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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qiao 哲人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2004-10-24 【哲学在线编辑】

本尼狄克特·德·斯宾诺莎是荷兰伟大的哲学家，也近代西方哲学家中的苏格拉底，即以生命实践哲学的思想家。我曾在这样概括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体系：

“当我受到经验的教训之后，才深悟得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我又确见到一切令我恐惧的东西，除了我的心灵受它触动外，其本身既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因此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理智改进论》§1）

经历心灵的磨难和精神的探险之后，年青的斯宾诺莎发现“爱好永恒无限的东西，却可以培养我们的心灵，使得它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因此，它最值得我们用全力去追求，去探寻”。于是，斯宾诺莎便试图“引导我们犹如牵着手一样达到对于人的心灵及其最高幸福（summa beatitudinis）的知识”。（E II/ Preface）这是“哲学的目的”，也是《伦理学》的宗旨。

然而，即使斯宾诺莎的一生不是那么令人痛惜的短暂，也毕竟是有限的，这是人作为有限的存在物，作为样式所无法克服的界限。那么，有限的个体如何爱好永恒无限的东西呢？如何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臻于无限完满的境界呢？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更基本的问题：（1）永恒无限的东西是什么？它是怎样的永恒无限呢？有限的东西又是怎样的有限呢？（2）有限的存在者与无限的存在者在存在、认识和实践这三个层面上是如何沟通的呢？第一个方面是“道论”，第二个方面是“德论”，合为一部“道德形而上学”。

道论（即logos）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自表现神之本质的属性而变异为万物，其中只涉及广延属性的样式和思想属性的样式，并由直接和间接的无限样式过渡到具体的有限样式的本质和存在；二是自作为神之本质的能力而具体化为万物的现实本质，即保存自身的努力，其中只涉及身体的能力和心灵的能力。德论（即virtus）也相应地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作为样式的存在和作为能力的存在。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又是一个：德性即能力。人作为广延的样式出自两种能力斗争的张力之中，即身体的被动遭遇和身体的主动适应。身体在万物的感触、激动和作用下，或享快感，得滋养，或遭痛楚，招刑戮，或者保存自身的能力得到推进，或者个体生存的冲动遭到遏制乃至毁灭；人作为思想的样式亦出自两种能力斗争的张力之中，即充分的观念与模糊的观念，主动的情感与被动的情感之间的冲突。模糊的观念遮蔽充分的观念，被动的情感消磨主动的情感；而充分的观念的能力可以去蔽归真，而主动的情感的能力可以克制情欲。人作为身心组合无时无处不处在能力的对峙和交锋当中。广延的身体无法克服自然的共同秩序，即动静生灭的自然规律，而思想的心灵却可以步入永恒的理智形式，以清明之心、理智之爱通万物之理，臻天人之境，得享至福。如是则豁然贯通，既知身归大化乃自然之必然，心享永恒乃自由之必然，故生不忧，死不惧，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道不远人，仁远乎哉？

下面的文字选自《智慧的探险－－西方哲学史话》－－－－－－

1632年，伽利略发表了划时代的《托勒密与哥白尼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隐居荷兰的笛卡尔也赞成其中的日心说。就在这一年，荷兰伟大的思想家本尼狄克特·德·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祖先原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1492年由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迫害逃亡到葡萄牙，后来又于1592年迁至当时以信仰自由、容忍异族著称的阿姆斯特丹。

1600年西欧（即易北河以西的欧洲）人口大约有6千万（其中60－70％的男性和90％的女性是文盲），到1750年基本上超过了7千5百万，因此17世纪哲学家所居住的地方，其人口约等于今天英国和爱尔兰两岛的人口。[1]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地区在大陆的两侧，即意大利和尼德兰[2]。二者不但是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而且其文化优势亦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欧洲近代早期的艺术史所讲述的几乎完全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工作的艺术家。哲学不完全如此，但在这两个文化中心（再加上巴黎）之外工作的哲学家多少总觉得自己是乡下人。荷兰共和国的自由空气使它成为出版业的中心，许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著作就是在这里印行而散布到欧洲全境的。

阿姆斯特丹容忍犹太教，但犹太教却不容忍斯宾诺莎，因为他漠视犹太教的教规仪式，拒不执行犹太教的繁文缛节的饮食戒律，不参加犹太教的礼拜活动，而且，据说他公开对人讲说他不相信灵魂不灭，否认天使存在，主张上帝是具有广延的存在。斯宾诺莎并非不信仰犹太教，但他信仰的犹太教的上帝却是一个理性上帝。他接受了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Bruno, 1548－1600）的思想，上帝与自然是同一的；他也赞成伟大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1204）的观点，在《圣经》中，无论哪一节，只要表明它与理性相冲突，那么就必须重新予以解释，以便使它与理性相一致；他尤其重视笛卡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实体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思辨体系。

