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蒯因哲学引起的争论

    赵敦华：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把哲学定在蒯因所定的那个立场。

    王路：不，我是在谈对蒯因的理解，我读了之后对蒯因的理解，没有说我对哲学的看法。

    赵敦华：不，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一个哲学家可以走专家的路线、技术的路线，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但不能把哲学只定位在技术和逻辑这个层面上。所以在1989？的世界哲学会批评说分析哲学做了什么，安切尔·培罗夫斯基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面临这样的挑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康德时代，在他的判断中，为什么能考虑到人的道德问题、人的自由问题、美感问题，就是因为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下，他还是能扩大。蒯因是从1930-1970年代的顶峰，我们要了解历史的语境，但不要把它无限扩大。

    王路：我觉得你很奇怪，你老是讲你要讲什么东西，我今天没有给大家讲我在课堂上讲什么，我也没讲我是怎么研究的，我是在说我在读蒯因的一点理解。而且我讲的主要是蒯因为什么达到今天的成就，我不是说蒯因是大家嘛？那我想讲的是，他这个“大家”是怎么得到的。那他得到的东西恰恰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点，除此之外我没有说别的什么东西，我并没有说这是研究哲学唯一的方式。

    赵敦华：不是，你刚才说，有些人以为哲学就是要走逻辑主义的路。

    王路：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刚才是沿着赵老师的话，说有些人选择海德格尔，一个是因为喜欢，一个是因为对哲学的理解，蒯因也是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研究什么都可以。

    江怡：其实不管从蒯因的立场看问题，还是从超越蒯因立场看问题，其实我们讨论的前提就是以蒯因为基础。所以，我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蒯因的观点看”，我们应该怎么看哲学、逻辑这样的问题。

    蒯因的第一部论文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就叫做《从逻辑的观点看》。据说，这个书名是偶然地来自于一首歌曲的名字。我国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蒯因思想的著作是由在座的陈波教授撰写的，当时他曾邀请我对该书做出评论。但我要在这里对陈波教授感到抱歉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书评始终没有完成。但我的书评事实上已经写出了一部分，书评的题目就叫《从哲学的观点看》。今天，我非常高兴参加《蒯因著作集》的出版座谈会。当陈波教授希望我能在会上说一些什么的时候，我脑海里马上闪现的就是这个话题《从蒯因的观点看》，因为《蒯因著作集》正是非常全面客观地向我们展现了当代美国这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

    谈到美国哲学，人们主要会想到实用主义。的确，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正如儒家和道家是中国的本土哲学一样。但美国的实用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从实用主义诞生之日起，不同的哲学家就赋予了实用主义不同的解释和阐发，由此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被主要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实用主义的发展演变中，蒯因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是他使得一向强调经验和实践的实用主义与强调逻辑方法和语言分析的逻辑经验主义结合起来，为实用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是他以逻辑学家的特有视角和哲学家的本体关怀拯救实用主义于危难之时，不仅以逻辑实用主义哲学的形式存留了实用主义的精髓，而且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赋予了实用主义新的生命。如果要作一个类比的话，我想是否可以把蒯因在美国哲学中的地位比作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重要贡献也正是在于他成功地吸收了来自西方乃至东方文化中的不同哲学思想精华，由此形成了他的兼容并蓄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不过，我在这里主要不是谈蒯因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而是试图从蒯因的观点出发，谈谈语言和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时间关系，我想主要讲三点：第一点是，蒯因把“语义上行”作为判断命题意义的重要前提，这既是延续了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传统，又是对哲学研究性质的一种重要规定；第二点是，正如几乎所有的分析哲学家一样，蒯因不是因为做了哲学家才去研究逻辑，相反，他是从逻辑研究中找到了哲学发展的突破口，逻辑研究是他形成哲学思想的主要根据；第三点是，蒯因对科学始终怀有一种崇敬的态度，无论是他早期的逻辑思想还是晚年的自然主义科学观，无不透露出他的科学主义倾向。虽然科学主义在当代哲学中已经遭到了很多的指责，但对我们来说，强调一切从科学的观念出发仍然是需要我们大力提倡的哲学研究思路，是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最为缺乏的思想进路。

    我们知道，“语义上行”的观念并不是蒯因的首创，但他的重要贡献是，把一切被看作是与事实有关的命题都放到语言分析的显微镜下，首先接受语义分析的考察，由此确立命题的经验意义。不了解分析哲学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蒯因的这套做法有些“大题小作”，是在玩文字游戏。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只要是认真阅读了蒯因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蒯因的这套做法多少有些“煞费苦心”：他的目的其实不仅仅在于指出揭示命题意义的一种基本方法，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试图说明，一切我们通常认为的哲学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语义上行”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说，在蒯因看来，哲学研究的核心不应当是去解决世界的真实存在问题，而是考察我们对世界的存在本身所形成的命题系统。由于这样的命题系统与它们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或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对命题系统的考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考察。哲学不是关乎世界的，而是关乎与世界有关的命题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命题来实现的；但由于世界与命题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意义对应，所以，哲学对命题系统的研究也就不是直接的简单的对世界的研究。其实，这个观念也不是蒯因的创造，而是来自维也纳学派，更主要地是来自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但蒯因从逻辑的观点出发，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这就为哲学的语言转向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是说，自蒯因哲学起，当哲学家开始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都需要首先考察所要讨论的命题的意义，而不会像传统哲学家那样依然专注于对世界存在的思考。我把这种对语言转向的完成活动看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蒯因之后仍然有哲学家强调“语义下行”，但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会否认“语义上行”的重要作用。

