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黑龙江大学哲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衣俊卿(1958—)，男，黑龙江虎林人，黑龙江大学校长、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文化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则是社会转型的深刻的文化显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展开的，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涵盖了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功能、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传统文化模式批判、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转型、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问题。文化哲学在21世纪将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要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就应当在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转换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下工夫。

    中图分类号：B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3)01-0072-10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哲学领地，既不同于80年代之前“传统教科书”的哲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同于80年代在西方文化思潮和哲学理论不断涌入的背景中，哲学理性围绕着共同的论题和争论热点而执着于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和改造世界的情形。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论题、问题、层面、方式、话语、维度、领域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散和多元的特征，并且这些多元的甚至相去甚远的哲学话题取得了平和的、宽容的、共处的文化氛围。在这种背景中，90年代中国的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哲学，等等。

    在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中，文化哲学的地位非常重要，很具特殊性：它的影响似乎无所不在，渗透到众多的哲学研究领域，但是，它本身的研究域却最难界定，常常引起歧义和争议。在哲学和文化学研究中，文化范畴本身的界定是最为困难，最难取得共识的事情，这与文化本身的特殊规定性直接相关。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的生存模式，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一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主要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决定它对人的各种活动乃至社会运动具有深层次的制约作用。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对具体的文化现象的简单解析和描述，而是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及其在历史中的转型与演化的把握，从深层次，从根本上揭示人的生存方式，即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由此看来，对于90年代中国文化哲学兴起的背景、研究进展情况，以及未来走向作出准确的把握与分析评述，不仅有助于推进文化哲学本身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和推进中国哲学研究在21世纪的进展。

    　　　　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兴起的背景

    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哲学同文化的关系都是内在的和本质性的。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传统中国哲学一直具有较强的人文色彩，哲学探讨总是同文化精神的演进相互交织，以至于人们常常讨论诸如孔子文化哲学、梁漱溟文化哲学、冯友兰文化哲学，等等。在西方历史上，哲学也总是以不同方式显现特定的文化精神，而从19世纪下半叶，随着文化学的兴起，文化越来越吸引自觉的哲学理性的关注。

    尽管哲学与文化的本质关联一直存在着，但是文化哲学走向自觉则是20世纪，特别是近20年的事情。许多研究者把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哲学大会作为世界哲学的重点由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标志。在中国，则是80年代由于社会转型而引起的“文化热”，在90年代推动文化哲学研究走向自觉。文化维度在许多哲学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关注，并且逐步形成了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

    从世界的范围来讲，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以个体化和理性化为本质内涵的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化，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开始成为许多文化学家和哲学家自觉关注的对象。而文化哲学最终成为自觉的哲学形态，则是直接以20世纪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为背景的。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所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起自身的自然性，正在而且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失控发展：官僚制的极权国家、以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以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等等。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

    对于技术的异化所引发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深刻地凸显了历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的重要性，引起了当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是文化哲学开始走向自觉的契机。从帕斯卡尔，中经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萨特，西方学术界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直面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他们不再把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等现象归结为暂时的历史现象，而是将之视作现代人生存结构的内在要素。他们正是从生命的空虚感和悲剧意识中挖掘现代人反抗文化危机的力量，高扬和强调人之自由和历史责任感。这种自觉的文化批判显然是现代文化哲学的重要内涵。