犹太人的王国早已败亡，维系和约束犹太人的是犹太人公会，公会的首领无法容忍斯宾诺莎离经叛道的渎神言论，但最初仍然试图让这位昔日的“希伯莱之光”回心转意。当希望最终破灭之后，他们将24岁的斯宾诺莎开除教籍，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惩罚：“我们咒逐、孤立、憎恨和咒骂斯宾诺莎……主将永不饶恕他；主将对这个人表示愤怒和给予惩罚，并使他领受《摩西律书》所载诅咒的所有灾祸；主要在普天之下毁他的名；并且对于他的堕落，主将按照载入《摩西律书》中的苍天之下的所有诅咒把他逐出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族。我们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与他交往，不得对他表示任何好感，不得与他同住一屋，不得与他同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得读他著述和书写的任何东西。”

面对如此残酷的诅咒和惩罚，斯宾诺莎坦然而从容，因为他有强大的内心资源，他对上帝、自然和人类的理智之爱绝非尘世的口舌是非所能动摇。斯宾诺莎被逐出了犹太社群，却被送入了整个人类的怀抱；人生的磨难塑造了伟大的思想。

当我受到经验的教训之后，才深悟得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我又确见到一切令我恐惧的东西，除了我的心灵受它触动外，其本身既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因此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恶的产生，都是由于一切快乐或痛苦全都系于我们所贪爱的事物的性质上。因为凡是不为人所贪爱的东西，就不会引起争夺：这种东西消灭了，不会引起悲伤，这种东西为人占有了，不会引起嫉妒、恐惧、怨恨，简言之，不会引起心灵的烦扰。所有这些心灵的烦扰都起于贪爱前面所说过的那种变幻无常的东西。但是爱好永恒无限的东西，却可以培养我们的心灵，使得它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因此，它最值得我们用全力去追求，去探寻。[3]

德国文学家海涅评价道：“斯宾诺莎的生涯没有丝毫可非议的余地，这是可以肯定的。它纯洁、无疵，就像他那成了神的表兄耶稣基督的生涯。而且有如基督，他也曾为了自己的学说而受苦，并像基督那样戴上了荆冠。”[4]为了维持生计，斯宾诺莎以磨制镜片为业。这是他从犹太入学校里学来的一种手艺，因为每个年轻的犹太人都要学习一种手艺以作将来谋生的手段。但也正是这一工作，不仅辛劳，而且要吸入大量粉尘，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最终导致他英年早逝。

这样的人不会缺乏真诚的朋友。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他身边，成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哲学小组。1660年，斯宾诺莎离开了喧嚣的商业城市阿姆斯特丹，迁居宁静的莱茵斯堡。在这里，他潜心著述，为朋友们写下了《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笛卡尔哲学原理》，还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写下了《知性改进论》这篇未竟的导言，并开始构思他的代表作《伦理学》。这时的斯宾诺莎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与当时主要的学术圈子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并与比他年长17岁的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堡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1663年，斯宾诺莎迁居伏尔堡，集中精力撰写《伦理学》。但这时，荷兰的政治和宗教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张建立君主制奥伦治皇族与以德·维特（De Witt）兄弟为代表的共和派之间发生了争执，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也受到了威胁。斯宾诺莎认为有必要驳斥普通神学家的偏见，使宗教信仰无碍于哲学的探讨，他也需要洗刷连续不断地加在他头上的无神论的罪名，并竭尽所能保护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以免遭受专制者和牧师们的肆无忌惮的损害。他中断了《伦理学》的写作，转而撰写《神学政治论》。1670年，《神学政治论》问世，斯宾诺莎在谈到该书的写作目的时，不无自豪地赞美他的荷兰共和国：“我们幸而生于共和国中，人人思想自由，没有拘束，各人都可随心之所安崇奉上帝。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我有鉴于此，欲证明容纳自由，不但于社会的治安没有妨害，而且，若无此自由，则敬神之心无由而兴，社会治安也不巩固。我相信我做此事，也非无益之举。”斯宾诺莎认为，思想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德行，对于科学与艺术是绝对必须的，不能禁绝；因此，真正扰乱和平的人是那些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想方设法削减自由的人；而且强制言论一致是不可能的，给人以这种自由对于公众的安宁、忠诚、以及统治者的权利来说，非但无害，反而是维护。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必须的。

