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制约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是学术评价的不公正①。而评价不公就在于我们搞的不是学术评价，而是学术评比；不是真正的学术，而是“评比学术”；不是评比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评比服务。毫无节制的学术评比，正将我们的学术引向歧途！

　　一、谁是学术的太上皇

　　所谓“评比学术”，顾名思义，就是所有的学术活动都以或主要以“评比”为核心，一切都围绕着“评比”的指挥棒转。学术批评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尤其是不能用实验检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在充分的学术批评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只有在充分的学术批评中才可能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但是，名曰“评价”实为“评比”的“评比学术”不讲这些。它或者是只有“评比”没有“批评”，只要一讲“批评”，就是大逆不道。“评比”已经叫“好”，“批评”岂能说“孬”！若是真有个不长眼的小子，胆敢说半个“不”字，得到的无非是“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或者是先有“评比”后有“批评”，“批评”不能超出“评比”定下的调子；而那一点点“批评”，绝大多数也是为“评比”服务的，轻描淡写，“评”而不“批”，“批评”沦为“评比”的吹鼓手。“评比学术”环境下，学人一提“批评”，便如遇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像样的“批评”，凤毛麟角！

　　“批评”严重缺位的同时，“评比”却十分地越位，十分地走俏，谁主谁次，谁依赖谁，完全颠倒。“评比”之多，多如牛毛。“职称评定”有什么研究系列、编辑系列、图书系列；“机构评选”有什么重点学科、博士点、科研基地；“成果奖励”有什么工程奖、项目优秀奖、青年成果奖、国家图书奖、优秀期刊奖……最近还上了什么“精品课程”“资深教授”②。此外还有这工程那工程，这津贴那津贴，什么填补空白，什么世界领先，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学人参加不是，不参加也不是（事实上，不参加也难），折腾得大家苦不堪言。一言以蔽之，“评比”成了学术的“太上皇”！如此评比若真能促进学术发展，真能带来学术繁荣，倒也罢了。学人们吃点苦就吃点苦、受点罪就受点罪吧，也认了。为了中华腾飞，为了什么什么，我们做出再大的牺牲也值得，谁叫咱是知识分子？但是，越来越多的学人对这些“评比”嗤之以鼻，越来越多的学人“不跟你玩了”；社会上老百姓（纳税人）对此也议论纷纷。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年各种学术评比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越来越“严”的同时，学术泡沫激增，学术腐败加剧③。不但腐败，而且还出现了为腐败辩护、为腐败叫好的学人，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乌烟瘴气，乌七八糟④。这不幸中的不幸，一次又一次地使我们想起老祖宗的那句名言——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

　　这到底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脑体收入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学人们还是在讨论问题。现在倒好，收入增加了，条件改善了，票子、车子、房子都有了，而且还时不时地西洋东洋周游一番。但现在大家都在干些什么？除了开会就是开会，除了评比就是评比，一些评委都快成“会虫”了。还有所谓“赶场子”之说，这个会没有开完，又要赶到那个会⑤。我们现在总是强调国家投入太少，可是这些年来，除了自吹自擂以外，我们又为社会贡献了多少⑥？这叫我们如何取信于公众？如何向广大纳税人交待？又如何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黄土地？

　　二、只认衣冠不认人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现象，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评比方式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