    虽然说中国的哲学自古以来非常关注人文关系，同西方哲学相比更具有文化哲学的意味，但是，自觉意义上的文化哲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人类文化演进的大背景，更确切地说，它是世界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显现。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汇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每一次深入，总是将文化层面的问题凸现到十分醒目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应当提及两次重要的历史时刻：一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现代化，它从早期的技术和器物层面的引进经戊戌维新的政治体制变法，最后集中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二是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它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经过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引发了文化转型问题，形成了新的“文化热”。在这些历史进程中，人们不难发现，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问题，它们受到文化的深层次制约，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由传统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在自发的被动的主体向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主体的文化转型。这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最现实、最直接的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很多学者断言，文化哲学体现了中外哲学研究的共同发展趋势。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哲学已经成为目前西方哲学研究的总趋势或主流。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的发展过程。从笛卡儿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开始，意识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但是，任何人都是文化的居民，自我与对象、主体、客体都居于同一世界中，一切活动都决定于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无法逃脱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因此，接替意识哲学的定会是文化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文化哲学在中国哲学界也越来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末，在众多新兴的哲学研究领域或生长点中，文化哲学占据着十分重要十分独特的领域，它不但成为许多哲学研究者自觉关注的领域，而且，它通过文化精神重建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而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到发展哲学、交往理论、价值学、人学、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理性正在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正在重新为自己定位，其共同特征是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向生活世界回归。这是中国哲学的巨大进步，它表明，哲学不再冷落生活或远离生活，不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精神的自觉显现与自我发展。而文化哲学的这种走向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精神。马克思学说在本质上是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精神。这一基本理解一直构成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核，也成为他的全部学说的价值追求。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永远不可或缺的本质性维度，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马克思学说作为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已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的精神状况，也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开展文化批判的主要精神源泉。

    　　　　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如前所述，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的生存模式，因此，文化哲学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完整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内化于许多哲学研究领域之中的一种研究层面、研究视角或研究范式，因为许多哲学研究领域在深层次上都涉及到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即文化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要把握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文化哲学，首先应当从一些重要的相关领域入手，正是这些领域的深化，从不同角度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自觉与成熟。

    80年代哲学界为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做铺垫或起到推动作用的研究领域或哲学论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研究把人性、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在众多的哲学问题中凸显出来。(2)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涌入。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在哲学研究者和文化人中的“走俏”一方面给我们展示了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文化危机的景观，另一方面也唤起了中国哲学界对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文化精神的关注。(3)实践哲学的探索。从80年代初，随着哲学界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实践这一马克思学说的核心范畴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新重视，从认识论争论中的实践论，到本体论争论中的实践本体论观点，到哲学体系讨论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设想，其中包含人的主体精神直接为文化哲学的探讨奠定了基础。(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8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研究与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先导的文化批判理论，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批判和对人的主体性的重建对于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中兴起了80年代的文化热，到80年代末，许多学者已开始呼唤文化哲学研究的必要性，例如，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应重视对文化哲学的研究”、“文化哲学：走向21世纪的世界主潮”，等等。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开始走向自觉，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化把建构新文化精神的使命摆在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面前。相应地，新兴的几个重要哲学研究领域都不约而同地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了思索。有所不同的是，在80年代，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弘扬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的文化激进主义，而在90年代则形成了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其他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思潮并存，并且相互冲突的格局。因此，我们必须浏览一下与文化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领域，才可能深刻地、真实地把握20世纪末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状况和主题。

    1.发展哲学。应当说，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哲学界90年代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从《哲学动态》等于1991年发起的北戴河会议到1999年上海浦东会议，一共召开了6次全国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成立了很多发展理论研究所。这些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例如，发展观、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尺度、发展代价、社会转型、发展理论的分支领域等，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逐步取得共识，例如，在发展观方面，基本上经历了从经济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再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转变。其中，发展问题的元理论层面的研究，即发展哲学的研究直接把文化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例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宗旨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所有方面的具体发展和变化都必须服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标，而人的发展，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为文化的转型，即新文化精神和新文化模式的确立，这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即是人自身的现代化。

    2.新儒学。新儒学是一种依托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拒斥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学作为继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于70年前已经开始生成，过去几十年间主要流传于海外华人学者之中。90年代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儒学重新切入大陆的机会，并且很快形成了“国学热”或“儒学热”的现象。早期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学主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或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与上述价值取向有所不同，90年代“国学热”中产生的新价值取向的主要关注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如何转化出支撑科学和民主的因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工业文明本身弊端的医治作用。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和工业文明并不代表不容置疑的价值，它实际上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失衡和人的异化和物化，导致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负面现象。因此，应当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西方的技术理性和主体精神，以医治工业文明的弊端。新儒学的再度兴起一方面表明中国社会转型期新文化精神的建构已成为文化哲学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新文化精神及其文化哲学的建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将经历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各种文化精神的激烈碰撞和冲突。