《神学政治论》主张将理性与信仰分开，依理性去解读圣经，这引起了正统派和神学家的猛烈攻击，斥之为“一个叛逆的犹太人和魔鬼在地狱里杜撰而成”的无神论著作。斯宾诺莎为了避免危险，于1670年迁居海牙，得到荷兰省长德·维特的保护。此时正值英法两国对荷宣战，一支12万人的法军入侵毫无戒备的联省共和国，德·维特与路易十四的和谈未能成功，保皇派和加尔文教派利用这一时机立刻展开了一场支持年轻的奥伦治公爵、反对德·维持的斗争，他们在1672年煽动暴徒闯入海牙一所监狱，把当时正在那里探视他兄弟的德·维特连同其兄弟一起杀死。斯宾诺莎闻知这一暴行，义愤填膺，置生死而不顾，立即写了一张“野蛮透顶”的标语，欲张贴街头，伸张正义。不过由于房东及时发现，恐他遭到暗算，将他锁在家里不让外出，才免于不幸。然而，痛定思痛的斯宾诺莎在最后一部未竟之作《政治论》中，对政治体制做了更为务实的思考，论证了如何使之不蜕变为暴政，公民的和平和自由不因之而受到损害的问题。

这时，斯宾诺莎的盛名和“恶名”皆已名满天下，据说他当时在海牙如同名胜古迹一样，凡游历海牙的人无不以瞻仰斯宾诺莎的风采而为荣幸。1673年2月，普鲁士帕拉廷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亲王，正如他的姐姐瑞典女王伊丽莎白眷恋笛卡尔一样，也敬佩斯宾诺莎的哲学天才，派人给斯宾诺莎写了一封信，聘请他到海德堡大学任哲学教授。斯宾诺莎对这一邀请最初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他能公开讲学的好机会，但后来一想到邀请书中说“你将有充分的自由讲授哲学，深信你将不会滥用此种自由以动摇公共信仰的宗教”，他犹豫了6个星期，最后他以“我不知道为了避免动摇公共信仰的宗教的一切嫌疑，我的哲学讲授的自由将被限制于何种范围”的答复，婉言拒绝了这一邀请。[5]

1665年，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完稿。这部经过14年精心撰写的哲学经典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它采用了几何学的写作和论证次序：定义、公理、公设、命题、绎理，每一个证明都以Q.E.D.（证迄）结尾。斯宾诺莎说：“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6]斯宾诺莎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几何学只需要若干定义、公理和推理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严格而完美的演绎体系，从而成为其他知识所效法的范本；另一方面，在斯宾诺莎看来，几何学的展开过程与世界的逻辑结构之间有某种形式上的同构，世界可以“由神的本质的必然性推出”，在形式上，这种推理关系是从根据到后果（ground-consequence），而在实质内容上，则是知识论的，其推理关系是从原因到结果（cause-effect）。当然，斯宾诺莎的初始定义和公理与几何学的完全不同，它们不过是带着这样的面具的命题而已。虽然如此，《伦理学》以其形式上严格而和谐的层层推进，而令人叹为观止。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把《伦理学》区分为两种并列的叙述方式：一是命题、证明和绎理构成的连续的链条或波浪，另一个则是由附释构成的断断续续的线索。前者无情地强迫我们的头脑按照它的因果链条推进，而不必考虑它们的实际后果，与任何个体的状况无关，只需要我们心灵的思辨；而后者则仿佛是一座座火山，充满了心灵的激越和欢乐，与痛苦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实践斗争，于此山观彼山，从一个附释跳至另一个附释，揭示出冷静的理论活动背后的激动人心的实践意蕴。[7]

与笛卡尔寻找上帝存在的分析思路不同，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是从上帝或神这个绝对无限的实体展开的。他提出了一个令他毁誉交加的伟大命题：神即自然。在永恒的秩序下，从理智的角度看，自然即神，具有绝对无限的神性，它以自身为原因，因此是自因（causa sui）的惟一实体，不假他物即可独立自存；而在绵延的（时间性的）秩序下，从经验的角度自然表现为各种样式（mode）。样式是从神的属性的变异，或者说是以不同形态在表现神或自然这一绝对的惟一实体。广延和思想是能够为我们所知的神的两种属性，人的身体和人的心灵就是分别表现这两种属性的样式。

