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挑战人类自我的学科

    （科学时报记者 洪蔚2004-11-12）

    环境伦理学所提出的新观点，它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对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挑战背后，它力图寻找到在后工业时代解决环境危机、改变我们生存方式的新出路。

    环境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见识多一点的人则很仰慕地说，哦，很时髦的问题呀！

    10月16日，在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比之半个月后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工程师大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声势上，都要小得多。而记者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后，感到这个新学科探讨的问题不仅仅是时髦的，它所提出的新观点，它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挑战背后，它力图寻找到在后工业时代解决环境危机、改变我们生存方式的新出路。 环境伦理学研究什么

    环境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样，它不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它在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

    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会长，来自美国的Jamieson先生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解释环境伦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在某个小岛上，盛产海参，居住在这里的贫困的居民，大量地捕捞，以供给富裕的日本居民食用。捕捞海参成了当地人唯一的致富手段，而过度地捕捞，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Jamieson先生说，从表面看，是当地居民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从环境伦理学角度看，是富裕的日本人的需求，真正导致了并不断助长这种破坏。他说，贫困的当地居民即使意识到了严重的后果，也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另谋出路。环境伦理学就是要为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因环境而产生的矛盾，提供理论的支撑。 因文化而存异 因目标而求同

    Dale Jamieson是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探讨解决问题的出路时，向古希腊哲学回归，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惩罚正义”的观念代入环境伦理学，认为从古典哲学中，我们将找到解决因环境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新问题的最终途径。

    Jamieson先生的观点不是唯一的，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另外4名外国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比如中国的道家思想、女性主义、宗教与审美，以及历史的、经济的背景出发，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其中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哲学系教授Brennan，在全球化问题上，就与Jamieson所持观点有极大差异。

    Jamieson先生承认，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受哲学、文化支撑的学科，因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地区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核心观点，而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差异，环境问题还是必须也有可能以全球化的观点来解决。他认为，存异求同，把所有关切环境问题的人统一起来的焦点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改善我们的环境。他说，不同的部族对森林有不同的信仰，有的部族认为森林中生长着精灵，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他们的祖先，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受魔鬼保护的等等，其后果是一样的，这些部族保护了他们的森林。

    国际环境伦理学会成立于1990年，现有30个国家的共1000多名会员，Jamieson先生说，尽管目前会员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大多是大学教授，他们以自己的观点行为，影响着他们周围的人，特别是学生们，因此这个学科在这种连锁反应中，不断壮大并影响着公众的观念，借此将进一步影响政府决策层，影响立法。

    Jamieson现居纽约，几年前，他卖掉了自己的汽车，他说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很大程度是因为石油。从有车到没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人约束自己对自然的消耗，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

    国际环境伦理学会发展二十多年来，这个新学科的大趋势是从分歧走向统一的，因为目标是统一的——为了我们的环境。环境伦理学在中国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现任理事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余谋昌教授。余谋昌教授早在1976年就开始从事环境哲学的研究，从1980年翻译第一篇环境伦理学论文《生态学与伦理学》开始，陆续发表了大量的环境伦理学论文、专著和译文译著。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以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渐渐多了起来并形成了一个群体，这支研究队伍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

    余谋昌教授说，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翻译和学习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国外很多知名学者，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特别是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第一任主席、《环境伦理学》杂志副主编R．罗尔斯顿教授，曾于1992年和1998年两次来华讲学，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推动非常大。在这十多年中，他不断收到国外学者寄来的最新图书、第一手研究资料，书架上摆了满满一层。可以说，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和国外的学术交流中，共同走到这一步的。余谋昌教授认为，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对我国环境伦理学10年研究成果的检阅，通过这次交流，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借鉴国际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使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在10年后，上一个新台阶。

    谈到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建设，余谋昌教授把中国环境伦理学比做一棵大树，他说，这棵树的根必须是中国自己的文化。

    一个要求人类超越自己的学科

    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很多西方学者也在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口。

    清华大学的雷毅博士说，环境伦理从文化层面上讲是整个后现代思潮中的一部分，因为对工业文明及其现代性问题的质疑和批判，始终与人的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生态环境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南京大学的萧玲教授说，现代文明对自然所做的是一个“祛魅”的工作，“祛魅”本身就是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去敬重。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农业文明的社会，与自然密不可分，特别是在老庄哲学中，主体力量没有那么强，也就没有野心对自然祛魅，对自然的破坏力也就不大。

    与国际环境伦理学的内在格局相似，中国环境伦理学也是在存异求同中发展的。记者采访的余谋昌、萧玲、王国聘、叶平等几位学者，一致认为，目前国内观点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上。

    这几位学者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环境伦理学是新的伦理学，它不仅仅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应用。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扩大了传统哲学的“主体”范围，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主体”应该包括人类以外的“非人类存在物”——有生命的动植物和没有生命的山川河流。他们认为，对价值主体的拓展，挑战了传统哲学，并有可能随着环境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更新传统哲学的某些观念。

    挑战了传统哲学就意味着挑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南京林业大学的王国聘教授认为，如果人仅仅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处理好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的，必须用“人”和“物”（非人类存在物）两种尺度来衡量。必须承认自然也是有权力的，对人类的惩罚就是自然的一种权力。

    这种两种尺度的应用，要求人类超越本能，环境伦理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来对人类的本能进行约束，以达到一种对本能的超越。

    萧玲把目前自然存在的时间，比做一年，她说，人类在一年快结束的那几秒钟才出现，有什么道理把人类当作自然的中心。从自然发展的历史上看，越是低等的生物存在的时间越长久，恐龙也曾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动物，它们迅速灭绝了，而同时代的许多低等生命却存留至今，认识到这一点，约束自己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一个在探索中成长的学科

    这次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是南京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共同承办的，南京林业大学的王国聘是1994年被余谋昌教授带入这个领域的，他说，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复杂，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都在中国存在着，而且是在20年内出现的，因此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领域，他个人受益匪浅。这次承办这个会议，希望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做一点事。

    南京大学的萧玲是1998年进入这个领域，她说，环境伦理学在南京大学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很多学生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所以希望通过承办这个会议，能推进南大的研究工作。现在看来，目标是达到了，很多在观望的学生加入进来，为这个会议，仅南大就送交了10篇相关论文，一些博士生在会议期间中决定下来，要做环境伦理学方向的博士论文。

    据统计，首届中国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共有70多名正式代表参加，参会总人数超过100人，余谋昌教授说，这是中国环境伦理研究会成立以来，独立主办的第二次会议，在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上，收获很大。以前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引进和介绍上，这次大会提出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自然的价值和权利问题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环境伦理学基本原则。参加研讨的不仅有环境伦理的学者，还有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环境教育的实践者，他们在会上提出了在实践中的困惑，希望学者能在研究的同时，对实践工作有所指导。余谋昌教授更是在论文中明确提出：“实践性是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的精华。”看来，完善学科建设，走出书斋和课堂，是中国环境伦理学必须面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