    3.后现代主义。差不多在新儒学从海外复归大陆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主义)的激进否定和对立面开始切入中国学术界。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激进否定现代性的结论。他们强调启蒙理性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因此，他们在消解启蒙理性所建立的外在世界的结构的同时，也消解人之主体性。中国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认同，除了出于修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以外，还与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文化殖民主义”的恐惧直接相关。他们认为，在由话语／权力等级体系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作为第三世界的边缘话语，正受到霸占着中心地位的西方话语的后殖民文化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同新儒学殊途同归，在凸显文化哲学的主题的同时，加剧了中国学术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拒斥现代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4.交往理论。作为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之一，交往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哲学研究》于90年代率先组织关于交往问题的讨论，10年间取得了一些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末，全球化背景的出现，使交往问题又一次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交往理论的研究者们在重读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借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学说的基础上，对于交往、主体间性、交往实践、交往的类型、交往的历史演进，交往理论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了多方位的探讨，很多学者倾向于把交往问题的研究落脚于文化的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同发展哲学、新儒学、后现代主义等研究领域相比，交往理论研究中呈现出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积极意义的思路和倾向。通过对以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为核心的交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自觉建构，交往理论一方面可以致力于用交互主体性来修补工业文明条件下个体主体性极端发达所导致的负面后果或文化危机，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平等的、合理的交往行为的基础上，吸纳现代性文化精神中所包含的主体性、理性、创造性、契约性等积极的文化要素，以作为中国社会的新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此外，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也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开始形成规模。我们发现，同80年代相比，90年代学术界直接以文化哲学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呈加速度增长的趋势，1993年的《中国哲学年鉴》已经把文化哲学作为单独的领域加以评述，此后，许多杂志关于文化哲学研究的专栏、综述、评述成为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可以断言，这只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开端，在新的世纪中，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将呈现出更加强劲的势头，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文化哲学：未来哲学的自觉形态”的断言。

    　　　　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

    现在，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自觉的文化哲学及其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等相关领域所涉及的文化哲学研究论题入手，展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我们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加以全面的概述。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和区分，就会发现，其中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论题：其一是学理层面上的问题，主要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哲学体系的一般理论性的探讨，这是任何文化哲学研究都不可缺少的层面，可以称之为理论理性层面的文化哲学论题；其二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模式的批判和对新文化精神的自觉建构，这是中国文化哲学特有的内涵，可以称之为实践理性层面上的文化哲学论题。我们可以从中抽出几个主要的论题来展示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概况。

    (一)理论理性层面的文化哲学论题

    在这一层面上，研究者们借鉴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西方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成果，对文化现象、文化结构、文化功能、文化哲学的体系、形态、建构原则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

    1.文化的界定。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的把握是一切文化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它决定着人们对文化的功能和地位的理解。在中外的文化学和哲学研究中，关于文化的界定是歧义最多的问题。80-90年代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文化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如有的学者接受了文化学家泰勒的观点，把文化同文明等同起来，用以涵盖人的精神的、物质的、制度性的等一切创造物；有人倾向于胡适和梁漱溟的见解，在人的基本生存模式或基本生存方式的意义上理解文化，把文化视作“人们生活的方式”或“人类生活的样法”；有人把文化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性、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有的学者区分了狭义的和广义的文化，其中狭义的文化指“观念形态或精神形式的软文化”，而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等等。应当指出，虽然关于各种文化的界定存在各种差异，但大多数学者都在某种意义上把文化同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联系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探讨文化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探讨人本身。

    2.文化的结构层次。与关于文化的基本规定性的理解密切相关的是对文化的内涵的揭示，特别是对文化的内在层次或结构的划分。基于对文化本质的不同界定，有的学者把文化划分为3个基本层面：“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和“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的结构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是“观念的结构”，一是“物化的结构”；有的学者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等等。与此相关，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化的功能问题、文化的生成问题、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文化的地域性和世界性问题、文化演进与人类进步等问题。这些探讨从不同角度丰富人们对文化理解。

