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苏联）哲学研究概说

　　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只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今天俄罗斯学术界习惯上把苏联视为俄罗斯历史的一个阶段，即它的苏联时期。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俄罗斯哲学”，既包括十月革命以前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哲学，也包括苏联哲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向重视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这并非单纯出于哲学家的理论兴趣，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具体而言，是因为两国国情相似而俄罗斯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其经验教训对中国有借鉴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大量涌入我国，自那时以来，俄罗斯哲学便为中国人所认识并成为中国哲学界的研究对象。

　　在长期的研究中，中国形成了若干研究俄罗斯哲学的学术中心。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该所在 “文化大革命”以前便是我国俄罗斯哲学的研究重镇，先后涌现出以贾泽林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哲学专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中山大学俄罗斯哲学研究所。该所成立于2002年，目前正在编写共有8卷的俄罗斯哲学丛书，内容涵盖俄罗斯哲学的各个方面，将在今明两年内出版。此外，在我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等。北京师范大学也即将成立俄罗斯研究中心。

　　我国关注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刊物主要有：

     《哲学译丛》（已改名为《世界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刊物之一，译成汉语的俄罗斯哲学家的论文大多数在它上面发表。刊物主编曾长期由俄罗斯哲学专家担任，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刊登了大量俄罗斯哲学家的著作，包括许多圆桌会议的材料。90年代曾经出过俄罗斯哲学的专号。1987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曾召开“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会上的发言译成中文后分三期公布在《哲学译丛》上。该刊90年代初开始摘登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译文。

　　《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反映中国国内外哲学发展动向的刊物，经常刊载中国学者研究和介绍俄罗斯哲学的文章：如贾泽林的《当今俄国哲学》（1994年3、4期）、《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哲学》（1999年第2期）；张百春的《当代俄国哲学印象》（1995年第10期）。《哲学动态》2001年和2002年共有4期连续发表了安启念的文章《奥伊则尔曼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奥伊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

　　《现代哲学》。中山大学主办，曾经发表著名哲学家А.Н.丘马科夫等人的文章，中国学者李尚德等人关于苏联俄罗斯哲学的文章也多次在这一刊物上刊登。

　　《浙江学刊》。该刊主编对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兴趣很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发表有关文章。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文化》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基督教文化学刊》、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文化评论》，都是中国读者了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窗口。

　　我国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如果不算对托尔斯泰思想的零星了解，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自十月革命到现在，这一研究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研究的主要是苏联哲学，实际上即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到俄罗斯自身的传统哲学时，只强调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具有鲜明俄罗斯特色的宗教唯心主义理论，知之甚少，未予涉及。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不久戈尔巴乔夫也在苏联发动改革。在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苏联哲学不断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边缘化，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与此相应，我国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也开始了新的阶段：大多数学者的注意力转向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对苏联哲学的研究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哲学家眼界的开阔而取得重大进展，整个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面目一新。

　　先看第一个阶段。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当时中国人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有日本学者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也有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布哈林、阿多拉茨基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列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派别，对它的研究是中国人研究俄罗斯哲学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建立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体系在中国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与整个苏联哲学划上等号，得到广泛的介绍。直到1978年，这种情况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时期苏联国内以弗洛连斯基为代表的传统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深刻而又独特的巴赫金哲学，在中国根本不为人知。至于十月革命前后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境外取得的各种成就，尽管它们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无人问津。这一阶段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主要是研究苏联哲学。

　　这一阶段中国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主要工作是介绍和学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此之后，也一直把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视为自己的目标。与此相关，在哲学上，30年代苏联哲学一诞生便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本，谈不上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著作，包括毛泽东的名著《矛盾论》、《实践论》，深受苏联哲学家以及斯大林著作的影响，即使有所创新，也主要是运用并使之中国化。[2]1949年以后，我国曾在教学中照搬苏联的哲学教材，后来虽然编写了自己的教科书，但在体系上和基本精神、基本观点上还是与苏联哲学大体一致。只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与成熟，尤其是在开始“反修斗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以客观的态度研究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包括它的哲学。不过就是在这时，苏联哲学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中国仍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看，再加上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不可能有对苏联哲学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研究工作要服从反修斗争的需要，往往成为运用毛泽东有关思想对苏联哲学的批判。

