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代表委员谈学术腐败 北大称处理相当谨慎
【来源：新京报】http://news.sohu.com/20060311/n242237845.shtml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

　　学术委员会应具评判职能

　　本报讯（记者马力）对于代表、委员猛烈抨击的学术腐败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昨天表示，高校应赋予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评判和评价是否有学术腐败的职能。他认为，对于学术腐败要严格的鞭打，但对一些学者本人也要有宽容之心。

　　顾海良说，对于学术规范，要靠社会的舆论，靠学术界的互相监督，也靠学校建立比较健全的评价学术的权威机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

　　顾海良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使评价和评判学术腐败成为学术委员会的常规性工作，制定明确的规则，对各种学术失范现象进行明确的界定，以便更好地进行监督和评判，这样就会达到他律的效果。

　　但他同时认为，在学术上要严肃对待剽窃的现象，而对一些有能力的学者一时出现了失误也要宽容。学术腐败与一些现有不合理的制度的压迫也有关系。比如评职称，要根据论文的多少。“我的意思是，对于学术腐败要严格的鞭打，但对学者本人也要有些宽容之心。”

　　北大校长许智宏：

　　北大处理学术腐败相当谨慎

　　本报讯（记者廖卫华）针对当前的学术腐败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向本报记者介绍，今年北大将出台相关规定来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他同时指出，对教授涉嫌学术腐败的处理学校还是相当谨慎。既不会宽容问题，也会保护好人才。

　　“北大对教授非常宽松，对北大的教授没有论文的要求。我们三令五申强调，研究生文章教授不得挂名，我们发现一个会查一个。”许智宏表示，教授在学术上出问题将会失去基本诚信。学校方面会根据情节的轻重来处理。

　　据许智宏介绍，今年北大将出台相关规定来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具体文本有可能在今年5月召开的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确定。

　　“如果研究生在做实验时数据造假，或剽窃抄袭他人论文，发生学术腐败问题，那么其导师有可能会被处以警告或停招几年等处罚。”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倩红：

　　学校教师考评指标过多

　　本报讯（记者申剑丽）“学术腐败只是极少数，和当前社会的浮躁心态有关，也和高校评价体系及教育体制的不健全有关。高校对老师的考核，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太多指标限制，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解决。”昨日，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别委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倩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张倩红说，学术腐败说到底还只是极少数。虽然所有学术研究都要求静下心来，但目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健全和片面化，导致了学术心态的浮躁，由治学的不严谨甚至演变到违规犯罪。

　　“目前，各地区都在搞学术科研基地建设，同时，高校招生人数逐年增加。老师一边要教更多的学生，一边也不能把科研攻关放下。”张倩红说。

　　她说，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教育资源与规模发展不相协调。

　　教授不搞科研，就评不上职称，工资也因而受影响；整个学校不抓科研，学校的声誉也会受影响，“而近年来针对大学的各种排行榜越来越多”，张倩红认为，说到底和评价体系和教育体制相关，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逐渐去改善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到近年来一些官员、明星到高校就读的问题，张倩红表示，学校应不应该招收这些人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学位论文的质量，倒是有提高的余地。

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http://hlj.rednet.com.cn/Articles/2006/03/824446.HTM

　　学界向来被视作不染尘俗的象牙之塔，给人的印象是，官场腐败，商界夺利，而学界一片清净，学人则超凡脱俗。怎奈如今学界已今非昔比，远不再是一块净土，学人也不再两袖清风。学术腐败是近几年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也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话题热点。

　　从天津一副教授因剽窃登报致歉，到四川大学海归教授学术造假，学术丑闻在过去的2005年频频曝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校长谢联辉在福建团小组发言时直言，学术腐败、学官现象，是对教育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种腐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会“遗传”、影响到今后几代人做学问的品质和素质。（《中国青年报》3月10日）