    3.文化哲学的对象和理论定位。基于对文化现象的不同界定，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规定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有的学者强调文化哲学“以作为主体的人、人类的文化及其历史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的把握；有的学者明确断言，文化哲学所探索的主题，实际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哲学研究文化的本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冲突、传统与历史发展、文化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有的学者断言，文化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它研究“人的文化世界”，其主题为加强我们的主体文化建设、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自觉检讨我们改造自然的手段等，而核心问题是人文精神的重建；有的学者指出，作为“对人的深层文化本质及其变迁的自觉的理性反思”，文化哲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是揭示文化模式、批判文化危机、推动文化转型。总之，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文化哲学并非对文化现象的一般描述，而是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解析，把握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反对把文化哲学视作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而是倾向于把文化哲学界定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一种深刻的批判理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化哲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学科或研究领域，而是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文化哲学是一种真正回归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内在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哲学范式。这种新的哲学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关于人和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实证的文化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二是使哲学等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生活世界内在的大众文化相互交汇。由此一来，哲学就不再表现为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理性，而是表现为生活世界内在的批判理性和超越意识，表现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主体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

    还有的学者从近20年中国文化哲学的演化进程来为文化哲学定位。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经历了3个基本阶段，相应地有3种基本的文化哲学形态。80年代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文化的哲学研究”，如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学、社会文化学和心理文化学，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哲学，而是一般文化学；90年代文化哲学研究进入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哲学的文化研究”，其特点是把哲学本身定位于文化的层面，改变传统哲学完全栖身于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王国的状况；上述两种形态的文化哲学都没有超越文化与哲学的外在关联，没有从根本上揭示文化和哲学的内在的本质性的一体关系。因此，作为第三阶段的发展，真正的文化哲学应当以文化与哲学的互融互动为基础，表现为以人之生存模式为底蕴的文化哲学。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建立文化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有的学者提出，当代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应当是开放性原则、宽容性原则、人文性原则、中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等等；有的学者通过西方文化哲学的演进，分析了文化哲学的不同理论形态；还有的学者探讨了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哲学的未来走向，等等。

    (二)实践理性层面的文化哲学论题

    由于文化哲学对文化现象的探讨着眼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和人的发展，因此，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是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切的理性思考。就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而言，它决不满足于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作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理性思考，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和新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因此，在90年代的各种文化哲学研究文献中，人们探讨的重点是实践理性层面的主题。

    1.关于传统文化模式的争论。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模式主要指在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其主要内涵是以“天人合一”和伦理中心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文化模式。关于这一文化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命运问题，一直是文化学和文化哲学争论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初的文化争论中，就存在着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乡土文化或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80年代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模式的批判倾向占据上风的时期，虽然当时“批判继承说”，甚至对传统文化模式的固守依旧在一些学者中占有市场，但批判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势头，不少学者从总体上批判传统文化模式对现代社会的阻碍作用，并具体分析了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对科学技术发展、对理性社会机制、对自由的现代人格的消极作用。这一批判在80年代末的东西方文明观的论争中达到了顶峰。进入90年代后，随着新儒学的复归、后现代主义的切入、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模式的批判势头开始减弱，但是，它依旧是文化哲学中非常有影响的倾向。

    2.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与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争论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尚未形成，我们面对的是几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的激烈冲突。这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完成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得原本应当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具体说来，在中国社会目前的转型时期，主要有3种有影响的文化精神。其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主要是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许多学者强调，无论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有什么样的弊端，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对人的文化启蒙以及人之主体性的生成对于市场经济建构和现代化进程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能考虑如何减小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但不可根本超越工业文明阶段；其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兴有助于医治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或现代化的负面效果，如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问题，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是具有或接近新儒学立场的学者；其三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这一思潮以批判工业文明的弊端为己任，主张对以人之主体性及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或现代文化精神进行超越或消解，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的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的多元、差异、平面、无主体的文化精神，企盼中国能超越工业文明阶段，直接步入后现代社会。