　　由于以上特点，这一阶段我国在苏联哲学研究方面没有什么重要的著作问世，苏联哲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中国人把它视为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离开对苏联哲学的研究与学习，不可能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可能有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著作。此外最重要的是，影响我国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哲学突出强调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意义，虽被一些人斥为机械唯物主义，但对于长期受封建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未经深刻科学启蒙的中国人来说，意义巨大。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理性教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进而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人主要是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掌握科学理性精神的。这是这一阶段上我国俄罗斯哲学研究最主要的成就。

　　（二）改革开放以后对俄罗斯（苏联）哲学的研究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我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一方面，整个国家的发展摆脱了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点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解放思想、理论创新成为时代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学者在与国外各种新思想的接触比较中，尤其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哲学的认识；最后，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市场经济的建设，呼唤一种新的哲学也为新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界空前活跃。我国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面目一新，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一阶段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是苏联哲学，第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的现状，第三是俄罗斯传统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

　　我国的苏联哲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劫后重生。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研究的队伍急剧扩大，其中主力是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的学生，代表人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贾泽林、陈筠泉、李树柏，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克千、马积华，北京大学的王永江等。80年代中期，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其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国平、苏国勋、张凡琪、黄彧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孙慕天，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北京大学易杰雄、王东、徐凤林、金可溪，中山大学李尚德，清华大学鲍鸥，北京社会科学院邱守娟，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大渭等等。贾泽林教授上一世纪50年代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回国后从事苏联哲学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不仅自己著述甚勤，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我国苏联哲学研究的带头人，新一代的研究者无不直接间接地得益于他的指导。鲍鸥博士不但研究面广，涉及苏联时期和当今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和科技发展史，而且具有极强的活动和组织能力，为中俄两国在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领域的交流作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苏联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除上述研究者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对苏联哲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应该指出，由于老一辈的苏联哲学专家逐渐退出舞台，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苏联哲学研究对中国已经不再具有迫切意义，再加上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我国，不少人开始对苏联哲学持否定态度，我国的苏联哲学研究日趋式微。大多数研究者转向俄罗斯宗教哲学，目前坚持苏联哲学研究的只有安启念和李尚德等人。

　　1978年以后，苏联哲学在我国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相关成果具有了较高的学术品位。20世纪90年代以前，苏联哲学家凯德洛夫、柯普宁、伊里因科夫、康斯坦丁诺夫、伊利切夫、弗罗洛夫以及其他人关于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人学、苏联哲学史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更重要的是我国出现了一批研究苏联哲学的专著，其中有：贾泽林等：《苏联哲学记事》，北京，三联书店，1979；贾泽林等：《苏联当代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安启念：《苏联哲学70年》，重庆出版社，1989；安启念：《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李尚德：《苏联社会哲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李尚德：《评价与争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马积华：《前苏联若干社会哲学问题透视――1980－198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此外还有一批研究苏联哲学的论文问世。这是我国第一批苏联哲学方面的研究性论著，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苏联当代哲学》对1945－1982年苏联哲学的发展分门别类地做了梳理，材料丰富，评论恰当，出版后对于我国学术界了解苏联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联哲学70年》所概括的是从1917年到1987年苏联哲学的形成发展历史，事实上是一部简明的苏联哲学史。该书把苏联哲学的形成与演化放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考察，从而揭示了苏联哲学的发展规律，对其70年的历史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这是该书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评价与争议》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关于斯大林哲学思想的专著。斯大林曾对苏联、中国的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哲学思想曾被捧为经典，斯大林去世后受到批评，苏联改革以后更被许多人猛烈抨击，贬得一无是处。李尚德在这本著作中拒绝随波逐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斯大林多有维护。安启念还在关于苏联哲学的论文及其他著作中分析介绍了苏联哲学走向终结的经过。他的《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及其社会影响》一文指出：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人道主义化是苏联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人道主义化了的苏联哲学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以及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基础。文章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苏联改革和苏联终结的原因，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社会哲学思想放在俄罗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研究，视角独特，思路清晰，对于理解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苏联改革中大多数苏联人接受了长期的丑化苏联历史的片面宣传，对苏联抱否定态度。这使得他们对苏联哲学也失去客观公正的态度，只是简单地予以抛弃，极少有人问津。因此，我国学者对苏联哲学的研究显得弥足珍贵，其学术水平不在俄罗斯学者之下。