　　据报道，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去年爆出的几起有影响的学术丑闻，大都和“学官现象”有关。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的说法，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卷入学术丑闻，被点名和被质疑的不下百人。何以如此？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还是“研而优则仕”的导向，使得政研不分和官学不分。“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想当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教授现在越来越多，一旦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就，就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发展，似乎仕途发展成为对学术成就的肯定。”而行政职务、权力与学术成果、学术职称、学术声望挂钩，教育科研体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科研、教育机构沦为官本位体制的一部分，研究职务都相应冠以一定的行政级别，名为学者，实为“学官”，以及无处不在的官场腐败，滋生学术的腐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瞭望》周刊此前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事实上，教授贬值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教授不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而是用来沽名钓誉、谋求一官半职的砝码。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但是，因目前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却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只重视发表文章、争取课题，不重视教学，应付教学。大学，准确地说是“衙门”，已不再是培育人才的领地，也终于不难理解大学教育质量出现大滑坡的现状了。

　　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而高校流行的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足见官本位意识的无处不在，以及深入人心的程度之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也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并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有人质疑，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代表认为，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当官“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工资的东西”，甚至是被我们常人所尊重的“高学术地位”。究其原因，除了这些人自身的修养，更主要是机制问题。机制问题不解决，“学官”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大学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并最终还学界以清净。(稿源：红网)

全国人大代表罗家融：整治学术腐败刻不容缓
2006年03月10日 15:23 　 来源：新闻晚报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0/content_4285979.htm

    “学术腐败导致真理失去了空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罗家融表示，整治学术腐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罗家融说，2003年，武汉一所大学想要改个校名，在打听到了参与改名的56个评委名单后，就派专人进行攻关，花了数百万元之巨，最终获得了46张赞成票。这仅是高校学术腐败中的个例，在评学科、申请博士点、硕士点时发生的腐败也不鲜见。一次，某评委在收到一学校的评选资料后，又收到该校的第二份“评选资料”，里面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信封。在这样的风气下，学术的评审已不是科研实力和教研能力的真实体现。

    在一些行业标准的制定中，某些专家俨然成了个别企业利益的代言人。

    “创新以科技和真理为基础，学术腐败必将阻碍科技创新。”罗家融认为，我国要大力发展各类创新型技术，政府就应对学术腐败事件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防止学术腐败蔓延。（程贤淑）

教育部坦言学术造假呈严重趋势 整个社会浮躁

【来源：新京报】http://news.sohu.com/20060311/n242237832.shtml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蒋彦鑫赖颢宁徐春柳）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治理学术腐败需要道德力量、行政力量和法律力量。三管齐下，综合治理。

　　学术造假呈加重趋势

　　昨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坦言，目前学术造假呈严重趋势。他表示，解决措施除了加强教育，还要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有效改革。

　　针对代表委员反映强烈的科研人员跑部钱进、科研老板化等学术腐败现象，赵沁平称，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个加重的趋势”。

　　他分析，产生原因复杂：一是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影响也反映在学术界；二是学术成果和对人才的评价，科技资源的配置和成果的联系过于紧密；三是个人问题，个人失去科学道德。

　　王旭明说，教育部正酝酿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等机构，以有效治理高效出现的“学术抄袭”和“学术造假”问题，促进学风建设经常化、规范化。

　　治理腐败需三管齐下

　　王旭明指出，治理学术腐败应该靠三种力量：一是道德力量，希望研究人员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加强自律，所谓“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二是行政力量，目前教育部正在通过设立学风监督组织来增强其行政力量；第三种就是法律力量，要通过不断建立健全相关法制，给学术行为不端者以法律的惩处。

　　治理学术腐败，要道德、行政、法律三管齐下，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他还表示，对于学术造假和腐败，群众可以通过教育部信访部门和有关教育部门反映，也可以向当地的行政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反映，这个渠道是畅通的。

学术反腐，内修先行
http://www.yndaily.com/html/20060310/news_88_1026661.html

    解决学术腐败，首先要解决内因的问题，内修要先行。

    “学术腐败”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已不是最近才有的事，也不是只有在以“诚信”为主题的“３．１５”才会被人提起的话题。因此，人们也才更关心，这个在最不应该长“瘤”的地方长出来的“毒瘤”，究竟何时、如何才能根治。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是很多人谈到学术腐败时都会想到的。事实上，相关的操作也在推进中，在日前中国法学会召开的“如何用法律规范学术制度”座谈会上，教育部法规司办公室主任张文透露，我国正在起草“考试法”，在考试法中规定各种考试的规范，从而进一步遏制学术腐败。显然，“考试法”还只是从外围剿杀学术腐败，我们仍需期待法律的刀刃更直接地切在“病灶”上。

