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安东尼·肯尼

　　在这部《哲学史》筹划之际，我们接受了编辑的决定，即至今尚在世哲学家的工作不在叙述范围之列。这一决定有一些古怪的后果。例如，在正文中对于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和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就未置一词，因为他们二人在我们采纳该决定的时候仍然健在。对于已经在哲学史中取代他们的地位的其他人来说，这两位思想家都非常有影响，前者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方面，后者在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尤为突出。在他们去逝之后出版的哲学史中，他们无疑将占据重要的位置。不过，虽然任何界限都难免怪异之处，但界限还是必须划定的；何况在历史中，生与死的界线是一切边界线中最不能任意为之，也最少招致不满的。

　　在本结论中，我不打算讨论单个思想家的工作，而只想指出最近几十年哲学发展的一般线索。在1960年左右，西方哲学的世界地图用简单的图表还画得出来，而不至于达到过于粗暴的简化程度。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形并分为四个方块来表示总体的形势。在左上角放上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它当时在欧洲大陆西部地区相当时髦；在右上角放上分析哲学传统，它在大西洋两岸的英语国家占主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左下角，当时它是东欧和中国的官方哲学；把经院哲学放到右下角，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世界各地的神学院和大学里都在讲授它。

Existentialism，实存主义	Analytic Philosophy，分析哲学
Marxism，马克思主义	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

　　图表 1 1950年代的哲学流派可用这一方形的四个方块来图示

　　这四个方块在方形中的定位反映出这些哲学流派彼此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在图表上方的哲学流派都共同关注个体的思想和道德自律：哲学不是一组权威教义，而是思维方法（分析哲学）或生活方式（实存主义）。下方的哲学流派都在历史上与制度相联系，而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非哲学的，都坚信最重要的哲学真理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此只能得到详细阐释，永远不可能受到严重质疑。右侧的哲学流派彼此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既对纯粹理论上的细节考察感兴趣，也对它们与符号逻辑体系的密切联系感兴趣。而左侧的流派引以为骄傲的是，它们对人类的经验、劳动、权力、爱、死等基本的现实存在的实际承诺；对逻辑的数学方面的发展都没有重要贡献。

　　1960年代，这些哲学流派的方块开始破碎、分裂和改变。［393］1962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自由化时期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新经院哲学失去了它在天主教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正统权威地位，而到1970年代，神学院的教师们也很可能犹如精通托马斯主义一样精通实存主义。不过，与此同时，古典实存主义也在它曾经影响广泛的地方丧失了力量：海德格尔的影响一落千丈，而萨特在后半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甚于他在早年与本质主义战斗时所思考的那些主题。

　　在1950和1960年代，英吉利海峡标志着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到1970年代，许多跨文化的联系还是繁荣起来。德国、意大利以及独裁者弗朗哥死后的西班牙开始乐于接受哲学中的分析方法，而源自法国的哲学思想也在英国和美国深受欢迎，虽然这在文学系比在哲学系更常见。

　　例如，在1960年代末期的德国，在一些主要大学中具有主导影响的是分析哲学（在一些最老于世故的院系成员中，还有能干的“传道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些精力最充沛的学生领袖中，也有其直言不讳的拥护者）。与德国实存主义最接近的现存思想流派是诠释学，将理解的本性视为其研究的核心主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的本性，较为特殊的是文学作品的理解，特别是不同传统中哲学家著作的理解。

　　德国的诠释学学派是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将文本诠释中必不可少地流利而灵活的行为，视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和制度的一般模式。在法国，更富于战斗精神的思想家紧紧抓住这一思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并使之成为打碎偶像的圣战呐喊。［394］

　　从事这场圣战所借助的名义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作为方法，使我们在特殊结构方面做出这样的假设：结构中要素的相互联系比个别要素与结构之外任何东西的联系更重要。而作为关于一种特殊研究领域的理论，结构主义主张，结构主义方法是理解这个领域的关键。因此，就语言而言，它主张，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意义，就必须研究语言内部指称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寻找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