　　客观地讲，由于我国哲学家理论兴趣的转移，我们对苏联哲学的研究很不充分。从学理的角度看苏联哲学，人们可能认为它缺少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深刻思想，但是如果从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苏联哲学无疑非常重要。它是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间接地改变了20世纪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唯一一种人为地自觉建立、有起点有终点的哲学。苏联哲学研究还有很多事可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国学者的意见也不统一。分歧主要在对苏联哲学的评价上。有的学者，例如贾泽林，认为苏联哲学为米丁、斯大林所首创，在学术上毫无价值。另有学者，如安启念、李尚德，对苏联哲学给予高度评价。至于理由，上一节已经指出，是因为它的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是对科学理性的高度肯定，因此它在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传播，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除此而外，对苏联哲学的评价事实上涉及到对整个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评价，对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试验简单地全盘否定，显然不够慎重。

　　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现状的研究，也即所谓俄罗斯哲学的跟踪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这一领域没有得到我国哲学界的足够重视。90年代初张百春曾经写过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并得到学界的肯定，但相关研究他很快就放弃了。华东师范大学的郑忆石教授也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在这一领域工作做得较多的是安启念教授。自从1984年开始苏联哲学研究，他一直跟踪俄罗斯哲学的发展，从未放弃，90年代以来不断有关于俄罗斯哲学最新进展的论文问世。他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不少论文在俄罗斯发表，如：《俄罗斯与中国：理解问题》，载《哲学问题》2002年第2期；《奥伊则尔曼院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载《哲学问题》2004年第5期；《全球化与文明的命运》，论文集《人、科学、文明：纪念斯焦宾院士70寿辰》，莫斯科，2004；《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中国解读》，载《自由思想――21世纪》2005年第5期；《中国学者看当代俄罗斯哲学》，载《俄罗斯哲学学会通报》2005年第2期。2003年安启念出版了《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该书是一本跟踪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专著。中国哲学家对俄罗斯哲学的跟踪研究，比较准确深刻地反映了俄罗斯哲学的最新动态。

　　我国对俄罗斯哲学的跟踪研究也有明显的不足，最主要的是远没有反映当今俄罗斯哲学的全貌。我国哲学家的著作，主要涉及俄罗斯哲学中与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俄罗斯在那些与社会发展并不直接相关的领域中也有许多很好的思想，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虚拟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俄罗斯宗教哲学，等等。俄罗斯哲学家的成果极具特色，只可惜我们了解得太少了。

　　（三）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

　　在我国俄罗斯哲学研究的第二阶段，除上述两个问题外，哲学家们用力最勤成果最显著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哲学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马克思主义哲学淡出，白银时代[3]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炙手可热。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新闻出版解禁，数量众多的苏联时期鲜为人知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著作先后问世。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以其新颖的视角、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和整个工业文明的深刻批判，令俄罗斯人耳目一新，甚至心动不已。由于苏联解体使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俄罗斯宗教哲学风靡一时。

　　以往对这一哲学一无所知的我国哲学界，同样感受到了它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术气氛日益宽松，人道主义思潮逐渐兴起。自80年代起，大批国外学术著作涌入我国，俄罗斯宗教哲学也在其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很快以其新颖深邃的思想，特别是它对人的深刻关怀，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我国，从事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的主力军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北京大学徐凤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寅卯，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以及许多大学俄语系的一些学者。老一辈学者贾泽林、雷永生、安启念等也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并不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刘小枫教授，对俄罗斯宗教哲学情有独钟，除自己研究外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有人估计，我国这一领域的译著有三分之一与他的努力有关。

　　翻译出版俄罗斯宗教哲学著作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数量之多超过同时期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哲学著作。