    剽窃、抄袭、作弊、钱权交易，买分数、买文凭，甚至性贿赂，都已成为学术腐败的一些“临床症状”。从这些“症状”可以看出，学术腐败同样存在一定的复杂性、隐蔽性，同样涉及各种大小明暗利益，甚至涉及诸如教育机制、行政力、就业状况等很多学术外的因素。因此，依靠尚未完善的法律，从外而内对学术腐败进行惩治，短期内仍然较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于是，从行业内的规范，并依靠行政机制的约束，成为遏止学术腐败不可或缺并且可能更易见效的手段。因此，我们听到教育部发言人在２月底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今后将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目前正在酝酿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要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促进高校学风建设的经常化、规范化。

    无疑，浮躁心态和逐利心理在学术界的渗透，令我们的学术界在不完善的学术机制中，更容易放弃科学精神和原则，也就造成俗话所说的“学风不正”，进而“腐败”。一位高校教师，可能因为需要向一本学术刊物付高额费用，以换取自己论文的发表，从而为职称评定积累必要的条件；另外，他可能发现，自己到校外讲两小时课的收入，比学校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还高；他也会发现，从网上找几篇论文，拼拼凑凑，署上自己名字，出“研究成果”会轻松很多……不管他有多少的理由或无奈，让这类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但至少我们不能不承认，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使他有了很多可钻的空子；学术监督机制的缺位，或惩治力度的缺乏，更让他有了足够的“胆量”。因此，学者的内心和学术界的内部机制，必须首先做到邪不压正。简单地说，解决学术腐败，首先要解决内因的问题，内修要先行。

    学术腐败的恶果，不仅只是影响声誉、败坏学风、浪费公帑，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我们国家创新、进步的火车失去动力。日前瑞士研究机构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已经警告，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正连续下滑。国家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靠短视、逐利、自私的学界，是不会得到落实的。我们的学术界，知耻而后勇吧，还不算晚。

    瑞 冬(滇池晨报)

人大代表谢佑卿披露核心学术刊物收钱发表文章

中国青年报 03/09/06 12:45:26
http://chinanews.sina.com/news/2006/0309/12451116974.html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每个领域能否都有一本不用交钱就能发论文的核心学术刊物？当然这样的刊物需要国家扶持。”谢佑卿代表在湖南团的全体会议上这样说，当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正好参加了这个团的讨论。

　　谢佑卿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现在大多数科研单位都用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发表的杂志是不是核心刊物等指标来考核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只得花精力发表论文，核心刊物毕竟不多，结果僧多粥少，越来越多的刊物都是得交了钱才能发表文章。

　　与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付费刊登不同，谢佑卿说，国际上那些顶级的核心刊物是不收钱的，正因为不收钱，那些刊物对论文的要求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他自己就经历过一次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的“磨难”。

　　谢佑卿研究的领域是材料学，2004年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国际核心刊物《物理学报》(欧洲版)发表了他的四篇系列文章，而发表之前是杂志编辑部门长达8个月的审核。

　　事情还得从2003年说起，谢佑卿向《物理学报》投稿后几个月，突然收到杂志主编波尔的电子邮件，波尔说，谢佑卿的论文经他们论证，认为有发表的价值，并将他的论文送给了国际热化学奠基者考夫曼审查，但考夫曼觉得有谢佑卿的一些思路他不是很熟悉，能不能和谢佑卿通过邮件交流。

　　之后，谢佑卿就和考夫曼通过电子邮件一来一往交流起来，对方逐渐了解了谢佑卿的思路后，认为文章很好，帮谢佑卿写了发表论文的推荐信，还邀请谢佑卿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长达20多页的论文，一分钱不要。”谢佑卿说，更重要的收获是——还能和国际热化学奠基者进行交流。