　　我国现行学术评比方式主要有两类三种，直接性的同行（内行）评议与间接性的刊物级别、引用（引证）率。

　　同行评议是最主要的方式，却问题很多。一是误将同事作同行。学术研究是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同行（内行）才有资格进行评价，但我们的同行评议主要在同一单位内进行，同一单位学者不可能都研究同一个领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而是同事。比如史学研究所的秦汉史专家为明清史成果打分时，他到底是以同行的资格还是同事的身份？即使都研究同一时段，其研究内容多半也不相同。对同一问题感兴趣且素有研究的学者，可能在外单位、在外地甚至在外国。这在同学科学者比较集中的研究单位尚且如此，在同学科学者不大集中的高校，就更不用说了。很显然，现行的同行评议，其实并不是“同行评议”，而是“同事评议”，说严重点，简直就是“外行评议”。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我们的科研评价是建立在“看热闹”的基础上，其结果可想而知⑦！二是同事最后成同伙。为了摆脱人际关系干扰，不少单位实行匿名评审，并且邀请少量外单位同行参加评议会，或者将有关材料送给外单位学者打分。但是，这种程序上貌似公正的做法，实际上也问题多多。首先，同单位学人根本不可能真正匿名；而外单位学者，由于研究圈子就这么小，即便不直接认识，也多能间接地接上头。其次，按照学界不成文的规则（潜规则），外单位评委多半是邀请者的“相好”，好唱反调者绝不在邀请之列。因此，评奖也好，课题也好，还有什么工程、基地等等，都是以人际关系原则来分配资源。匿名也没有用，照样门清。而且，由于匿名使评委只享有权力而逃避了责任，匿名评审反倒成为不公正的挡箭牌和遮羞布⑧。在那些风气差的单位，掌握一定学术权力的评委们，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次你投我的票，下次我捧你的场，名为“同行”实为“同事”的评议最后就堕落为“同伙评议”——合起伙来压内行、蒙外行。只苦了那些没有拉上关系的圈外人，不但肉总是吃不上，往往连汤都没得喝。

　　同行评议难保公正，学界近年又开始看好刊物级别和引用（引证）率，认为只有后两者才能排除各种干扰，达到客观公正。实际上，这两种方式问题更多。比如，某部委规定，晋升正高职称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篇；另有相当一批科研单位规定，只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能算作考核成果。然而，这样的规定毫无道理，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可以等同于学术水平？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的论文，反之则不是⑨。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居然能够大行其道于学界！宁信度而无自信，真不知这是学人的悲哀还是管理者的悲哀！

　　以引用率为标准，同样地荒唐可笑。有学人说：“越是被他人引用得多，社会影响就越大，价值就越高。”⑩其实，引用率高只能说明社会（包括学界）关注程度高，与学术水平并无必然联系。“文革”期间“批孔孟”“评水浒”，有些文章“引用率”甚高，几乎是所有的报刊都要引用，“社会影响”大得很，它的“价值”是不是很高呢？如果说那是特殊时期的产物，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引起学界甚至社会广泛关注的特异功能（耳朵认字之类）、周易热等，又如何呢？这两个例子都有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但限于学界甚至同一学科内部，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最近有学人对1998年到2001年中国主流法学界引证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主流法学界呈现出“权威引证”严重、“自我引证”增加、一些学科的引证主要集中于知识结构相对陈旧的老一代学人、北京学者的引证不成比例地奇高等特点，并且可能大量存在“该引的不引”和“引的不该引”的情况11。总之，中外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引证中普遍存在的向权威倾斜的“马太效应”以及数量众多的“伪引”“漏引”等，都必将使引用率的准确性大打折扣12。

　　于是，我们的学术评价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同行评议有问题，就以刊评文，再不行就看引用率，或者还有其他。其结果是，泡沫越来越多，公正越来越少。我们的学术就在这不断变换规则的所谓“改革”中，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三、科研不是种土豆

　　更令人悲哀的是，学界搞了这么些个评比，竟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因为即使我们真的能够克服上以上缺憾，就像有学人希望的那样，建立了公正的程序，监督十分地到位，引证准确无误，我们也很难进行公正的评价。

　　事实表明，我们的学术评比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理念之上的，我们是用管理生产的方式来管理科研。比如，目前的主流理念认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科研本质上是一项个别人改变绝大多数人观念的创新活动，真理往往先由少数人所掌握。当年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幽灵”出现在欧洲上空的时候，哪一项既有标准有资格评说？因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就是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我国现行学术评价的主要方式如上述的“同行评议”“核心期刊”“引用率”等，其原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对于突破常规的创新成果，具有天然的否定倾向。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学术的原则，只有在代表个人或集团利益时，才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研究的原则是多数服从少数。13即使没有创立新标准、新范式，只是旧有成果基础上的增量，也要提供新资料，提出新看法，相对而言，虽然比较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也首先是少数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评价的公正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14。