    关于哲学与逻辑的关系以及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我想，始终是我们需要反复强调的重点。这种强调不仅是因为我们是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者，而是因为（事实上）哲学离开了逻辑就无法存在。无论我们如何理解逻辑的含义，有一点是我们共同承认的，那就是，对思想的清晰表达总是以符合语言的逻辑要求为前提的。蒯因早在1940年的《数理逻辑》中对逻辑的作用就给出了清晰的说明：“它为处理话语最基本的成分提供了清晰的技术。它给科学带来了也许还包括在严格性和明晰性上的贡献——使科学的概念更加清晰。概念的明晰不仅可以用来揭示已有的科学假说、迄今尚未揭露的结论，也可以清除档在科学进步道路上的细微错误。”（第1卷，第82页）。在1950年的《逻辑方法》中，蒯因甚至更加明确地表示，逻辑不仅规定了科学命题的意义，而且规定了作为科学大厦基础的整个数学的基本原则。他写道：“……在逻辑所达到的更高之处，人们会发现，通过一些自然的阶段，逻辑把我们引入到数学”，“逻辑理论的某些不突出的扩张使我们进入到一个领域……它的确有一种特殊的抽象实体作为主题。这些实体是类；类的逻辑理论，或集合论，被证明是纯数学的基本原则。从它可以产生出全部经典数学”（第2卷，第15页）。这些说法虽然体现的是蒯因一贯坚持的从逻辑推导出数学的逻辑主义纲领，但它们明确表明了逻辑在蒯因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表明了逻辑对哲学研究的关键作用。我始终认为，对逻辑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蒯因的科学主义问题。“科学主义”这个词如今似乎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等同于所谓的“唯科学主义”的意思，甚至认为这种科学主义应当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社会危机以及战争危险等承担责任。在当代哲学中，蒯因被看作是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陈波教授曾把他的科学主义特征归纳为自然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整体主义、唯名论倾向和物理主义以及外延主义等。虽然我们可以从哲学上指出这种科学主义的弊端或缺陷，如“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的精神、方法与手段推广应用于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只承认能为这种方法所研究、所把握的东西，其他一切飘忽不定、不易捕捉的成分与要素统统加以拒斥”（陈波《奎因哲学研究》，第343页），但我们更应当看到，作为一名逻辑学家，蒯因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以严格精确的形式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概括上升为一种理论抽象。在蒯因看来，一切科学理论的基础都在于经验观察，包括了我们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感官刺激，但科学本身却并不是这种刺激或感觉语言的总合，而是把我们的感觉加以系统化或理论化的结果。他明确地说，“把我们的过去经验与当下经验相连接并引发我们的预期的记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感觉输入的记忆，而是对本质上的科学假设，也就是物理世界中的事物与事件的记忆。”（第6卷，第565页）这样看来，蒯因心目中的科学主义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极端的“实证主义”，更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以逻辑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例如，他自己就反对实证主义坚持对经验内容的最终检验，认为这恰恰“妨碍了科学的进步”。他甚至这样说：“确实，下述情况经常发生：一个与所有的检验点相距遥远的假说，提示了可以检验的其他假说。这必定是值得检验的假说的一个主要源泉。”（第6卷，第590页）可见，蒯因的科学主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责难的所谓“唯科学主义”，他对科学的推崇和尊重恰好表明了他所从事的正是一项合乎理性的事业。从我们的现实意义来说，蒯因提倡的科学主义精神也正是我们目前的哲学研究中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内容。最后，我想借用陈启伟先生在一次访谈录中的话作为我发言的结束：“分析哲学对意义问题的重视，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哲学应向西方哲学更多地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也许有人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东西，君不见近年许多人在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吗？但是，请允许我反问一下：难道人文精神不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吗？而且在我们这里难道没有‘科学精神的失落’吗？”

    王路：我问一下，你刚才的“科学主义”，有的翻译成“唯科学主义”？

    江怡：对，有人为强调科学主义的错误，就翻译成唯科学主义。

    王路：那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翻译成唯科学，但不能翻译成唯科学主义。？

    江怡：其实这个词在英文中本身也是个贬义词。开始不是，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方法提出来的，后来演变为贬义的。…………………………

    王路：我还有个建议，就是出版社能不能把一些精妙的东西，再出些单行本。像他的晚期政治追求、从此 到经验啊等等，因为这些等于是重复他这一生的东西。从开始比较复杂，到后来比较精要。所以，我建议出几个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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