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梁漱溟先生将中国近代面临的一切“问题”归结为“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两项，此处借用其意。参详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993）第6卷，页496以下；“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同上，页758－60。

　　② 参详拙文“以法律为业”第二部分：“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公民”，载《金陵法律评论》（南京）2003年春季号，页14以下。

　　③ 薛氏生于1820年（嘉庆25年），卒于1901年（光绪27年），享年八十有二，并未及见清末变法，更未躬身新法学的创议。但是，薛氏的浩繁著述却为编订过渡性法典《大清现行刑律》之主要参考，而后者与清末新刑法乃至民国刑法的制定实有津梁之关联。同时，晚清以治律成名并具特殊历史地位者，首推薛氏与沈家本，二公均为我国法学承先接后的人物。故此，也不妨将薛氏列入“第一代”。参详华友根：《薛允升的古律研究与改革——中国近代修订新律的先导》（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页339以下；黄静嘉：“清季法学大家长安薛允升先生传——一位传统法学的殿后人物”，载《清华法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4辑。

　　④ 此处仅就法学而言，未及他域。如张君劢先生为儒学高人，当然是一代大家。

　　⑤ 参详梁慧星：“谢怀栻先生从事民法50周年贺辞”，载《民商法论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卷2，页1－4；谢鸿飞：“谢怀栻先生访谈录”，载《环球法律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1年秋季号，页317以下。谢怀栻先生逝世后，学界续有悼文发表，详“法学时评网”。

　　⑥ 参详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收见氏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页6。

　　⑦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7。

　　⑧ 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摺”，收见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50。

　　⑨ 近人研究伍氏的成果主要有：张云樵：《伍廷芳与晚清政治改革》（不详）；林达：《转变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的作用》（加州大学洛山矶校区博士论文，1970），以及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⑩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收见《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279。

　　11 参详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一卷第一辑，页368以下。王先生的一生著述，除收入《王宠惠先生文集》中的以外，其他著作如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丛书中的《国际联盟》，散篇论著如“四权之行使及其支用”（《中华法学杂志》1931年2卷7期）、“比较法学国际会议续闻”（同上，2卷12期）、“大赦权之运用”（《社会杂志》1931年1卷1期）等等，尚有待搜罗和整理。

　　12 参详许章润：“多向度的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第三节以下，载《比较法研究》（北京）2003年第6期。该文已收入本书。

　　13 “我的自述”，收见氏著《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页696。

　　14 钱端升：“我的罪行”，载《人民日报》（北京）1957年8月6日。

　　15 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务处编辑的《教学简报》1957年9月号的一段记载，如今读来若搞笑，但在当时却是“正面报道”，义正词严。其中，如“青年讲师某某某激动地站起来说：‘钱端升，你这个大右派！’”等语，如今读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在当日，却是家常便饭。另详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二、三、四年级部分师生联合批判小组撰：《批判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北京：1958）；许章润：“所戒者何？——钱端升先生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未刊。

　　16 据美国汉学家R. A. 斯卡拉皮诺回忆，劫后余生，钱端升曾经凄然叙说：“23年啊，我被当作一个不存在的人，不能教书，不能写作，甚至不能去看望北大的老朋友。”详赵宝煦、夏吉生、周忠海编：《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页32；该书收录的钱端升先生子女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到了1957年以后，由于爸爸不愿迁‘祸’于人，所以很少主动于过去的老朋友来往。”具体情形请参详该书钱氏子女钱大都先生等人的文章，页52。

　　17 钱端升：“自序”，收见氏著《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页3。“反右”阳谋进行之际，钱端升曾任院长的北京政法学院主办的《政法教学》上，以“刑法教研室”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审判工作的污蔑”的长文，其中一段话，堪能说明新政权对于钱端升、杨兆龙们的实际看法：

　　　　对于旧法学家的情况，应该有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学旧法的人，几乎都是从剥削阶级出身，长期受着资产阶级教育，渗透着资产阶级反动的旧法观点。他们至多也只懂得一点反动的法律，对人民的法律，他们是根本不懂的，必须从头学起。绝不能笼统地说学过旧法的人便懂得法律。……另外有一些所谓的“老法学家”，如杨兆龙、钱端升之流，顽固地拒绝改造，旧法观点原封未动，解放已经八年多，仍然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对于这样的所谓“老法学家”，人民怎么能信任他们来立法？即使他们参加了工作，也不会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他们本来就是旧社会的官僚政客，是欺世盗名之辈，真正“不学无术”的人。参详《政法教学》（北京）1957年第1期，页4－12；并详同期批判吴恩裕教授的“檄文”。

　　18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

　　19 参详陈寅恪关于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两篇审查报告，收见氏著《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279以下。