    3.文化转型与新文化的具体内涵。尽管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取向上和在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总体理解上人们有各种不同理解，但是，大多数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研究者在一个现实问题上具有共识，即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原有文化模式的转型，即使坚持新儒学立场的学者也不是要照搬传统中国文化模式。尽管对中国社会转型所要求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定性理解上人们有很大分歧，但在涉及到新文化精神的具体内涵时，人们又表现出很大的趋同性。有的学者强调同市场经济接轨的新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应当包括：独立个性意识、公平竞争观念、法律法制意识和文化开放视野；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是培育知性主题精神，它是科学、民主和现代道德所赖以生长的文化心理基础；有的学者认为，有可能引导21世纪中国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文化精神理念应当是科学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与融合；有的学者认为，新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应当是多元、差异、平等和宽容；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精神的基点依旧应当是科学技术理性同人本精神的结合，具体表现为科学的、理性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法治型的和契约型的文化模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精神的建设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就其同哲学的关联而言，文化层面的全球化具有深刻性，它是信息时代人类生存背景和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同前几年相比，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经济全球化深化的结果必然是文化的全球化。很多学者探讨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人文精神的重建等问题。在对这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比较深刻的思考文化全球化为文化哲学研究所带来的深层课题，以及文化全球化对于文化哲学研究本身的影响。

    　　　　推动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的思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在这一世纪之交已经在许多哲学研究领域中展开，并且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在刚刚开始的新世纪中，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各种文化交流和交汇的加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和全面汇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文化哲学一定会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取得更为辉煌的研究成果。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推动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它的深化需要我们做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而目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二是转换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第一，应当明确，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确立主导性的新文化精神。如前所述，文化哲学的研究可以在多层面、多方位上展开，无论在理论理性层面上，还是在实践理性层面上，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要做更为细致更为深入的工作。但是，应当明确，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或者说，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建构某种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而是推动中国社会的新文化精神的生成。因为，文化哲学或发展哲学所追求的发展或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所有方面的具体发展和变化都必须服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标，而人的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为文化的转型，即新文化精神和新文化模式的确立。

    具体说来，尽管存在着各种文化精神的冲突，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或新文化精神，依旧应当以现代性为基本要素，以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它突出表现为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应当承认，无论我们经历着什么样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嬗变，上述文化要素还依旧是当代人类的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不仅对于正在走出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对于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同传统自然经济相比，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表现为理性经济、主体经济和契约经济，即使以多元和差异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模式中，理性、主体性、契约性等文化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既不应把这些文化要素当作彼此分离的文化碎片，也不应把它们建构成以技术理性主义、极端个体主义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硬核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实际上，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也不存在建构典型现代主义的现实基础。中国发展哲学所要建立的是保持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要的张力，同时吸纳后现代的多元与差异性的文化要素的有限度的和发展了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从而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弱化工业文明的弊端，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人的基本活动方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的深层面上，中国社会不可能完全超越工业文明而直接步入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不可能摆脱信息化和全球化而重复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化阶段。

    第二，必须转换文化哲学研究的范式，把对人与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同实证的文化批判相结合，推动精英文化与市民(公民)文化的交汇与整合，促使新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

    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如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真正推动中国新文化精神的生成，就应当转换基本范式，不再停留于对现实世界的外在的理性反思和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回归，把哲学与文化的原本关系展示出来，用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和实证的文化批判的内在结合形成关于人与世界的新的哲学理解。具体说来，不是简单地把某种现成的文化精神外在地灌输或强加给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以作为外在地指导人们行动的理论教条，而是以生活世界的内在变化为基础，引导人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促使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公民文化)的交汇与整合，从而使理性的、契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以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基本生存模式，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各个活动层面的内在的运行机理。我们发现，在目前的社会转型中，一种自律的、自觉的市民文化(或公民文化)正初露端倪，悄悄地生成。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利益、观念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现代行为方式的创造性和竞争性，普通民众开始通过实际的功利活动，在经济层面上逐渐萌生出理性、契约、竞争、平等、创新等自觉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尤其具有现代知识背景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实业家阶层，开始在经济要求之外表露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这一文化精神导向的出现十分重要，它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理性、民主、法治、契约等文化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在生活世界根基上生成的文化精神才会成为有根的文化，才会使人和社会的发展落到实处。

    收稿日期：200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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