, Ph?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1998)。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不断地提出新论题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但没有阻止新的发现，反而激发了创新的积极性，并大大推进创新的步伐，使法国现象学运动展现出它的空前未有的活力。

　　The New Turns of French Phenomenological Mouvement

　　GAO Xuan Y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Phenomenology of Presence; Phenomenology of Life; Phenomenology of Ethics； Theological Turn

　　Abstar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ench phenomenologists, has incessantly posed, since the Eigh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Rückfrage’to the founders of phenomenology, to Husserl and Heidegger in particular,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principal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s enlarged, faced on the real problems issued from the‘Lifeworld’,their theoretical horizons, created a new ‘phenomenology of life’, ‘phenomenology of ethics’, and realized a ‘theological turn’, so that the French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by virtue of its constant self-renewal and inner awakening from time to time, keep always alive, through the renovation of its fundamental motives and basic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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