　　其次，是科研成果的唯一性。我们知道，只有同等性质的事物才具有可比性。同是土豆，可以比产量，比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而科研就如艺术品，缺乏共同性，每一项都是一幅“蒙娜丽莎”，都是独特的，不能批量生产，因而相互间不具可比性。同是历史学，研究中国史与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较？都是中国史，明清史与秦汉史又如何比较？即使相同的课题，也必然会因人因时因地以及因其他条件而异。科研与生产产品不一样，就在于它的唯一性，除了外在形式比如课题级别、经费额度、主持人职称、字数多少等，各个科研项目内在水平的高低很难或根本就无法比较。而评价者对于那些缺乏明确可比性的成果也就很难认定。

　　科研不是种土豆，学术不是造汽车。科研的创新性与唯一性，决定了其标准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决定了我们评价时无法进行量化。就以最为“权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评估指标体系[论文(集)类]”为例——该“评估指标体系”为表格式，共有四项评估指标：创新程度，完备程度，难易程度，成果价值。这四项指标分别分解为2或3项具体指标，并分为A”“B”“C”“D”4个等级和“10”“9”“8”……“1”共10个分值，4个等级又有更为具体的若干标准，等等15。

　　这一“评估指标体系”看上去十分地精确、十分地“量化”，每一项都有具体指标可循，但在实际评估时，却很难操作。比如，“创新程度”项中，什么是“提出新的重要理论观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A级），什么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研究有所深入”（B级），什么是“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见解”（C级）；“完备程度”项中，什么是“概念明确，逻辑严密”（A级），什么是“主要概念明确，合乎逻辑”（B级），什么是“主要概念较明确，条理清晰”（C级）；“难易程度”项中，什么是“问题十分复杂”（A级），什么是“问题复杂”（B级），什么是“问题较复杂”（C级）；“成果价值”项中，什么是“对解决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有推动作用”（A级），什么是“对解决重要理论或现实问题有推动作用”（B级），什么是“对解决理论或现实中的一般性问题有推动作用”（C级）等等等等，如何说得清、道得明。而同一级别中设立多个分值，比如A级的成果可以给10分也可以给9分，B级可给8分也可给7分，C级可给6分也可给5分，D级的成果可给1～4分，依据是什么，又怎样把握16？

　　复杂的指标体系，模糊的评比标准，使鉴定专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打分时必然是主观随意性很强，甚至完全“跟着感觉走”17。

　　四、排座次与傍大官

　　“评比学术”的最大弊端，就是扼杀学术批评，为学术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评比学术”的实质是“官本位”，是倚仗权势定调子，张扬的是行政权力，压制的是学术民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曰排座次。“评比学术”特别强调行政规格，所有的项目、成果等都要按照行政规格而非学术水平排队。课题也好，奖励也好，基地也好，都是规格越高水平越高，有什么国家级、省部级、院校级等等。

　　二曰傍大官。千方百计延请官员介入、主导，参加评定者也是行政级别越高越能体现水平；最好是官员兼有高级学术职称，如果不行，无学术职称的官员能够“拨冗”出席什么发布会、什么首发式、什么颁奖式，也是无上荣光。而有些官员也常以此为荣，千方百计往学术上靠。

　　三曰次充好。功夫既然都用在“诗外”，内功当然就很难练好，练不好就以次充好，金玉其外，卖包装。用某位先哲的话说，就是“市场上叫卖得最响的就是最卖不出去的货”（大意）。

　　四曰不讲理。利用职权、权威等先声夺人，自吹自擂，以防止或压制不同意见。如果仍有人胆敢批评，就耍歪理，倒打一耙，至少是把水搅混。

　　既然“评比学术”建立“官本位”基础之上，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压制不同意见18——说白了不就是因为自己的东西经不住考验、见不得阳光？不仅自己压制，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动用了行政手段。因为“成果”的行政规格甚高，而且某些高级别的官员，或兼任官职的学人，已经定了调子做出“结论”，已经说是达到了什么水平，填补了什么空白，你还要有不同的声音，还要在这里“聒噪”，到底是怎么个意思？你批评的不是我个人观点，而是反对包括“长官”在内的许多人，甚至还有“单位”。想想这些，批评者还敢随便发表不同意见吗19？