　　20 转引自【美】安守廉、沈远远著，季美君译：“‘法律是我的神明’：吴经熊及法律与信仰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详《湘江法律评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卷2，页207。事实上，在1921年11月23日致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吴氏亦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正因如此，将近三年后，1924年4月5日，吴经熊归国前夕，在另一封致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满怀深情地预言：“本世纪将目睹世界最古老国家的再生，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的诞生，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前，页218，222。

　　21 参详许章润：“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载《月旦民商法》（北京）2004年第1期。

　　22 武汉大学在台校友会编：《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台北：1980)。关于王氏生平，参详朱传誉主编：《王世杰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23 转引自陈新民：“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谈徐道邻的宪法学理论”，收见氏著《公法学札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1），页217－8。

　　24 刘广安：“杨鸿烈与中华法系研究”，收见杨氏《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重刊本卷首。

　　25 详陈新民：“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谈徐道邻的宪法学理论”，收见氏著《公法学札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1），页178－218。

　　26 具体情形，详陆锦碧等编：《杨兆龙法学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所附“杨兆龙教授年谱”和“编后记”。

　　27 铁犁、陆锦碧、杨黎明：“1957年错批杨兆龙的‘法律继承论’纪实──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八）”，载《法学》（上海）1998年第1期。并参详何济翔老人所著《沪上法治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李梧龄：《不堪回首》第11章“放马场”，见www.yifan.net。陆锦碧教授所说的乃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还以对于杨兆龙的批判为例，宁汉林先生刚在1957年第1期的《政法教学》（北京政法学院主办）上发表“我国重要法典是颁布的太迟吗？——驳杨兆龙‘我国主要法典为何迟迟不颁布’的谬论”，后又连续发表“绝不能让旧法和旧法专家‘招魂’”（《政法教学》1958年第1期，页6－11）。但宁先生自己旋被打成右派，于是，在1958年第4期的同一杂志上，便又看到了揭露“这位资产阶级右派‘专家’的丑恶嘴脸”的檄文：“批判宁汉林的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体系”（页43－50）。世事难料，翻云覆雨，一切事和一切人均在随意拨弄之列，人世遂成地狱，其例莫过于是。

　　28 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台北：三民书局，1999）之“王伯琦先生生平”。

　　29 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56），页49－51。

　　30 同上，页54。

　　31 中国“女排”第一次勇夺世界冠军，在整个中国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校园里，激起无限的中国情怀。是夜，不约而同，全国所有大学校园一片沸腾，人人热泪盈眶。情激之际，撕衬衣为帜，敲脸盆当号，任嗓音喊哑，将课桌拍烂，奔涌街头，游行数十里而不觉其远。一些女同学，不论大姐姐小妹妹，更是泣不成声。积压久远的民族挫折感，于旦夕间获得象征性纾缓，正为当时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也是理解这一代法律公民的基本社会、历史背景。

　　32 王岳川说这代人在获得读书机会之际，“补国学也补西学。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从跟着说到自己说，力求说出新东西”，但归根结蒂，“这一代终将是过渡的一代”，说得很准。参详王岳川：“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分代’”，见www/csdn618.com.cn/luntan/china/。

　　33 详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收见《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260。

　　34 同上。

　　35 参详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编：《中国法律图书总目》（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法制与法律”部分，页311以下。

　　36 参详拙文：“多向度的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台湾的法学研究对于祖国大陆同行的影响”，载《比较法研究》（北京）2003年第6期。该文已收入本书。

　　37 参阅许章润：“以法律为业——关于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法律公民与法律理性的思考”第四节，载《金陵法律评论》（南京）2003年第1期，页24以下。

　　38 参详王甘霖：“‘社会公德’首成判案依据——‘第三者’为何不能继承遗产？”，载《南方周末》2001年11月 2日。

　　39 参详《华商晨报》2000年8月22日的报道：“产妇着急去医院，交警不让‘板的’过，新生婴儿落地身亡”。并参阅《华西都市报》2000年8月6日的报道：“临盆的孕妇没能走完最后500米”；叶必顺、叶必丰：“制度运行人”，载2000年12月6日《法制日报》网站。

　　40 参详2003年9月4 日“人民网”：“以‘轻生’要挟什么？ ”；2003年9月9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民工跳楼无人睬的忧虑”。

　　41 胡印斌：“状告教育部侵犯平等受教育权，青岛三女生进京递诉状”，载《燕赵都市报》2001年8月23日；“青岛三女生进京状告教育部——公民宪法权利司法保护研讨会新闻背景”，详“中国律师网”。

　　42 详吴经熊《哲学与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79）的最后三篇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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