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奎因在20世纪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算得上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之后的第二代分析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理查德·罗蒂说，分析哲学在奎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达到顶峰，而这也就意味着分析哲学超越并取消了自身。2000年以来，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相继去世，分析哲学大师级的人物恐怕仅剩下达米特一个人了。去年10月份我去拜访达米特的时候，他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在这里我不想再讨论奎因对哲学的贡献，而是想借奎因的一个说法谈谈哲学与哲学史、特别是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罗蒂在1981年写过一篇文章《今日美国哲学》（后来收入论文集《实用主义的后果》，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一开始就转述了奎因的一个语带讥诮的俏皮话：人们出于两个原因研究哲学，一个是对哲学史感兴趣，另一个是对哲学感兴趣。按照罗蒂的看法，奎因这句话的意思是，哲学正确的任务是解决一系列可以辨别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自然科学的活动和结果。用赖欣巴赫在《科学的哲学的兴起》中的概括就是，哲学从思辨走向了科学。

    在这六卷本的《奎因著作集》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哲学史的兴趣和论述。只有像《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从刺激到科学》的第一章等少数论文有聊聊几笔涉及哲学史。最近我读到美国哲学家Ernest Nagel在1936年写的一篇长篇文章《对欧洲分析哲学的印象与评价》，这是我读到的最早综述分析哲学的文章。Nagel在30年代访问了剑桥、维也纳、布拉格、华沙、罗乌（Lwow），对新兴的分析哲学做了很全面的综述，他对分析哲学特点的概括，至今仍然符合人们对早期分析哲学的一般认识，比如认为哲学即分析，即澄清意义和涵义，在伦理和政治上保持价值中立，致力于阐述哲学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对现代逻辑十分关注，而对思想史缺乏兴趣，坚持常识的自然主义等等。

    Nagel在罗乌时感触很深，在阴冷潮湿的教室里，学生们求知若渴，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水平，特别是逻辑水平远胜于美国学生。他和几个学生交谈过，这些学生都没有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望。他问这些学生为什么要学哲学，而这些学生都不觉得这个问题有意义。他们对新的哲学十分渴望，而不觉得从事这种非功利的学习还需要什么理由，而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奎因自己说他在中欧获得了新生。也许可以说，奎因就是在这样悄然形成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十分认同这种分析传统。

    可是，从现在看来，奎因本人也进入了哲学史的范围内，这就是说，他的著作被当作分析哲学的经典而得到反复深入的研究。一个对分析哲学感兴趣的学生要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读到卡尔纳普、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等等。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读懂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其次才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大多数人通常是以诠释这些大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为主要工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奎因那句俏皮话的反讽了。

    这其实促使我们更多地去反思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再遵照黑格尔的教诲，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至少文德尔班就已经批评过这样的思路了。奎因的那句俏皮话更把黑格尔式的进路推向了反面的极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的Tom Sorell也举过一个例子，他听说普林斯顿大学Gilbert Harman的办公室门口贴着一个告示，据说上面写着：对哲学史说不！（Just say no t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就像是南希·里根的著名口号“对毒品说不！”（Just say no to drugs）一样。他认为这反应了主流分析哲学家对哲学史深深的敌意。当然，西方哲学家一直在反思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像Haman这样敌意很深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例如普特南就说：“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需称自己为康德的信徒；……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以及戴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而美国哲学家瑞彻也指出，分析哲学已从英美哲学的学术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学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因为分析哲学实际上可以分离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消解哲学问题，或将其归约为经验科学问题；二是它的方法、技术和步骤，在这一方面，它要求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到哲学研究中去，而不要满足于模糊的观念和未经检验的假定。因此，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丰富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

    不过，在另一方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美国大学哲学系，在直至今日的法国、德国，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哲学系，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思想进路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或者是不用古人的话就开不了口，言必称希腊，或者是非六经注我不可，就像海德格尔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奎因的那句俏皮话能够成为一支解毒剂，使我们在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虽然不同的哲学观会导致不同的哲学史态度，不过，这种平衡还是必要的。分析哲学致力于无立场的哲学思考，要说出自己的话，但也能从系统的哲学史研究中受益，因为哲学史研究会表明，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说自己话，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塑造我们的那种文化影响而成的。而哲学史研究也不能停留在某某大师说什么，而要揭示某位大师所说的话的意义是如何从文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研究对于哲学思考也是举足轻重的。

    我说的这些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学哲学系里非常重要。比如，我认为奎因对存在一词的理解已经在逻辑上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可是我的很多同事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更喜欢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概念。我怎么才能说服他们或者被他们说服呢？

    贺耀敏：我们一直想做的工作就是学术规范性，这其中文献工作是首要的，希望大家以后支持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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