　　当然，有时“成果”规格较低，“长官”不予赏光，但只要是“评比学术”，其结果也是一样。不仅评委往往都带点什么“长”，更重要的是，掌握着学术权力的评委们都是在圈里混的，这次你跟我“过不去”，给我提意见，那么下次评你的时候，我也跟你“过不去”。结果只能是，在没有学术只有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包庇，大家都来做“乡愿”。即使自己不想做“乡愿”，考虑到师长、朋友、学生甚至家人等等——其实，关键的关键还是“单位”——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到头来只有长叹一声，认了罢！

　　当然，批评缺位并不是绝对没有批评。但这种批评往往是变了味儿的批评，要么唱赞歌，要么特激烈。唱赞歌就是大吹特吹。现在学界写书评、写推荐书、做学术鉴定，常常是找几个同道做“托儿”，甚至还有“被评者”替“评者”捉刀的。这能算是正常的批评吗？

　　特激烈就是真刀真枪地干。在“评比学术”大行其道的环境下，谁也不敢轻易批评。但不批评并不等于没有看法，有了不同看法，最好是忍着，不然的话，就是另类。另一方面，对方由于没有批评，无论有错不觉，还是明知故犯，只能是越走越歪，正所谓“不打不骂出了怪”。由于双方信息明显的不对称，都不是很清楚对方有什么牌，会出什么牌，得到的多是些错觉。结果是，忍者越忍越生气，但他还是不愿得罪人，寄希望于对方自己“觉悟”，总认为对方不至于太过分；而对方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有所察觉，也不认为会有什么麻烦，我都这么“混账”了，你不是也没有什么“反应”吗？于是就“越演越烈”。忍者不禁怒火中烧，我已忍无可忍，你还在那儿登鼻子上脸……终于有一天，实在忍不下去了，火山爆发了；而被批评者还在纳闷，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这是怎么啦？有病？最终闹得个鸡飞狗跳，斯文扫地。学术争论转化为人际冲突，科研探讨演变成派系斗争，学术蒙受损失，感情受到伤害，多年的朋友成了仇敌。

　　由于“评比学术”猖獗，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向信息不对称，导致激烈冲突，影响了所谓的“安定团结”，这又成了有关部门和官员压制批评的借口。

　　五、评比是学术的鸦片

　　科研的唯一性与创新性，决定了科研与生产的不同，决定了科研评价很难或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严格明确的等级评定。对很难比较或根本无法比较的东西强行比较，对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物非要分出是非，无非就是找是非。最终只能是比关系、比帮派、比权力，给学术腐败制造了可乘之机。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男盗女娼，靠的就是帮派，评（拼）的就是关系（的亲疏），其他全成了借口。谁傍上了评委，谁就是赢家；谁是评委，谁就是大赢家；谁控制了评委，谁就是最大的赢家20。

　　这些掌握了一定学术权力的评委，他们想让上的人年纪大，就说老同志资历高；想让上的人年纪轻，就说年轻人能力强；他们想让上的人出版了一本书，就说他有专著；他们想让上的人有文章，就说现在不看专著看论文；他们想让上的人成果数量多，就说他是多产作家、著作等身；他们想让上的人成果数量少，就说我们不看数量看质量。实在找不出理由，他们就说不评某某他要跳楼，不行你也跳！……总之，他们是想让谁上就让谁上，让谁上就有让谁上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当然，也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单位里存在着势均力敌的两个帮派，也是常有的事。除了一帮黑乌鸦，还有一伙白乌鸦，各不相让。打急眼了，就得请上级裁判，或者诉诸舆论。如果还是没有结果，就开始比数量、比泡沫，看谁的数字多，看谁的泡沫大。或者是比发表媒体的级别，比如是否属于核心期刊；而核心期刊还要分等级，还要打分数。或者在媒体上吹嘘，或者比课题规格，或者比是否获奖及获的是什么级别的奖，等等。就是不能比学术水平，因为最说不清楚的就是学术水平。