　　这些著作主要有：

　　Н.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俄罗斯思想》 ；《自我认识――哲学自传》；《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自由的哲学》；《历史的意义》；《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俄罗斯的命运》；《论人的使命》；《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精神与实在》；《末世论形而上学》。В.索洛维约夫：《爱的意义》、《俄罗斯思想》；《西方哲学的危机》；《神人类讲座》；《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俄罗斯与欧洲》。Л.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雅典与耶路撒冷》、《基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无根据颂》、《旷野呼告》、《在约伯的天平上》、《钥匙的统治》、《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Д.梅列日科夫斯基：《宗教精神：路德与卡尔文》、《重病的俄罗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外还有С.弗兰克的《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实在与人――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社会的精神基础》、《黑暗中的光明》、《基督教思想三论》；Н.О.洛斯基的《意志自由》、《存在与价值》、《俄国哲学史》；В.Н.洛斯基的《东正教神学导论》；恰达耶夫的《箴言集》、《哲学书简》；С.布尔加科夫的《亘古不灭之光》、《东正教神学纲要》；В.罗扎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А·勃洛克的《知识分子与革命》；В.康定斯基的《艺术中的精神》；著名的论文集《路标》；А.季诺维也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Д.利哈乔夫的《 解读俄罗斯》，等等。近年来中国还出版了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巴赫金等人的文集。巴赫金的文集有三个版本，其中之一为四卷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有中国人写的，也有西方学者写的，近年来出版了六、七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翻译介绍俄罗斯哲学家的著作以外，中国学者也出版了不少自己的关于俄罗斯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张百春著，2000），该书有300个页码，全面介绍了俄罗斯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索洛维约夫》(徐凤林著，1995)，本书是华语世界率先评述俄国最重要的宗教哲学家的生活与创作的著作，该书比较全面地涉及到了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人生哲学、宗教智慧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以及关于美学的基本思想。《别尔嘉耶夫传》(雷永生著，1998)，这本书着重评价了这位最有影响的俄国宗教哲学大师的基督教人本学及其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此外还有《费奥多洛夫》（徐凤林著，1998）、《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何云波著，1997）、《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冯川著，1997）等。至于近年来我国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论文，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已经远远超过研究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跟踪研究的论文总数。

　　俄罗斯是一个文明起步较晚的民族，公元8世纪开始有文字，公元10世纪接受东正教，此后将近一千年，东正教教会几乎是俄罗斯人唯一的精神家园，只是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人才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开始文化觉醒。此时的俄罗斯尚处在前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政治生活中的封建专制和精神生活上的东正教，是整个社会的主要支柱。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突成为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也是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特征。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在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已经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宗教性是全部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秘密，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进而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一些人，如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梁坤教授，借助俄罗斯宗教哲学方面的成果研究俄罗斯文学，抓住了俄罗斯文学的本质特征，把整个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另一些人借助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俄罗斯19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同样感到豁然开朗。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为时已久，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依据，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政治领域，即使在文化领域，也局限在抽象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方面。俄罗斯宗教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入到对人的本性的分析，对文艺复兴以来整个西方文化在形而上学高度上的反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对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而且对深入认识当前的全球化运动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都大有裨益。

　　我国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第一，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工作大部分是对这一领域相关著作的翻译介绍，真正的研究远远不够。第二，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等少数人身上，而对诸如罗扎诺夫、特鲁别茨科伊、布尔加科夫、弗罗连斯基、伊林、施佩特、洛谢夫等重要哲学家关注太少。第三，对斯拉夫主义、虚无主义、欧亚主义等曾在俄国思想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思潮或流派研究不够，而十九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哲学思想基本上无人问津。

　　大规模出版介绍俄罗斯宗教哲学基本著作的阶段已经过去，研究工作需要深入。这将对研究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在“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之后我们应该看到，俄罗斯宗教哲学尽管有诸多深刻的思想，但毕竟属于前现代文化的范畴，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许多冲突之处。如何批判吸收其思想精华，为我所用，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加以注意的。

注释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版，北京，三联书店，1996。
[3] 19世纪30年代前后，以普希金为代表，俄罗斯文化群星灿烂，被称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泛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俄罗斯文化发展再掀高潮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