　　后结构主义将结构主义的论题发展到极端立场，实际上是自我驳斥的立场。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文本，就必须严格地排除一切文本之外的要素。这意味着不仅要抛弃对文本所表现的外部实在的探求，也要停止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任何作者的思想表达。在产生意义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读者，但既然每个读者都以不同方式诠释着每个文本，也就从不会有确定的意义出现，因此每个文本都瓦解了自身对意义性的要求。

　　在法国后结构主义中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或派系。每一个流派曾昙花一现地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在其热量耗尽之前吸引了大批喋喋不休的拥趸，直至竞争对手开始发出更吸具引力的光辉为止。所有这些群体都宣称自己承袭自语言学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索绪尔和雅克布森，而在这个意义上，其成员也可以被归入语言哲学家一类。但是，与长期将自身视为最纯正的语言哲学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相比，他们则处在这种哲学风格的另一极。

　　自1960年代分析哲学面对对手简单地自我辩护以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自信心的衰退和重心的转变。1960年，牛津大学是分析哲学运动无可置疑的中心，来自美国的哲学家对牛津哲学家顶礼膜拜。［395］分析哲学家以两位无可置疑的天才哲学家的继承人而自豪，这就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他们将自己的任务视为挖掘这两位天才令人欣喜的馈赠，并与哲学世界的其他地方共享。而自196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运动的领导权确定无疑地跨过了大西洋，尽管没有哪个单独的美国大学像牛津大学那样曾经独领风骚。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传统不再普遍令人肃然起敬，但也没有出现更新的天才人物，继续赢得同样毫无异议的崇敬。没有谁再能成功地重新界定哲学的本性了，因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已将对语言的研究置于哲学的中心，以此重新界定哲学，使他们的追随者确信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我们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并通过收拾整理语言中的混乱而使我们的思想清晰。

　　结果，英美哲学甚至连表面上统一的流派也表现不出来了。就很多哲学家仍然提出语言理论而言，其哲学传统仍然是语言研究。但是，当前最时髦的语言理论距离像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提出的语言哲学已经相当遥远了，因此，那些努力保持分析传统的奠基者的洞见的哲学家，对这些语言理论痛加批判。

　　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都在哲学和心理学之间做出尖锐的区分。对弗雷格来说，逻辑是哲学的核心，是不同于经验科学（如心理学）的先验科学；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之所以不同于心理学，是因为它根本不是一种科学，既非经验的，亦非先验的。1950年代的牛津哲学家在这方面追随维特根斯坦，而他们的心理学同行在那个时候对动物的行为远比对人类的语言更感兴趣，也乐于赞同划分这两个学科的鸿沟。

　　比较而言，美国哲学家自从举起分析传统的火炬以来，倾向于把哲学视为具有自身严格而特殊的技术的科学学科，［396］而不是对理解的非形式化的探究，这种理解根植于对普通人的自然行为的反思。尤其是心灵哲学，现在通常被视为具有这样的任务：建构心灵的模型——就像学习人工智能的学生可能打算去创造的东西一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被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它会将哲学家的概念分析技巧，人工智能专家的建模能力和实验心理学家的经验性发现结合在一起。这些希望跨过大西洋又传回了英国，传回了牛津本身。

　　这一发展虽然被分析传统训练下的哲学家所促进，但实际上与曾赋予该传统以确定特征的语言转向南辕北辙。从弗雷格首次谴责逻辑中的心理主义，经过早期和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直至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及其在美国被接受，分析哲学家全都接受的思想是：理解思想的方式就是对语言的反思。思想只能通过思想在语言中的表达来确定和个体化，而且可以独立于语言的结构而能被理解的思想结构之类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这是分析传统共同的立场。认知科学家渴求的目标恰恰完全与这一语言分析哲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这种新兴学科的希望是通过将语言和心理结构联系起来以说明语言，而心理结构现在在原则上、将来可以在实践上，完全独立于任何语言表达而加以探究。