　　于是乎，学界中一些在位者就开始不断地增加评比项目，以缓解以往项目未能解决的矛盾。评了“教授”，不能比出谁高谁低，就来评“硕导”“博导”。评了“职称”，又搞“津贴”；评了“基地”，还有“工程”；评了“核心”，再上“名刊”；以及不是博士不能评教授，某某年以前出生如何，某某年以后进校如何，等等。叠床架屋，层层加码。然而不幸的是，就像吸食鸦片一样，每次新项目的增加，都只不过是一阵抽搐之后的短暂欢娱，并不能从根本上医治那永远也戒不掉的毒瘾。往往还在兴奋之中，就又开始寻找新的“毒源”。套用《老子》的一句话，就是：“评比令人耳聋，评比令人目盲，评比令人口爽；驰骋评比，令人心发狂。”其结果是泡沫越吹越多，评价越“拼”越歪，无休止的恶性竞争，一场又一场的“学人斗学人”，在耗费宝贵资源的同时，为学术腐败开了更大的方便之门。泛滥成灾的学术评比，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

　　评比是学术的鸦片！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学界的真实写照。它的泛滥，戕害了学人的心灵，败坏了学人的品格，毒化了学界的空气，误导了学术的方向。这些日子，思来想去，就是不明白，我们学界尤其是高教系统，搞这么些个评比，到底为了哪般！作为一个参照，可以举出前几年社会上各种国优、部优产品大奖赛，最后的结果是国家明令禁止。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学界深思吗？各种工农业产品，都有客观评比指标可循。有客观指标可循的产品评比都停止了，而标准模糊不清的学术成果反而要大评特评，岂非咄咄怪事！真的能评出个你高我低？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排座次并不是科研发展的需要，也不是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的需要，而是那些“学术鸦片贩子”的需要。他们只有通过不断地评比即兜售“学术鸦片”，才能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才能建立其所谓的“评价话语权”，才能获取依靠其他渠道得不到的好处。

　　国家最初设立评比项目，不过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初衷美好，结果未必，播出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六、论资排辈好东西

　　“评比学术”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我们不这样做，不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如何促进学术繁荣；倘若没有评比，谁还会去或者说还会有多少人去认真搞研究，等等。因此，如果不从理论上解决所谓“激励”即“奖勤罚懒”问题，就很难从“评比学术”的误区中走出来。

　　先说“奖勤”21。在此，我们有必要引证吴思先生的观点。吴思在《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一文特别提到两个例子，明朝的孙丕扬和北魏的崔亮。孙丕扬做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崔亮做吏部尚书时，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这两个人的做法，不仅受到当时人的称赞，而且为吴思所推崇。关键就在于这两种看似荒唐的做法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吴思总结道：“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22读了这篇文章后，不禁拍案叫绝！

　　上面的例子，我以为对学术评价也很有启发意义。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这么个坏毛病，就是外国的和尚会念经，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毕竟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难道就没有一点好东西？那些多少年来行之有效的办法，可能在新形势下有修正之必要，但有必要都一股脑地全倒掉吗？现在是只要新就是好东西，只要洋就是好东西。其实未必。2004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笔者专门就学术评价问题，向一位任教于日本某高校的中国学者请教。他说日本国立公立大学的晋升，就是按资排辈。当然也有个形式主义上的评估，但一般都是年长者先上。比如有42岁、40岁和38岁三位副教授，多半是那位42岁的上。其他两位可能连申报都不申报。从这位学者处还了解到，日本的教授与讲师工资差别不大。教授与副教授没有附加值，只是个名誉值。副教授与教授工资大概就差几十元人民币。他们也绝不会因为自己是副教授而认为自己的学识水平比别人差。也没有什么博士生导师之类的头衔。

　　日本是个现代化国家，同时又是传统保留较多的国家，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仅仅是参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任何国家，即使在西方，彻底脱离传统而另起炉灶也是非常危险的。

　　不仅是传统，更重要的是现实。就学术界实际来看，出类拔萃者和特别差劲者毕竟都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水平差不多，属于平常之人。对于那些确实取得重大成果者，当然应当予以特别鼓励。即使有异议，也涉及面很小；如果名不副实，也容易得到监督与纠正。但对于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没有必要拉大距离、分出档次。若是强在这些人中拉开档次，由于缺乏明确的指标，其后果必然是人为地增加矛盾而自找麻烦。这不仅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反而会因“窝里斗”而影响科研工作23。所以，在不得不进行级别划分（比如评职称）时，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在绝大多数人中实行类似公务员晋升的“年资制”也就是论资排辈，或许更符合实际。他们在学术水平上的差别以服务时间的长短衡量更为客观，时间长在经验上在贡献上都要更大些。这样做的优点是，标准比较明确，易于操作，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最终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其中如有脱颖而出者，则特殊安排——特优人才超常拔擢，平常之人论资排辈，既鼓励了人才脱颖而出，又稳定了科研队伍24。

