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分析哲学在中国

　　涂老师以前编写过《维特根斯坦全集》，现在有编了这套《蒯因著作集》，可以说这是分析哲学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这两部全集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分析哲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蒯因的作品呢，专业程度比较高，很多人可能看不懂，我觉得这也要分工，他的逻辑著作可能更专一些，哲学著作虽然夹杂了一些符号，但是大部分还是可以看懂的。

　　我觉得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的研究，刚才成老师也讲了很多。分析哲学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进入中国，那时两个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杜威分别访问了清华和北大，都做了五大讲演。实际上，那个时候罗素的影响比杜威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可能和胡适有关系，因为胡适对杜威比较推崇，但胡适对罗素不太重视。可以说解放前，分析哲学在中国就是比较薄弱的一块；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重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但是我们招生的时候也发现，报考分析哲学的学生非常少。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学术环境，我们确实应该深思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学术环境？

　　分析哲学不仅仅是指美哲学家的思想，研究这些哲学家是研究分析哲学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分析哲学家的思想掌握一种风格，分析哲学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中国学术界恰恰缺乏这种风格。这个风格，它有几个标志。

　　第一是一种理性的批判，当然对理性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的风格，从苏格拉底开始，但是分析哲学表现得更加充分。分析哲学是分析式的，对有些概念加以分析，对有些命题加以分析。分析哲学的批评往往有一个共式，有一个共同的话语，这种批评能够真正推动学术的发展。我们国内现在也讲学术批评，但是它的批评都是最低层次的批评。现在就讲抄袭、打假。这个不叫学术批评，这就是指出一个事实，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是对学术观点的争论和批评。罗尔斯是怎么出名的？就是因为人家批评他，他才出名的。他发了很多文章，人家批评他，1971年他发表《正义论》，批评像潮水般涌来。几年间，就有几千篇文章批评他。我们看一下研究罗尔斯的著作，没有几篇是赞成罗尔斯的。但就是因为这些批评，造就了罗尔斯世界性的声誉。现在我们国内的学术氛围，研究一个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推崇他、赞同他或者发挥他，“除了圣贤的语言，自己就不会讲话了”。

　　第二个风格就是分析，就是你的意义一定要清晰。中国的传统学术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它的文学性非常强，它的感染力也非常强。中国哲学关键是靠个人的体悟，如果我要把它表达出来，变成一个公共话语，要和人家讨论，那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都可以讨论的话语来表达你的体悟，要用哲学的概念来表达你的体悟。现在哲学的概念大部分是从西方哲学来的。要把我们的体悟用一种公共的、可以传递的话语表达出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注意这种风格。现在好多研究，跟研究对象之间没有距离，不仅没有思想上的距离，连文字上的距离都没有。

　　还有一点，我非常赞同成中英教授的观点，蒯因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研究蒯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用分析哲学的风格，要善于分析，而不是重复蒯因。蒯因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来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说他是绝对正确的。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对罗尔斯的讨论要多于蒯因，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蒯因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对蒯因的批评就很少。蒯因实际上创造了分析哲学的第三个教条。蒯因把心灵哲学这块给取消了，就是注重“词”。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这个相对主义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还有不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平面的相对主义，他赋予各个相对主义以平等的价值；但是蒯因的相对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本体的。它不能和其他的语言对比，只能和西方的语言自身对比。我觉得蒯因的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太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如果把语言和心灵联系起来，然后再把心灵和外界的事实连接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相对主义可能就更能站得住脚。

　　进化论讲人类的心灵是在几百万年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类语言的分化只是在几万年之内才发生的这种分化。语言的分化还不能取代心理机制中的共性。所以蒯因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超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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