　　与英美语言哲学在方向上出现的这一戏剧性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分析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内部同样惊人的发展。在分析哲学运动的全盛期，在伦理和道德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分，这是极其流行的信念。道德包括关于人应当如何行动的一阶问题，例如到底是否可以允许撒谎，为缩短战争而轰炸城市的合理性能否得到证明。［397］这样的问题及其回答属于关于道德的一阶学科。回答这些问题究系谁的工作，尚不十分清楚，但1950年代的任何牛津哲学家都会告诉你，这当然不是哲学家的工作。哲学家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所谓伦理学。伦理学是对我们在提问和回答一阶问题时所用概念的二阶研究，哲学家与道德学家的关系并不比汽车修理工和汽车司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但这一切也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英语国家，哲学家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对公共事务的改革提供特有的建议，或对政策和管理给予独具特色的指摘，现在这已被认为是哲学家分内之事。哲学家也使自己对一阶问题极感兴趣，例如妇女权利、核战争的过失等，而这些问题以前被认为与其说是职业哲学家的领域，不如说是政治家或牧师的领域。

　　因此，分析哲学即便曾经是同质的统一体，但现在不再是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也越来越松散，其边界也更为开放。这具有更深一层的后果，而与本书的工作最为切近，这就是在英语世界，哲学对自身历史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在具有圣战般的自信的时代，明显的例子如日常语言哲学的全盛期，哲学史常常被忽略掉。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分析那些旧制度所全神贯注的细枝末节的。它要表明的是新发现的真理，而前人对此至多是无知地顶礼膜拜。铁板一块的分析传统变得犬牙交错，支离破碎，这导致对哲学史的兴趣的复苏。特别显著的例子是近来中世纪研究的复兴，这就是说，一度作为神学的婢女或保姆，仅在神学院里教授的中世纪哲学，现在也在世俗的大学里，作为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专门而熟练的教授。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关于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这在1950年代被当作哲学军械库里最破烂不堪的武器，［398］现在也被装备上了复杂的现代零配件，加以重新部署，在哲学神学的当代战场上发挥了作用。

　　我们最后一次再回到开始的图解，以简要地追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近发展历程。在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经院哲学一样，它在学术机构中的地位要归于一些组织，其首要的议程不是哲学的。而且，也和经院哲学一样，在这些组织当中，易受非学术性变化的危害。但是和经院哲学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1960年代是其扩张时期，西方的许多哲学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路，尽管其兴趣倾向于集中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资本论》上。与此同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的腐化和专制本性也令人警醒，为东欧集团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的官方哲学的价值，遭到这些国家学习哲学的学生的冷嘲热讽。自相矛盾的是，在1970年代，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小学科而被教授的，实际上只是讲那些热情的信仰者听的。当然，作为苏联帝国解体和苏联卫星国家的自由化的结果，现在东欧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制度支持几乎已荡然无存。这种哲学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西方大学里的拥趸们的努力了。

　　伟大的哲学思想能够渗透到人类思想和努力的各个方面，但是所需要的时间相当漫长，甚至比它们的影响得到或健康或有害的评价所需的时间还要长。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哲学，离我们实在太近，以至于无法对它们全都盖棺定论，即便我们能够认识到有些已属于昙花一现之列。

　　坚持读完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会为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即便是过去最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借助处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其他伟大哲学家的后见之明，我们也会发现它们犯了深刻的错误。但不应认为这是在指责我们这些伟大先辈们的高超才智，［399］，而毋宁说是指示出哲学这个学科是极其困难的。哲学的雄心是获得真理，这种真理超越了纯粹局部的和暂时的东西，但是，即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曾以无所不包的方式，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想通过重新界定哲学的主题，使其目标看起来更容易实现，以此将哲学的难度最小化，这是一种持久的诱惑。但是，我们这些哲学家必须抵御这种诱惑。对于我们目标的崇高性质，我们应感到问心无愧的骄傲；对于我们贫乏的收获，我们应当保持不自欺欺人的谦恭；而这两者更应当结合在一起。

　　这一思想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那里得到了精彩的表达。他在杰出的哲学纲要《无立场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中写道：“即便那些认为哲学既真实亦重要的人也知道，他们正处在（我们也希望是）哲学发展的特殊的早期阶段，受制于他们本身原始的思想能力，而依赖于过去少数伟人的部分洞见。当我们判定他们的成果犯了根本性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假定，即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努力，最终看来也将是缺乏眼光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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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omas Nagel, The View from Now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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