　　谢佑卿说，现在国内的很多学者都愿意在国外核心刊物发表文章，一方面确实是因为这些杂志能体现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些杂志上发表论文确实能有所裨益。这次经历，让谢佑卿觉得有必要呼吁，国内每个学术领域也应该有一本不用付费就能发表文章的核心刊物，这样的刊物要办成顶级的学术杂志，用于吸纳领域那最有价值的文章，甚至应该聘请国际大师来评审文章，不仅发表国内专家的文章，也可以在逐渐办出名声后，吸收国外的优秀文章。本报记者 刘世昕

委员抨击学术评审“包装”风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news.sohu.com/20060311/n242238242.shtml

　　本报记者 原春琳

　　旭日干委员是内蒙古大学的校长，担任过多个科技奖项和学科项目的评委。有一次，一所学校申报博士点。看材料时，旭日干委员发现一个问题：一位教授的专业明明是另外一个学科，名字却出现在这个参评的不相关学科。

　　这种情况他碰到过不止一次。申请科研项目，为了壮声势，联合许多学校和科研部门、政府机关一起申请，团队的分量看起来很重，实际上其中一些单位在科研中根本起不到作用。一些评审专家看不出队伍的结构问题，却认可了它的声势，项目因此到手。“这种‘学术包装’的风气越来越厉害。”旭日干委员说。

　　朱清时委员赞同说，现在几乎任何评审项目都有包装。他参加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学科评审，评审采用了申请人公示的办法，许多参评项目被举报有问题。有个学校申请化学博士点，一位教授名列其中，但在该校申请材料学科博士点时也有这个教授。理由是“交叉学科”。“这是擦边球。”他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说，很多学校都在这样做，各学校要升级，要从中央、省里和地方要钱，就要具备一定的资历，这些资历都是在各个评审中累积起来的。“这些评审与学校利益直接挂钩，为此学校不得不进行包装。”。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好的教授，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博士论文多次使用。有的学校还把在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当作被SCI引用的论文放到评估材料中。

　　“这种‘学术包装’的后果就是学位点没有学位条件或者它的条件造假，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旭日干委员说。

　　朱清时委员认为：“‘学术包装’的实际后果是，学校表面上都学科齐全，科研力量雄厚，其实最后连好坏都评不出来了。”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代表委员要求整治学术腐败

【来源：北方新报】  http://news.sohu.com/20060310/n242237005.shtml

　　《中国青年报》消息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前不久，国内一所大学的校长接到国外一家著名科学杂志的来信，这家杂志认为该校的一名学生投给杂志的论文有作假嫌疑，要求该学校对其进行调查。

　　这家杂志同时表明：如果学校不愿意调查，就要取消这所学校所有人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权利。调查结果证实了这家杂志的怀疑，这所大学校长决定对这件事情严加惩处，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肖红代表说：“近几年来，为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和高校都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条例。但是给人的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欠缺实际的东西。”王子镐代表分析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和学校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这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他们呼吁：“学术不端行为，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代表郑永飞：学术思想苍白谈何自主创新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156/article.htm1?id=70136

本报记者 刘英楠

    一批科技工作者拿着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的却不过是高层次的“科研练习”；号称完成了国家科技攀登项目，却不知道科学“险峰”在哪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大教授郑永正指出——学术思想苍白谈何自主创新。

    “国家的科学研究朝哪个方向发展，科研队伍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郑永飞教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我国科研队伍虽然涌现出不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青年科学家，但是队伍整体实力不高；一批科技工作者拿着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的却不过是高层次的“科研练习”；号称完成了国家科技攀登项目，却不知道科学“险峰”在哪里。

    郑永飞强调，要实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目标，首先必须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尊重科学研究发展的自身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抓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衡量科研产出应看原创成果

    “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应该好好算一下投入产出账。”郑永飞表示，根据我国科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对“产出”的要求并非直接转化为技术或者产品，而应是讲科研项目的基本成果，应能“在跟踪国际前沿的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离开这一点，任何对科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即使再考虑国家需求也不能发挥预期作用。