　　七、养点“懒汉”亦无妨

　　除了“奖勤”，还有一个如何“罚懒”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所谓“不干活”的人。这也是大搞“评比学术”者的一个理由25。

　　实践表明，搞研究的人，只要按照基本规范踏踏实实认真去做，多少都会有所成就。即使没有成就，或失败了，也有经验可以吸取。对于这样的学人，应当有其生存的一席之地，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应当得到起码的物质保证，应当予以足够的支持。倒是那些成天浮在面上而到处招摇的“研究家”们，很值得我们警惕。爱叫的麻雀不长肉，他们不像是科研工作者，倒更像是商人、政客或影视明星。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科研工作的特殊性。除了前面提及的唯一性与创新性，科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即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进行学术评比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前提。“评比学术”的不合理之处，就是把科研等同于工农业产品生产。生产是科研成果的应用，可以预测时间和结果，可以有确定的标准，但科研本身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搞科研者，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有人年年出成果，有人十年磨一剑；有人成果多，有人成果少；有人甚至一辈子不出成果，或是出了错误的“成果”，有的人出的成果能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甚至整个人类历史……这在科研领域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科研就是探索，是探索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按照既定方针得到事先设计好的结果，也可能是其他的结果，甚至一无所获。

　　而且，还有一个判断水平的问题，或是因为评定者个人的鉴别能力，或者是因为整个时代的水平。现在认定人家搞的东西不对，是错误的，或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谁知道过若干年后又如何呢26？粪土当年万户侯！许多当年被普遍肯定的东西，比如地心说，比如燃素说，后来不是又被否定了吗？科研工作，除了有意作伪，除了用不确定的“成果”欺骗外行，任何探索都是有益的，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科研最大的忌讳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即使对于那些看似不能成立的研究，除非有确实的证据，也不要随便予以否定。“评比学术”那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做法，实在是要不得。

　　再者，许多科研虽然都是由个体完成的，但是独木不成林，科研也需要有适合的生态环境。某科研领域保持一定数量的学者，是有关科研得以进行的前提，是科研发展的需要。许多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是保持良好的学术生态不可或缺的分子。“评比学术”造就出来的是一个恶劣的生态环境，它只要那些今天下了蛋的鸡，其余统统杀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战斗英雄，就否定整个战斗集体的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为摩天大厦的辉煌，就舍弃其牢固的基础；同理，我们也不能只要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将其他科研工作者统统赶出科研队伍。水至清则无鱼，是一个常态。在科研领域，我们宁肯宽松，宁肯用道德用氛围进行约束与激励。在科研领域，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是说得通的。绝不能搞“一将功成万骨枯”。极端一点，我们宁愿养几个真的“懒汉”，也要两害相权取其轻27，不然的话，你淘汰的可能就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8。

　　当然，如果确有证据，不是搞科研的料，尸位素餐，也必须请出科研队伍。目前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是管理者的无能。说到底，还是“评比学术”惹得祸。太多太滥的学术评比，使人难辨良莠，在产生大量的为评比而制作出来的成果的同时，使那些真正的高质量成果淹没在汪洋大海般的学术泡沫之中。

　　八、要从“锁眼”看问题

　　有些学人针对目前学术评价不公，提出要加强监督，认为程序公正才是评价由人治走向法治之路29。但是，无数事实证明，程序的公正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学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也不仅仅是规定不严密，更不仅仅是缺乏有效监督。当然，上述这些都是问题，但根本性的问题是整个方向搞偏了。在“评比学术”大泛滥的环境下，即使制定再多的规则，设立再多的奖项，如果不改变评价方向，而是一门心思盯在评比排座次上，也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离学术繁荣的目标越来越远。