笛卡尔的二元论在身体与心灵、物体与思想之间劈出了鸿沟，而斯宾诺莎则要弥合这条鸿沟。广延和思想是神的两种属性，也是我们认识神或自然的两种方式，二者是平行的；广延的样式（身体）与思想的样式（心灵）之间也是平行的。身体的感触、激动在心灵中具有与之相对应的观念，身体的情状便是心灵中的情感。也就是说，无论是世界还是人，我们都可以从两个平行而对应的方面去加以描述和理解，既可以是物理学的，也可以是心理学的或观念论的。

斯宾诺莎的论证思路是围绕观念与情感之间的斗争而展开的。人既然是神的变异，为什么人不是生而自由，依本性行事，自充分而恰切的观念开始理解呢？这仿佛是一种神义论的质询：为什么在神的光芒普照之下，还有罪恶和痛苦呢？因为人是思想的样式与广延的样式，即心灵与身体的统一体。当身体在物理学的规律下与外在物体发生作用的时候，在心灵之内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即情感（affectus），而它的形式或本质是一种被动的、模糊的观念，它之所以是被动的，乃是因为身体必然被动而偶然地遭遇外物的作用，而这种偶然遭遇是混乱无序的，因此在心灵中的对应观念亦是模糊的。这是人类生存的实际境遇，模糊的观念是最原始的观念，它不但是错误的根源，而且是“喜怒哀乐，虑叹变蜇，姚佚启态”（《庄子·齐物论》）等被动的情感、心灵的奴役的根源。由此，虽然身心平行，各不相属，但又建立起观念与身体的本质、身体情状与心灵情感的直接对应或沟通，避免了松果腺一类“以神奇的性质来解释隐晦的事物”的虚构观念；又由于身体的情状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心灵的德性就在于克制情感。因此，如果人试图解奴役而任自由，去伪存真，必须以充分而恰切的真观念克服被动的情感，产生主动的情感和主动的行动，而这正是理智的能力、人的德性之所在。当理智在永恒的形式下理解人和世界，它必定会升华为对神的爱，而通过这种理智的爱，我们便能臻天人之境，通自由之途。因此，模糊的观念必须被充分的观念所取代，被动的情感必须被主动的情感所克服，偶然的遭遇必须被必然的行动所战胜，波动的能力必须被永恒的能力所征服，胜利属于理智的能力，归于对神的理智的爱。这就是《伦理学》的主旨；因此，这部形而上学著作被称为《伦理学》。

1677年2月21日，斯宾诺莎终因肺病而过早逝世，终年45岁。罗素曾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8]但斯宾诺莎的哲学则可称为一座迷宫。在他死后，迷宫中出现了众多的斯宾诺莎形象：有神论者毁之为邪恶的无神论者，致使斯宾诺莎在死后的近百年间被否定，被漠视，而泛神论者则誉之为“令神陶醉的人”、“最具基督品格”的人；诗人们在其中品味出宇宙的欢歌和心灵的宁静，而改革者则偷运出他与迷信搏斗、批判性的解读圣经的军火。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非议和诋毁之后，斯宾诺莎终于得到世人的承认和爱戴。也许海涅的话代表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观点：“我们所有的哲学家，往往自己并不自觉，却都是通过巴路赫·斯宾诺莎磨制的眼镜在观看世界。”[9]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施莱格尔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众所周知，莱布尼茨让斯宾诺莎给自己配眼镜，这是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哲学惟一的一次交往。但愿莱布尼茨也让斯宾诺莎为自己装一双眼睛，以便能从远处窥探哲学中他不认识而斯宾诺莎却熟谙的地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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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p. 9. 但同时大学入学率非常高，超过1950年代的英国。大学入学率与文盲率的“双高”，显然是由于基础教育不普及所致。

[2] 荷兰（Holland）在当时是尼德兰（Nederland)）的一个省份，尼德兰在荷兰文里本是“低地”的意思，意指当时隶属于西班牙的莱茵河下游地区的一些水位低的省份，直至1588年北方七省取得了独立、成立联省共和国后，为了同南方仍隶属于西班牙的尼德兰各省区别开来，北方七省的联省共和国有时在口语上简称为荷兰。当时荷兰省无论在人口、财富和对外关系上，都是首要的省份。

[3] [荷]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18-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 [德]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载《海涅选集》，2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 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48－49页，人民出版社，1993。

[6]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 Gilles Deleuze.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0. p. 342-350.

[8]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9] [德] 海涅：《论浪漫派》，载《海涅选集》，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 [德] 施莱格尔：《雅典娜神庙断片集》§270，103页，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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