    郑永飞认为，发达国家，例如美国，重大科研项目或科学工程实施大约30年后就能够转化为明显的技术优势，能够通过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和突破带动技术的全面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再如日本，原来只重视工程技术，随后意识到缺少基础研究的源头积累，技术领先则无从谈起，结果最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对基础科学的重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我国科技界、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也应坚定“科学是技术源泉”的意识，通过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提高科研质量，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源头创新和监督机制，通过纠正“新闻”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方式，实现对公众科学素质、国家科研实力和技术开发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郑永飞认为，从目前国内各科技计划总的情况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产出”效果最好，部分完成了国际竞争的任务。自然科学基金的成功，源于“自主选题、自由申请”的立项模式，以及相对公正的专家评审机制。他说：“在所有研究计划中，自然科学基金尊重专家的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一线科学家最了解本领域研究动态和趋势，正是他们的集体把关，保证了项目申请者研究思路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科学研究的好坏，确实由原创性的研究思想直接决定。”郑永飞表示，杰出的、有思想的科学家从来不怕失败；事实上只要有好的研究思路，就不存在“失败”一说。因为科学研究需要持续积累，如能取得质的突破，自然是重大进展；即使只在积累的“量”上获得进步，仍在将研究持续不断向前推进。其间只有大成果、小成果之分，而无成功、失败之别。“失败是成功之母”，真正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是敢于接受挑战、面向失败的，患得患失的人是很难取得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的。

    要有实质进步首重人才素质

    “我国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只能寄希望于科技队伍研发能力的群体突破。”郑永飞说：“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界做得好的人占大多数，在科技精神、学术道德方面自律严谨的人也占大多数，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好的带动差的、差的向好的看齐，自然进入良性循环。在我国则不然，现在科研队伍整体实力不高，不少‘半瓶醋’学者‘风景这边独好’，‘忽悠’国家大笔经费从事‘填补空白型’科研。虽然许多单位引入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组织一大批人承担重要科研课题，但是由于学术思想的苍白，充其量不过是在进行高层次的‘科研练习’，常常连模仿人家都模仿不到点子上，还谈什么自主创新？”

    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理顺科技评价体系，实施科技管理体制上的实质性改进不可或缺。郑永飞指出，为实现源头创新的目标，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管理中执行情况最好的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势在必行。但这并不表示，所有基金项目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上，现在自然科学基金仍需进一步改进立项、监督、评估的方式方法：

    首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需要率先在科研管理上引入“科研信誉”的参数。郑永飞介绍，即使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有至少1/3的项目承担者已经获得连续两次的经费支持，也未能取得较好的研究成绩。对于这种科研信誉缺失的人应予以适当制裁，即使他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应从基金中得到不合理的资助。相反，对于信誉卓著、项目完成情况优异的科学家（从历年情况看，大约同样占所有项目承担者的1/3），应该给予应有的激励。

    “这里所说的‘激励’，并不是说要给他颁个什么奖，而是讲应该给予更多信任，不再让他与初次申请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统在一起再吃一遍大锅饭。”郑永飞表示，这种区别对待下的“分而治之”，并不是搞特殊化，而是提高科研管理效率的必要手段。由于信誉等级的划分根据个人科研现状随时浮动，并不虞给一些人打开浪费经费的门径，只会使科学家审慎选题、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

    其次，为提高资助项目的总体水平，科技管理者需要会同在第一线“拼搏”的专家设计出一些质量高、可行性强的前沿领域项目群。“这对科研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郑永飞说，从这个角度看，原来常讲的“学而优则仕”其实对科技界影响不大，反而是现在不少人“仕而优则学”，带来极坏的连锁反应——他们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学术水平俨然水涨船高，成了学科带头人甚至“知名专家”。一位合格的科研管理者，首先应是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科学家。因为作为科研阵地“战斗员”，他一次最多搞砸一两个项目；成为“指挥员”后，“官大学问长”危害的却是整个单位、研究方向甚至学科领域。他说：“这方面的许多教训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 (刘英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