　　因此，“评比”要尽可能地淡化，要多做减法，该废止的要坚决废止。目前学界已经毒瘾甚深，我们学界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将“鸦片贩子”统统绳之以法，将所有的“吸食者”都送进戒毒所。我们学界要以整顿“评比”为突破口，来一次从头到脚的大清理，废止那些不必要的“评比”，还学术以本来面貌，让学界从评比的狂躁中冷静下来，以彻底改善我们的学术环境，净化我们的学术空气。

　　接着的一件事就是，把久违的学术批评请回来，重新开始新生活。要把学术批评请回来，就要先给学术批评“平反”，为学术批评“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学术批评，就其本义来说，无非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优缺点。但是，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使批评已经完全变了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且美其名曰“革命大批判”。于是，在后“文革”时代的今天，批评成了过街鼠，谁要是开展批评，就是挑别人的毛病，就是吹毛求疵，就是与谁过不去，背地里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30。所以我们必须为学术批评彻底“平反”，为学术批评“恢复名誉”。

　　我们倡导的学术批评，与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学术批评只限于学术观点，它是学术活动的深化，是科研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31。没有学术评比，科研活动照常进行；而批评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学术批评，科研就是一潭死水。只有在校场上比试之后，才能定武艺的高下；只有在充分批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学术评价。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只盯着学术‘论文’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论文’不仅隐瞒真相，而且在论述他们的工作时想尽办法讲歪理……只有未加修饰的证据才解决问题，那意味着要从锁眼里去看。”32

　　自然科学主要通过重复实验，来验证其成果的真实性。人文社会科学复杂得多，很难通过重复实验进行检验，但其基本方法是一样的，也可以“从锁眼里去看”。事实上，许多科研成果，只要我们“从锁眼里去看”，就可以发现问题，资料是否可靠，论证是否充分，逻辑是否严密，是否真的填补了学术空白，等等。学术批评与学术评比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虽然它很难制定出严密而又精确的指标，但它却是最有效的。因为它是“从锁眼里去看”，并把看到的情况公之于众。它更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一项成果，一篇论文，一部专著，要有其他学人提出看法，说出它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又在什么地方。被批评者对于批评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可以自我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对于那些一时难以辩清的问题，未被内行普遍认可的创新成果，也必须通过“从锁眼里去看”，在不断的批评中为学界所认识，而不是找几个同行简单评一下、查查引用率就可以匆忙做出结论的。

　　批评严重缺位，评比严重越位，其实就是真理的严重缺位与名利的严重越位。“评比学术”说穿了，就是某些“内行”蒙骗广大外行，包装起来吓唬不明真相的人。一些被证明不合格甚至假冒伪劣的所谓“成果”，借“评比学术”歪风登堂入室，评优获奖，令人大跌眼镜。2004年6月揭露出的“百孔千疮”的《道德经浅释》，内行斥为“学术垃圾”，作为外行的学术官员和媒体却一片叫好之声33。有识之士不禁问道：何至颠倒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责任感的内行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其中的问题，点破其中的奥秘，它还能算是什么世界领先、什么填补空白吗？而对于那些真正的领先、真正的空白，它不需要用“评比”来定高低，它完全可以在批评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在批评中不断完善与提高。这样才能产生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至于学术批评的方式，我们虽然不主张言辞激烈，但鉴于目前“评比学术”猖獗与乡愿主义盛行，也不反对大批判，更不反对吹毛求疵或横挑鼻子竖挑眼。有理，有力，却未必有节。只有把“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才能打破少数人利用职权定调子的格局，才有可能冲破“评比学术”的怪圈，重建真正的学术批评。

　　九、应当由谁唱主角

　　那么，学术评比还要不要搞呢？笔者认为，也不是绝对不能搞。但要一切有利于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健康发展，不能是为了评比而牺牲学术，应该宁缺毋滥。关键的关键就是要把“评比”用到该用的地方去，就像鸦片只能药用一样。学术评比是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说由于标准的不确定性，得奖往往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对于外行尤其是学界以外的社会公众来说，各种奖项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34，对于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也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这就需要特别地真实可靠。现在学界存在着许多“注水肉”、装嫩的豆芽菜；抄袭，赝品，泡沫，亦数不胜数。如何取信于民？要将我们的学术导向何方？所以，在废止那些大量的不必要的“评比”的同时，对于必须保留的少量评比，有必要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是我们守住学术道德底线的必要前提35。

　　首先是在充分的学术批评的基础上进行评比。什么是充分批评，就是要让大家随便发表意见，评头品足。而要大家评头品足，就得有充分的公示。现在的评比，或者根本没有公示，或者是装装样子。少数人已经确定谁是什么等级，然后贴出来挂挂羊头，这不是糊弄老百姓又是什么？现在是网络时代，真正的公示，就要在网上公布。我们上面提到同行评议的不足，但同行毕竟是内行。现在的同行评议，实际上已经蜕变为外行评议，是同一小单位里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人们凭着感觉走。所以我们必须实行网上公示，向全世界的同行公示。而且至少公示几个月，因为你总得给人家深入检验、研究和批评的时间36。鉴于乡愿主义盛行，评委的评论必须同时具名发表。评委要对自己的评价负连带责任，不然就别做这个评委。足球裁判吹了黑哨要下岗，评委凭什么可以逃避监督？

　　其次是评比指标要实事求是。现在学术评比中不仅程序很难保证公正，也就是所谓的“念歪经”，更糟糕的是，许多评比规则尤其评比指标本身就是“歪经”，就是“正嘴”也念不好。其最突出表现就是不根据工作性质确定评比指标，而是大搞“万般皆下品，唯有科研高”。只要是与学术沾点边的职业，高校辅导员甚至行政人员也好，图书管理员甚至资料员也好，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教师也好，统统都要发表论文作为评比条件。好像是个人就能搞研究，是个人就得搞研究。这种不鼓励做好本职工作，而是鼓励学术泡沫的做法，到底有什么科学依据37？评比指标的不实事求是，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对科研特殊性缺乏起码的认识和尊重，在推崇科研的口号下蔑视科研，形“右”实“左”。我们不反对行有余力搞科研，工人也可以成为发明家。问题是我们设计的评价指标到底要鼓励什么38？

　　再次是官员也不应前来捧场。现在盛行评比会请领导“出场”，好像领导不出场就是不支持该项工作。其实，不出场才是最大的支持。您又不懂，捧错了场算谁的？您负得了这个责吗？即使以前搞过类似的研究，也不可能一通百通。39关键是您的身份特殊，而且往往还要拿不菲的“出场费”，难免让人心存疑惑。行政资源是国家的，您凭什么滥用！到底是作为内行的学者在唱主角，还是外行或即使内行却没有做多少具体工作的官员来唱主角？到底是官员为学术服务，还是学术为官员服务？因此，这绝不仅仅是您个人的检点问题，更是给崇高的学术事业抹黑，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学风不正的一种表现40。

　　最后是政府退出评比，把评比的权力交给民间学术团体，或由真正同行学者组成的独立于单位的学术委员会。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热中于搞评比，不断推出新的评比项目，并且往往参与和指导。作为权力机关的政府，并不具备评比的学术能力，不过是有关官员拉一些“相好”的学人搞明堂41。由于政府天然所具有的唯一的行政权威性，出了问题，也多半不会承担或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42。搞臭了可以下次继续搞，何公正之有，又何公信之有！所以为了避免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政府应当有所回避。学者和民间学术团体，由于不具有永久裁判员的资格，而且要为自己的学术生命负责，因此会相对公正得多，关键是不公正容易受到“制裁”。近年来民间或学术单位的一些评比，如核心期刊、大学排名，多为学人尤其是学校领导所诟病。其实这倒是个方向。“长江读书奖”搞臭了，可以来个“黄河学术奖”，多家竞争，自然会逐步趋于公正。政府的职责是保证程序的公正，而不是参与其中左右局势。政府应当根据专家的意见，制定最低学术标准或曰学术准入制，就像质量管理监督部门只管产品合格不合格，而不是评比什么“部优”“国优”43。

　　总之，只有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能够真正守住底线，整个形势才会有所改观。

　　（本文原为2004年5月15—16日“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云梦学刊》主办）上的发言，会后又进行了增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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